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北大评刊(2009年第四期)(9)

  纵观红柯作品序列,这种“细发”的语言感觉和故事节奏其实早已表现得相当成熟,《好》在这方面并无大的突破,只是给他所惯常使用的氛围套上一个故事作为外壳,虽然作者也有意要以温存的语感来带出对其中伦理的细密反思,但可惜走得不够深,氛围与故事始终在两个轨道上运行,无法紧密贴合在一起,使得小说难以被提升到更高的品级。

  走出红柯的西北小镇,我们再来看看曾哲的西南边陲,作为一部颇具游记特色的小说,《石月亮》(中篇)是作者《老叔的1989》系列中的第一篇。来自北京的老叔将怒江边上健壮勇敢的小伙子阿登和他阿爸、孤独终老的斯老汉等人的传奇故事串联在一起,还在后半段与那个拥有“朴实的狡猾”的当地姑娘阿都发生了一段纯洁恋情,而石月亮则被着力描写成这些故事的见证、这些传奇的逻辑汇合点,只是惜乎有些牵强附会。写边地风情,最容易滑向猎奇,《石月亮》虽也不乏此味,但老叔与阿都分别的一笔却来得深情真挚,车票买回来被撕掉,撕掉再去买,反反复复只因难舍难分。但过客终究是过客,阿都和老叔都明白爱情栓不住老叔长在天边的心也留不住他远走的脚步,毕竟,《老叔的1989》才刚开始,接下来,不知用双脚丈量西南边陲的老叔还有怎样的故事。

  本期另外一个短篇《我不吃活物的脸》(余一鸣)以建筑公司处理“超死”(与“超生”同理,指超过指标的事故死伤)的农民工为切入点,四平八稳、踏实圆熟地带出了劳资双方在赔偿问题上的讨价还价、所谓的律师两边吃回扣、家属乡邻间人情冷漠等社会阴暗面,虽也触目,但力道似乎不够惊心。中篇《风月@E时代》(蒋子丹)讲述了一段莫须有的“风月”:小城著名主持人许秧被栽赃与家中小保姆有染,面对保姆的缄默、妻子的误会以及四起的流言,风光无限的许秧终于垮掉。小说站在每个人物的立场上分头讲述整个故事,似乎有意探讨现代城市生活所带来的人间隔膜,但小保姆的态度前后何以有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折?为何许秧一瞬间就众叛亲离、从天上的神变为地下的鬼?仇富抑或自卑,盲从抑或冷漠,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空洞的“E时代”来解释么?小说的想法的确令人赞赏,但此创意并无足够的内容和充分的逻辑来支撑,无论题目再怎么有噱头,也难称佳品。

  最后,我们来看中篇小说《湿生活》,近些年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田耳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青年作家。作为“新湘军五少将”之一,他仿佛生活在来自沈从文的“影响的焦虑”之下,越焦虑就越是想挣脱被“湘西”命名,甚或拒绝任何一种被命名。于是,正如李敬泽所谈到的,田耳总是好奇地尝试着各种风格,以流浪汉的姿态抗拒画地为牢(来自李敬泽:《灵验的讲述:世界重获魅力》,是李敬泽为田耳的中篇集《一个人张灯结彩》所做的序言)。《湿生活》似乎是这个流浪汉的又一个暂时落脚之地,这里湿乎乎的水乡小镇、形容卑琐的青年、暗中涌动的性欲和来由不明的暴力,都让人想起当年的先锋,不过可惜的是那场狂欢早已散场,田耳所到达的,不过是还残留着的狼藉现场而已。

  《钟山》2009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许莎莎 陈思

  让我们先来重温这个关于“新人”的老话题。如果说商业化所推出的如郭敬明这样的“明星”从里到外都经过精致并精心的包装,其文学品质不过是改写甚至是抄袭他人之作,而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仅仅是当今时代崇尚时尚、拜金以及小资文化心理那一套,那么颇具悲哀意味的是,传统期刊体制内的新锐们在精神和体验的传达上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或有所启发,或震颤心灵的——态度或思考。他们或是对于媚俗的小资心理文化加以知识分子化的表述,或是陷于先锋形式的追逐而显得有所迷失,有时他们或许能撕开一两道有关生活本质的痛楚的裂缝,但奇怪的是他们往往轻巧地划过或是把握不住,因而使得这些裂缝只变成空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80后从出生到现在的大多时间,生活中的物质极大丰富使得他们失去了自然感受与表达生活经验的能力,生活节奏与压力的加大使得他们无暇去思考与追求个性化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自我与他人生活的分别是模糊而不明显的。

  《山花》这两期的“重温经典”所选篇目是韩少功的《生气》(短篇)和阿成的两部短篇《渐行渐远》和《溺海者》。韩少功的《生气》虽然有文体创新之意,但说来说去不过是一些对现实状况不满的激愤表达。相对来说,阿成的两个短篇虽然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新意和惊喜,但无论是前一篇中“我”与旧友关系的渐渐冷去,再或者是后一篇所写的旅店老板因精神寂寞与物质贫困投海自尽的结局,内敛的笔调所讲述的小人物的失意都留下了一些回味和叹息,至少读来是让人舒服的。

  《山花》第七期的“先锋之旅”所选的弋舟的《赋格》,玩的还是“建构—重构”的老把戏,只是多了些来自赋格曲与诗句的小噱头。小说不断重新讲述夏天里“我”从监狱出来后发生的事件。作者在不断书写故事的同时,几个人物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被不停地置换,我与康颐、罗小佩、赵玫四人的关系越来越快地重组,保罗·策兰诗句以变体不断重现,吸毒后的谶妄与死亡意象纷至沓来。显然作者是想用这样一种先锋的形式来表现颓废、吸毒和性欲等看起来痛苦而冷酷的经验。但对形式的追求显然冲淡了试图想痛彻心扉地表现与流露的意图(亦或它本身连这样的意图也没有?)。同样陷在形式中的还有《西湖》第8期的秦客,他的三个短篇《在街上无望地寻找一个人》、《在黑夜里唱歌的人》、《邂逅》甚至可以看出出自同样的形式结构:一个看似迷离的关于追寻爱情的故事最后在小说男主人公人物与作者双重身份并置的显现中露出某种“元小说”的元素,女主人公则成为虚构的可能性。但作者在一个短篇中试验如此复杂的形式,小说因而显得有些粗糙和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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