2010年有两个文本令我震动与反思。一个是青年批评家梁鸿发表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的长篇非虚构文本《梁庄》(单行本《中国在梁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另一个是青年作家李洱发表在《作家》第13期上的 《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这两个文本都是“越界”写作，评论家梁鸿创作非虚构长篇；作家李洱挥就机锋闪烁的驳论文章，而且两者都成为本年度备受业内关注的重要文本。
梁鸿的《梁庄》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故乡”河南穰县梁庄——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她既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也是一个体察者与思考者。阅读《梁庄》，令人既感动又沉痛，梁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乡村的场景，那些人物、故事与命运是如此真实痛切，又如此触目惊心，残酷得让人们不忍正视，却又不得不正视。我们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疼痛与煎熬，她的目光、她的体悟与忧思、她的文学立足点。当下的书写(创作与批评)太多满足于高蹈、小我与象牙之塔，从而忽略写作者的立足点，忽略当下现实，忽略写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然而，生活在当下，却不关心我们的时代，或说不了解我们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与盲点。作为青年学者和批评家，梁鸿敏锐地看到这种误区，“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梁鸿《从梁庄出发》，以下引文同此)。她困惑自己每年都返回故乡，然而只有当她住下来半年之久才发现：自己熟视无睹的故乡，居然潜埋着如此多的或温情或冷酷的血淋淋的真相。她因这一困惑而书写，并以自己的书写见证这个时代。
梁鸿这次“越界”的写作，除了对自己的虚构生活不满外，也许还来源于以下两种不满。首先是对当前文学作品的不满，尤其对乡村写作的不满，不满他们对现实的悬空，不满它们与现实、与人心的无法对接。不满之中，梁鸿摒弃了温情脉脉与概念化的东西，直面那片土地及在那里生活的人们，直接拿起笔，写出她所认识的“真实”， 完成了一个非虚构的文学实践，创作出如评论家李云雷所言“一个在我们惯常的文学标准之外的《梁庄》”、一个本该出现在作家笔端的叙述。其次则是对自身评论工作的不满，文学评论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与社会现实隔膜度更深。而《梁庄》的写作方式使梁鸿摆脱了羁绊，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批评文本的内在循环；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梁鸿所做的半年的田野考察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但与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并不是照相式的分析与纪录，而是深深地投入了她的情感与自我。它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作者所关注的不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对农村(“故乡”)整体状况的考察，因而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并以开放式的结构使作者与乡村、与人物、与读者沟通，展现了一个中国村庄的全貌，以及乡土中国的症候和中国式的悲哀，并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我们的心。梁鸿坦言，在写作过程中，她进行了很多理论准备：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国外政治学。但在写的过程中，面对脚下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真的用不上。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用理念建构一个乡村生活，最后只能放弃理论”。“我呈现的只是一种困惑，对乡村生活的叙述，如果能把他们的乡村生命叙述出来，我就很满意了”。梁鸿完成了她的初衷，即“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梁鸿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或说批评家以知识、概念、“思想”作茧自缚的精神状态，也给只读知识性著作而忽略生活常识、忽略当下原创的经典主义者是个警醒，这样的写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知识分子灌注了一种生气和力量。这种力量还来自贯穿其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比如乡亲对乡亲、乡亲对村干的直言不讳，尤其她父亲对村庄干部的批评，这都需要相当的勇气。这也体现了梁鸿对“良医”精神与“良相”精神的一种努力与张扬。面对当下生活，我们既需要技术(学术)能力与专业精神的“良医”，也需要关注现实与担当精神的“良相”。鲁迅是这二者高度结合的范式。“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中国大多数文人的理想。具体到文学，提升文学的表现力，坚守文学的专业精神，便有了“良医”的能力；同时又能关注现实，忧国忧民，勇于担当，便有良相的情怀与精神。也许，这是对以审美功能为主的文学过高的期许，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求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拥有这两种功能，在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标准和前提下，在一种有机的、稳定、多元、包容、开放的文学评价标准体系中，我们是否应该拥有更多富有理想的勇于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我们是否不应该忘却我们这一脉文学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看家本领。
也许这便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是文学表现中有价值的路径之一，富有启示意义。普鲁斯特说“一部作品并非出自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我’的产品，而是出自一个更深刻的‘我’”。尽管，梁鸿返乡的情调有点浓，叙述也还相对粗糙，但《梁庄》是日常的“我”潜入生活了20年的故乡深处再回到文学后，发展为更深刻的“我”所创造的。这个日常与深刻的结合，便是现实与理想的相会，是写作者立足点与表现力的相生相应。
另一个文本是青年作家李洱的《关于赵勇教授<顾彬不读中国当代小说吗？>一文的回应与说明》。本文也许来自李洱的不满，面对持续一年多时间，由“顾彬论”而引发的热论中，李洱忍不住想告诉国人真相，告诉我们他所了解的顾彬。李洱的这篇文章不仅明晰思辨、诚恳绵实，而且庄严畅扬。我以为有了李洱这篇文章，再去论说“顾彬论”显得多么的可笑与无意义。
问题在于，全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作家何为？批评家何为？学界何为？我们什么时候才不会因为一个不怎么读中国现阶段小说的汉学家说我们的文学是垃圾，就真把我们的小说当成垃圾了，或者来回不停论证，或者来回自己与自己争论？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保有文学的自信心与判断力？一如李洱所言：“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对自己的创作保持足够的清醒，那它确实很容易跟在汉学家的屁股后面走”(《阎连科的声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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