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北大评刊（2009年第四期）(11)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新榜 等
2012-09-28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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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学文是近期比较活跃的作家，除《挂呀挂么挂红灯》（中篇，《北京文学》，2009年第6期）之外，还几乎同时发表了《虬枝引》（中篇，《中国作家》第6期），前者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底层”的故事：一个叫白乐的农民为还债和躲债东奔西走。苦难和卑微并没有压倒白乐和他的老婆，反而使他（她）们在一种乐观的态度中得到升华。小说在表现对底层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方面类似贾平凹的《高兴》，而与《高兴》在巧合和喜剧性的情境中呈现对底层的想象不同的是，胡学文笔下的人物（不限于此篇）似乎总会被某种偏执的信念推动和牵引着，其人物悲剧性的处境也因之而被凸显。从这点来看，胡学文显然没有完全摆脱其小说创作中形成的叙述逻辑，而在生活逻辑的表现上则显得不够充分，而这似乎也正是底层写作更重要的。同是写作底层，陈年的短篇《胭脂杏》（《阳光》，2009年第6期）写得别开生面耐人咀嚼。一个是看澡堂子的陈小手，一个是矿井上开理发店的胭脂，因为命运的捉弄，两个萍水相逢的人走到了一起，并在彼此的依存中渐渐产生了爱情。命运的不义并不能泯灭或磨平两个底层善良之辈对人生的期翼，他（她）们虽位卑言轻但不乏人性的美好动人处，而也是靠这仅有的对生活的期望，才使他（她）们免于沉沦而终必获得重生，小说的结尾胭脂怀着陈小手的骨肉来到他的面前即已表明凤凰涅磐似的重生。这篇小说其动人处即在于，其写底层的酸甜苦辣而不耽于给予的俯视式的同情，叙述者似乎已融入到主人公之中，其叙述及语调能在主人公相互间的言行举止中自我呈现，止于当止处，行于当行处，把握得十分到位，读后令人唏嘘不已。

　　甘铁生的中篇《鸽仙》（《芒种》，2009年第7期）是这一期中颇有争议的作品。小说叙述了一个叫万海的养鸽高手的奇异经历，他通过进入鸽子梦境的办法来操纵鸽子的行止，以此试图完成自己的雄图大志，但终因妇人之仁和心术不正而前功尽弃，曲终“鸽”散，自己也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若联系作者的自述，这种进入鸽子梦境的叙述其实乃作者借来的“柏修斯的盾牌”，其意在于折射或表达对人世/现世的看法：万海试图通过食梦的方式控制鸽子，最终反被鸽子算计，鸽子的世界自有其自身的逻辑，逆之终将自食其果，何况人世乎？小说中道家的味道十分显然。以此观之，小说中张老和万海之间角色配置无疑是为表现道家观念设置的，难免影响小说的艺术效果。此外，这一期中徐岩的中篇《遥远的渔场》（《红岩》，2009年第4期）虽取自黑龙江某地方的县志，但经作者道来也颇为感染动人，只是作者在处理这些地方史志的记载时缺乏与之必要的对话，终只能让这些曾经活泛的记载再度失落。白天光的短篇《一九二七年的列巴》（《作品》，2009年第6期）颇有异域传奇的味道，而杜文娟的短篇《月亮弯弯》（《鸭绿江》，2009年第6期）其虽写得幼稚，但也正是这种幼稚，真切地表达出汶川地震灾区人民在面对灾难时的那种不屈的乐观精神和融融的亲情，读来让人动容。
  
　　在第8期中有两个中篇小说——孙春平的《鸟人》（《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4期）和曹怀新的《北京的月亮》（《山东文学》，2009年第7期）——都涉及到一个向来很少为人关注的问题，即老年鳏夫的情爱伦理问题。小说故事中的两位老年鳏夫分别来自城市和乡村，一个（前者）玩起了妓女而后染上性病住进了医院，另一个（后者）则被现代都市的花花绿绿目迷五色和家中保姆关系十分暧昧，两篇小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老年鳏夫的生活状态，但叙述者对此却是态度犹疑甚至充满了嘲讽，客观上影响了小说反映生活的深度。此外如王新军的中篇《少年的戈壁》（《飞天》，2009年第7期），与《北京的月亮》一样，都包含着叙述者对城市现代文明和乡村文明的某种思考。《少年的戈壁》叙述了一对男女农民先后走向城市的故事。王石头和王春麦显然已经不同于那些老式农民，他（她）们被现代文明的气息吸引着，渴望走出乡村，但当王石头有机会留在充满诱惑和使人堕落的城市时，他更宁愿呆在简单但却淳朴的戈壁，而就在王石头的退却的同时，王春麦却义无反顾地远走中国现代文明的前沿——南方，其何去何从令人堪忧？ 如果说《北京的月亮》还多少带着对乡村文明的美好想象的话，那么《少年的戈壁》则表现出既对城市文明也对乡村文明的某种程度的双重批判和反省，所谓“少年的戈壁”——这一个人的世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表现出其强烈的悲剧性色彩。

　　召唤的中篇《芦花白，芦花飞》（《朔方》，2009年第7期）描写的是江汉平原一带共妻的陋习。性的压抑和饥渴虽然是小说中人物间争斗的原动力，但所谓人性其实也能在性的考验和煎熬中得到升华，人/性原来可以理解为“性”因人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里快的中篇《神笛》（《草原》，2009年第8期）是一篇草原题材小说。不论作者初衷如何，小说叙述中存在的预设的理念无形中限制了小说丰富性内涵的呈现，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本期《小说选刊》中较为特出的是徐则臣的短篇《雪夜访戴》（《山西文学》，2009年第7期）。小说取材自《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事，加以敷衍而成。显然，这是一种“故事新编”式的写法，其微妙处就在于“故”与“新”之间的对话，而不是“故”事之重演。小说《雪夜访戴》也存在这样一种对话关系，其中古人旧事常常是一个道具，尽可以得鱼忘筌，充分发挥叙述者的想象力，而叙述者则在这种这重写中表达或暗藏着对现实人生的某种思考。小说在重写故事的同时，也重写了故事发生的语境，表面看来，小说最后显示的是王献之的虚伪狡猾，但其意却在今人，因为显然，其虚伪反讽的性格并非出现在古代的语境而是在今天。可见，在小说中存在的两重对话关系，不维表现在故事和新编之间，也表现在古代和当今的语境之间，因此，与其说叙述者真正想表达的是对所谓魏晋风度这样一个既成定论的重写或颠覆，不如说是通过这种重写以表达对当今之世的某种忧虑和批判。此外，在小说中还存在另一重对话关系，即虚构和似真之间的对立。《雪夜访戴》与鲁迅的《故事新编》之明显不同的地方，还在于小说中时刻突出叙述及叙述人的痕迹，如“该如何描述”等语，这些无疑已显示出小说虚构的本质。如果说“新编”还意在表达对人生现实的某种反思或深思的话，那么这种通过突出叙述的痕迹以揭示虚构的本质，则又在另一个层面颠覆了这种深思，其结果是，小说一方面在建构某种意义另一方面又同时解构了它，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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