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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评刊(2009年第四期)(12)

  另外,如刘涛的短篇《打我一个耳光吧》(《青岛文学》,2009年第7期)和次仁罗布的短篇《阿米日嘎》(《芳草》,2009年第4期),虽然表现的题材和写法不尽相同,但在对生活的挖掘和感受方面存在有明显的不足,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徐勇
          
  在第7期中,《招惹》(季栋梁,《清明》,2009年第3期)是一篇很沉重的小说。季栋梁是一个用心颇深的作家,他善长于描写农村中权力关系的变动及其引起的人事复杂微妙的感觉,其看似平淡的叙述背后往往能见出作者苦心孤诣的经营和布局,如短篇《吼夜》(《朔方》,2009年第6期)即此。小说中,野老头一家离群索居住在沟底本想求得远离纷争的日子,但自己家的羊还是被偷得只剩六只,他来到派出所报案,结果却使得自己的困境越陷越深:民警非但不尽力破案反以办案为由来到野老头家索吃羊肉,丢失的羊非但不能找到而自家的羊反更见其少,绝望之下,他只能把仅剩的一只寄存到女儿家圈养。但问题是如果那只仅剩的羊生出了四只羊之后,还能继续寄养在女儿家吗?如果不能,那又能怎样呢?显然,这即作者所意在表现的“三农问题”和农民的卑微之类的命题。而小说《招惹》之不同凡响,就在于他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写出一个农民家庭的悲剧式的命运,其悲剧的造成既是他们的性格使然,更是历史的变动和家族的纠葛在农村权力关系的错位引发,若此,仅靠“三农问题”的解决就能迎刃而解吗?是耶非耶?

  现实其实从来关乎历史,这在周绍义的《复活》(《时代文学》,2009年第5期)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小说叙述了齐阳油田为一老领导多年的夙愿而复活已成历史的夫妻井的故事。反讽的是,“复活”后的夫妻井非但不能复活历史上曾有的信仰,反成为今天作为奇观体验的旅游景点,商业已然侵入到广阔中国的各个角落,即使是荒凉偏远的内陆也不能幸免。小说叙述者虽然精心设置了一个离去来的结构,借以表达对这种侵染的忧虑和对未来的希望,但历史不会重演,任是作者也不得不承认,小说也在这种预设的主题下左右摇摆,充满矛盾。如果说历史是因为其曾经确有其事而显得格外厚重的话,孙方文的小说《把梳子卖给和尚的几种理由》(《天津文学》,2009年第5期)却在试图还原历史的叙述过程中迷失了自己,而其表现出的先锋性也在这种叙述的模棱两可中被耗尽。

  官场向来被认为变幻莫测波诡云谲,人的本性也在这种复杂的空间中尽显无遗显毫毕现,丁邦文的小说《唇齿》(《清明》,2009年第3期)显然也是此中之作。小说叙述了一个叫黄一平的秘书为领导冯开岭的升迁费尽心机到头反成牺牲品的故事。其表面虽一再表明或肯定官场中领导的升迁荣辱与秘书息息相关式的唇齿关系,其实自始至终都在暗示我们,所谓唇齿既可以是唇亡齿寒,也可以齿咬唇破,而这毋宁说乃领导艺术之一种,其能让秘书在这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关系中获得一种想象性的满足并耽溺长久不能自拔。小说虽然自始至终在写黄一平的聪明能干和善于经营,其实乃意在写冯开岭的精明狡猾和极深的城府。冯本秘书出身,深谙秘书之此道而又能反过来熟练地驾驭自己的秘书,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在他身上可见一斑,因此,与其说小说是以唇齿比喻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毋宁说是以此嘲讽了这种关系。

  如果说小说《唇齿》的叙述及结尾还多多少少有点意犹未尽的话,那么同为写作官场的杨少衡的小说《龙首山》(《芙蓉》,2009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第8期),其结尾则表现得更为内敛和深刻。一场台风成就了副县长刘克服,最后也因一场台风而把他推向失败。表面看来,刘克服的升迁都系于天灾,其实人灾乃真正罪魁祸首,是官场的无常和其中利益的纠葛始终操控着这一切,而维其让人难以判断和犹豫的是,即使是刘克服这样一个肯干而愿意干的官员,其行为本身也很难以用好坏加以评价,其锐气的背后其实是武断和冷酷无情,或许只能以丰富的个性概况更为恰当。与其说刘克服的个人悲剧是时运不济,不如说是官场对个人丰富性格的某种压制,官场可以造就性格分裂的奇怪人格却不能容忍人性的丰富的一面,这到底是个人的悲剧还是官场的悲剧?我们不得而知。在第8期中,王方晨的《乡村案件》(《长江文艺》,2009年第6期)描述了一个乡村村长离奇失踪的故事,但由于故事叙述视点的游移不定,谜底未能完全揭开反使叙述显得有些前后失重不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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