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转译与心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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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大纲 几乎所有当代重要的中国诗人都书写过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大师（比如博尔赫斯、茨维塔耶娃、卡夫卡、普拉斯等）相关的诗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将西方的伟大心灵转译到中国语境中的一种方式。但如果转译（或迻译，translation）和转移（或移情，transference）在词源上是同义的，我们可以发现，在转译（迻译）的过程中，也有着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转移（移情），将西方大师（文本）和中国追随者（读者）联系到一起：后者反过来将情感转移到前者身上去。本文通过拉康的移情理论来探讨当代中国诗人如何以不同方式响应这个（西方）他者（拉康称之为“被认作知的主体”）。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迻译具有三种不同倾向，可以大致对应于移情过程中的三种不同态度：1）与作为理想自我的小他者（other）的想象性（imaginary）认同，以设立一个完整的、自恋的但也是虚幻的镜像；2）与作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Other）的符号性（symbolic）认同，以建构起一个现代的文化主体；3）将大他者转化为小它物（objet petit a），以激发不断逃逸的欲望，迫近那个不可能完成认同或自我同一的、真实域的（real）创伤内核——一种深植于当代中国文化秩序内的矛盾感性。 中国当代诗中的文化转译/迻译与心理转移/移情 杨小滨 为什么移情如此必要，为什么心理分析必须经由移情来进行？移情是一种关键的幻像，终极的真实（征兆的意义）通过移情的方式得以产生。 ——齐泽克 (Žižek 1989: 59) 尽管当代中国文学不是西方文学的简单翻版，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文学（后）现代主义受到了西方模式的深刻影响。比如，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卡夫卡和贝克特对残雪的影响，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博尔赫斯对马原、格非和孙甘露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一个文化迻译的挑战性问题，可以让我们加深对中国文学（后）现代性的理解。在诗歌领域，西方文学的影响更加深远。早期的当代诗人，如根子、多多和北岛，都是所谓“黄皮书”（包括萨特、塞林格、克鲁亚克、爱伦堡、贝克特、加缪等）和“灰皮书”（西方政治类书籍）的热心读者，而“黄皮书”和“灰皮书”是文革期间的精英阶层才能读到的“供批判用”的西方人文书籍系列，当时西方文学（除了早期苏联的革命作品外）是遭到全面禁止的。1波德莱尔、瓦雷里、史蒂文斯、帕斯捷尔纳克、曼捷施塔姆、普拉斯、金斯堡、阿什贝利等对朦胧诗人和后朦胧诗人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见的。 非但如此，几乎所有文革后的重要诗人都热衷于写作有关——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或艺术、哲学）大师的篇章。这些诗作的题目常常标明为“（献）给……”、“致……”、“纪念……”、“向……致敬”等2。可以断定的是，这样一种献诗的形式主要来自于诸如济慈的〈致荷马〉、奥登的〈纪念W. B. 叶芝〉、布罗茨基的〈为T. S.艾略特之死而作的诗〉和〈为约翰·堂恩的哀歌〉，和毕晓普的〈邀请玛丽安·穆尔小姐〉这一类作品，是一个大诗人写给另一个大诗人的颂歌、哀歌或献辞。基于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中国和西方不均衡的文化关系，这不像是一次中国诗人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之间平等的对话，而是一次伟大的西方心灵向中国语境的迻译。不难看出，中国诗人不仅向文学艺术大师致敬并努力赶超国际水平的文化地位，同时也他们自己在当代中国的本土经验，这种经验可与西方大师的历史或生活经验相对应。或者说，这样的诗歌潮流代表了一种愿望，试图将非中国的权威声音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声音。3 如果转译（translation）和转移（transference）有着相同的词源，我们可以发现，文化迻译也可以看作是心理分析意义上的移情，连结著作为文本的西方大师和作为读者的中国追随者：而后者又将情意转移回到前者身上，如同被分析者向分析师的移情。4本文试图通过拉康有关移情的理论，探讨中国诗人如何以不同方式致意那个拉康称之为“被认作知的主体”的西方他者：“只要被认作知的主体存在于某处……就会有移情”(Lacan 1978, 232)。另一方面，拉康也探讨了弗洛伊德有关（肯定性的）作为爱的移情，这显然是中国诗人与他们书写或致意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中国诗人对于移情的需要与病患对精神分析的需要具有某种可比性：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它文化上的异常和精神上的疾病，这样的观念充斥于二十世纪以至于之后的中国。对于中国诗人来说，与西方大师的移情关系是一种解除抵抗的方式，或者说，是清除文化现代化和精神自由化障碍的方式。 中国诗歌中这样的跨文化移情同文革后西方化的知识潮流当然是相应的。5 在1980年代，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被认为是对文革影响下中国社会弊病的一种疗治。敏锐于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诗人在精神上与西方现代文化巨人产生亲近，并把他们看作是西方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而西方文化正是中国社会在努力学习并且赶超的。因此，诗歌中的跨文化移情反映了一种寻求处理精神问题的需要。对中国诗人同西方先行者之间移情关系的探讨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文化迻译的探讨。移情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基于心理和感情纽带而不是理性的积极关系。无论如何，作为被分析者或学习者的中国和作为分析师或大师的西方之间的互动方式，也与拉康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发现的移情方式同样多样。我们将看到，中国诗歌里的跨文化移情以不同征兆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不同态度。 下面我将讨论的是，移情，依据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可以采取一系列的不同态度。首先，中国当代诗的抒情声音往往把西方大师想象成一个小他者，作为类似于镜像中自我的形象。在这样的想象性移情中，自我与小他者的认同似乎保证了诗人自己的地位和西方大师一起上升到了国际的高度。既然想象的认同产生的仅仅是虚幻的整一自我，在另一些诗中，抒情主体便通过臣服于大他者来建构自己，这个大他者当然就是西方大师放大了的父亲形象。换句话说，在这种符号性移情的过程中，抒情的我把自己的地位置于西方大师的形象之下，并把后者尊崇为统摄的权威。不过，对拉康来说，在有效的移情中显现的“大师”既不是想象化的理想自我（ideal-ego），也不是符号化的自我理想（ego-ideal），而是欲望的客体，一种令人不满足的匮缺，导引出内在压抑的释放。在这个范畴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抒情主体成为分裂的，无法维持稳定的情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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