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北大评刊(2009年第四期)(10)

  《山花》第七期的“都市书写”的篇目是吴君的《樟木头》(短篇),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毕飞宇的《推拿》,它们同样都是表现的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城市如深圳、广州等地的特殊职业的底层人群。当然《樟木头》是个短篇,没有办法和《推拿》进行比较,但小说中对打工姐妹间既相互依靠,翻起脸来又是极尽心机的微妙的心理的描写还是细腻而深刻的。这样的小说也许并不能说是多么好,多么新,但至少它同《推拿》一样,提供了一个我们了解那个人群和反观人性的契机。相对来说,关于对现实的表现,《西湖》第7期的新锐巴克的小说可能离我们更近一些。《热夏》(短篇)故事与经验有一定的新意:分配到小工厂的大学毕业生李岩,与怯懦、粗俗的农民工们吃住在一起。炎热的夏季与挥霍不完的精力让他感到寂寞、优越与饥渴,因此与农民工汪根的妹妹汪霞发生了一触即发又无疾而终的暧昧关系。仅仅几个白天与夜晚,优越感与失败感、羞怯与饥渴、得意和厌恶、冲动及懊悔这些三三两两出现的情绪使他既大胆冒进,又临阵脱逃,随后则是再一次的冒进与退缩。小说结尾处李岩遭汪根调侃时的脸红与咒骂在暗示读者,其实大家都早已忘了那仅仅持续几天的荒唐。并非每个作者都有耐心与慧眼去经营这份倏忽即逝的思虑与欲念,但小说用笔过于平实,大大削弱了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我们虽然不赞成过于花哨的形式,但剑走偏锋,摆向另一个极端也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这一缺陷在巴克另两个短篇《忽悠》和《第一份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令人大失所望。小说一篇描写银行职员在催债过程中爱上了债主的女儿,另一篇则写一个落魄大学生无意间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却成了高利贷的帮凶。两篇小说平淡无奇,实在令人提不起兴趣。

  《山花》第八期的两篇小说——“先锋之旅”选的何小竹的《女巫词典》和“都市书写”所写的巫昂的《轻轨附近的猫》,两位作者均是诗人出身。有趣的是前者是男诗人写“女巫”,后者则是女诗人以男性口吻来表现中年男人略显有些暧昧、有些乏味的生活。两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小资情趣,“女巫”实际上是男作者视角中的有点矫情地小资女性形象的投射,在形式上虽然是“词典”的形式,但其实一点都不先锋,但对于没有读过何小竹“女巫”系列小说的女性读者而言,倒也不是一点趣味都没有。《轻轨附近的猫》对于中年男作家与女招待、情人和女学生崇拜者之间的三种游戏关系处理得颇为到位,或心血来潮地搭讪、或心照不宣地若即若离、或半真半假地敬而远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容易受到男性读者特别是男性知识分子的欣赏。

  《山花》第八期还有一篇“网络民刊选萃”,冯与蓝的《如同穿越无人之境》,作者直面大学生的新鲜经验,S大学里貌似独行女侠的“我”与众人格格不入;反过来,“我”因此在P社团、D老师、男朋友甚至单恋对象G老师的世界里屡遭忽视,永远不被认可。“封闭”与“忽视”本可狠狠触碰同代人内心的伤口,然而过分强大的叙事人一开始就陷入无休无止的玄想与貌似深刻的议论,这些不痛不痒的语流淹没纸面,恰恰又“封闭”了那些好不容易撕开的赤裸经验。小说因而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对于校园生活这种无奈感的描写也显得总像是隔着一层似的,有点不知所言的感觉。

  其它,《山花》第七期“实力”栏赵柏田《万镜楼》(短篇)同样暴露出了观念的陈旧与贫弱。叙事人以《西游补》作者董说的名义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孙悟空在镜楼中困于情魔的故事,与此互证的是董说本人一次又一次反复重写的他耽于梦境、香料、书籍的经历。小说家不断炫示古典文字的功底,试图让董说与孙悟空形象、叙事主体与被叙客体逐渐叠化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诗意。兜了这么多圈子,也只是为了论证“色即是空”的陈旧结论。墨人钢的《人体指环》(短篇),比照毕飞宇的《推拿》可知其对盲者的书写流于公式化。高君的《单拐》(中篇)同样涉及残障体验与底层生活,然而作者对“惨”与“恶”的刻意追求并不自然。何玉茹的《夜深沉》(短篇)只是国企衰微背景下的都市传奇,从人物情节到主题都显得轻飘。张学东的《等一个人回家》(短篇)讲述一则常见的故事:祖父因为韩老七的死而耿耿于怀,最后发疯;然而他与“韩老七”究竟有何恩怨纠葛,小说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姚鄂梅的《面红耳赤》(短篇)中年女性家庭危机并与逃犯坠入爱河、最后甘守狱外的离奇故事因为缺乏精微的生活细节而彻底丧失了真实感与感染力。朱宏梅《折断的阳光》(短篇)的叙事视角在裁缝店老板阿六、太太盈衣娘与女儿盈衣流转,小说在四节之后才第一次将重心转到盈衣身上,方才展开就匆匆收笔。吕成品的《无话可说》(短篇)试图以陈美丽被误认为精神病,随后是被强奸、自杀乃至丈夫黄守义的寻找、控诉、入狱、入院为线索,控诉社会机制的残暴荒诞以及人心的冰冷险恶。可惜作品开端陈美丽被误诊为精神病的逻辑起点显得勉强,此后的步步推演也因急于求成而存在诸多逻辑断裂。

  《山花》2009年第7、8期推荐篇目:空缺
  《西湖》2009年第7、8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小说选刊》

  徐勇
                                                                
  在这一期的《小说选刊》(第7期)中,王庆利的中篇《找驴》(《山东文学》,2009年第6期)和方远的中篇《神龟出没》(《时代文学》2009年第5期)在结构上颇为相似,都在一种“寻找而不得”的框架内展开对历史和现实的叙述及思考。《找驴》叙述了一个叫大个的农民刚买的一头驴被同村的混混渠鹏 “抢”走而后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找寻的故事,而《神龟出没》则叙述了因暴雨过后一只百年老龟的出现而引起的考证/找寻其源头的故事。《找驴》中,简单的故事背后其实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个终其一生所要寻找或讨要的并非那头被抢走的驴,而毋宁说是在讨要对无常的历史变动的一个追问:真正的革命英烈(如老卢和马县长)反不若投机分子(如渠鹏)更能在历史的变局中全身而退,这到底是历史的不义还是人为的罪愆?而在《神龟出没》中,随着对百年老龟考证的层层推进,一段尘封近半个世纪的爱情被凸显出来,原来所谓百年神龟所象征或包含的其实乃不变的爱情而非现实无常的闹剧。在历史、现实和人物的对接中,《找驴》表现对故事人物及人性有更深的理解,因而也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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