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2009年第四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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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纹》把故事讲得好看，但是故事太老。《广州小说三题》（鲍十，短篇）在一定程度上恰恰相反，它提供了相当素朴而真实的经验。三题小说，每一题都讲述一位老人的故事，以短小的篇幅浓缩这老人的命运遭际，故事的密度就非常大，情节显得结实。但问题在于其叙述过于素朴，从小说的角度来说，这三篇文章缺少某种基本层面的艺术自觉。读来更像是采访手记，而不是小说创作，语言也欠凝练经营，使得故事本身的韵味损失泰半。同样这些故事，若能以汪曾祺或孙犁那样的笔触娓娓道来，又当是另一番境界了。 一本刊物读到最后，反而是排在最末的《边境》（存文学，中篇小说）令我眼前一亮。小说以女教师红芬为主线，围绕着紧靠国界线的曼山中学，对边境的教育状况作了细致的刻画。写的是教育，但在边境的特殊环境下，教育的事便和当地的诸多现实扯不清楚关系。边境上的学生穷，因此曼山中学的校长李明就不能如内地学校的校长一样只盯着学习，他一方面要时时提防自己学校的女学生被人贩子骗走，随时准备去追辍学回家的孩子；一方面要想尽办法提高学生的伙食质量。于是为了让学生的肚子里有油星，他得组织学生熬夜捉知了；为了让学生们吃上蔬菜喝上牛奶，他得在学校里搞各种副业，把单纯的学校变成小农场。而学校的根本困境又是由于边境当地吸毒贩毒的风气，因此还必得抽调老师配合当地警力治毒，以致体育老师陈浩牺牲，李明遭处分，陈浩的未婚妻红芬亦黯然离去。小说将边境上的风土人情、社会问题收罗组织到叙事的主线上去，使小说既丰富深入，又不蔓不枝。而一组生动的人物形象亦从故事中凸显出来，红芬、李明、陈浩、阿渡父子，甚至短暂出场的阿渡奶奶，都有着相当鲜明的性格。尽管个别人物对白略显生涩，但整体看并未影响表意效果，甚至可以看作边境少数民族口语的别种风味。而这样一部小说何以被排在杂志的最末呢？这当中似乎又有一种尴尬在。 《美丽黄羊》作为开卷之作，而《边境》如它的题目一样落寞边陲，以及刊物中每篇小说的具体问题，综合起来便成为一个更大的尴尬。这尴尬便关乎当下文学的生态，关乎我们对文学创作的期待、想象和失望。整本刊物读下来，包括此处未予篇幅评论的几篇小说在内，唯《美丽黄羊》一篇可以算是与当下的时代相关，其余大多在讲老故事，从题材到细节都散发出一种老朽的气质，而尤令人寒心的是，即便能把老故事讲好，都已属难得。因此《美丽黄羊》既直扣现实题材，又还沾些形而上的思索，在本期稿件中，自然是头条的不二选择。至于《边境》，虽然也是直扣现实，而且比之《美丽黄羊》，提供了更加新鲜的经验，但小说触及的问题，已不是当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题材便成为创作中的“边境”，也就难免不被重视。编辑的排序其实透露出很多信息，何以用《美丽黄羊》打头，又何以将讲述想象中的尘封往事的《手纹》排在毕竟具有某种探索意识的《寻找王小白的杭州生活》之后，再何以认为《边境》合当排在最后，这当中一定有他们的倾向和选择。其实没有任何一个编辑希望自己的刊物显得尴尬，但是巧妇再好，难为无米之炊。揣测编辑们的内在意图，对照他们实现的程度，大致也可以判断出当下文学创作的荒芜。 《十月》2009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中国作家》 季亚娅 如果把《中国作家》视为纯文学期刊在这个时代想做好、用心做、用脑做的一种尝试，第7期与第8期依然在此意义上执着地突围。它的全部努力与困境，不过是传统文学期刊在当下生存状态的一个表征。仔细阅读这两期的每篇小说，我试图去理解的是它的坚持、妥协与改变。 我们称之为“纯文学”或者“严肃文学”的这一类家族性的概念，是五四新文学留下的遗产。但这个遗产目前最大的尴尬在于，即使在五四时代，“严肃”的文学也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今天这个市场正在急剧流失。如果说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杂志开辟了青少年阅读新的市场空间，改版后的《中国作家》其实也有某种相当清晰的市场意识，不过它是在传统文学期刊阅读市场中抢夺资源。以这个市场的风向标比如《小说月报》这样广受喜爱的文学选刊的趣味与标准来看，《中国作家》瞄准的是这样一批读者，即八十年代文学期刊黄金期培养起来的读者群，尽管这个群体正在逐渐老去。因此，我首先要说的是第7期周大新的长篇《预警》，他以解放军某部作战局局长孔德武的短短数月的人生经历，构筑出一个“反腐”与“谍战”相叠加的双重类型小说。它具有这一类小说的优点，情节奇巧节奏明快故事好看。金钱、美色诱惑外加朋友陷害这一类“反腐”小说的叙事成规，套上一件骗取“情报”的外衣，正对应了时下文化市场时髦的“谍战”热。至于某些情节逻辑的失真与人物性格的扁平与单面，对于喜爱这一文学类型的读者来说，也许并非如此重要。 第8期的长篇《好儿女花》也可以放在这个面向来理解，即以虹影在海内外出版市场成功的畅销书作者的身份为号召，吸引某一类型的读者。比如它可以放在“美女作家”的海外书写序列中来解读，从《饥饿的女儿》开始，这种半自传体的隐私书写具有性与政治的双重看点，是海外、男性、市场多重眼光下的某种迎合式写作。但这部小说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我更看重的面向是，女性写作者如何通过这种书写来处理自身的创伤经验。用虹影自己的话说，这是在“黑暗的世界里看见了光”。它以第一人称的惨烈叙事，赤裸裸地言出了人生不堪承受的亲情爱情之真相。母亲、姐妹、爱人之间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由葬礼之时的回忆与现实交替呈现，以一种缠绕重叠的结构方式，逐渐逼近最后那些或完全不堪或尚留美好的人生秘密。但当小说家争先恐后地抵达这种人性扭曲的极端体验，之后的路又在哪里？当一种自揭隐私式的书写可能伤害到其他人的生活，这种书写是报复还是疗伤？小说叙事究竟有没有所谓经验的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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