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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向上，萧开愚的〈艾伦·金斯堡来信〉是一首独特的诗：它不仅是把金斯堡迻译到中国的语境中，而是把（想象的）金斯堡对中国文化的迻译再译回汉语。15 终极而言，移情产生于金斯堡和萧开愚之间：金斯堡已经被萧开愚假设为面对中国的壮美历史和文化的分裂主体。此诗始于牡丹花的“象征”：
亲爱的，我跟你们国家的命运
——牡丹花——在一起。(萧 2000: 27)
我把“象征”置于引号内，因为这里的牡丹花基本不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的象征符号，意指着单一的意义。它反倒是符号秩序难以完全把握的东西，或者在符号秩序之外有剩余意义的东西。一方面，牡丹是中国的准国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优雅和优美的象征；另一方面，它也是传统中国文学中的情色（甚至淫秽）符码。事实上，本诗的背景是金斯堡和他华裔同性恋人——诗中的“他”——的关系。16 假如牡丹的外在美艳和内在淫艳对金斯堡来说是致命的诱惑，他与中国的命运在一起的命运成为另一种对于由第一人称“我”的声音所代表的——从未与金斯堡认同的——抒情主体的致命诱惑。因此，诗的双重裂隙使得金斯堡——本身便是一个分裂主体——又呈现为移情过程中的小它物。说得更清楚些，在诗里，金斯堡所看到的——“喉咙里的沉默／瞳孔里的黑夜，和耳朵里的政府”(萧2000: 27)——首先是萧开愚通过他看到的。难怪萧开愚让金斯堡说“我像一只发抖的就要爆炸的气球”，因为金斯堡不懂他同性恋人的声音“低低向我耳中灌气”，从而只能“坐在汉语的肥皂上”(27)。但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诗人的中国语言问题，事实上反映了中国诗人处理的问题是西方人与中国的问题。
如果说这首诗上演了一场舞台剧，金斯堡作为一个角色有很多不同面具，他的魂魄穿越了李世民、王之涣、李白、William Blake、他的朋友 Gary Snyder 和 Jack Kerouac，但无法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里耽搁。他把唐朝的坟冢看作是“时间的呕吐物”，有着“阴冷的光亮”，沿着长江蜿蜒，有如“一位早期书法家／困倦时的恶作剧”(萧2000: 27–28)。整首诗是一系列这样与中国可疑的情感依附或疏离，显示出萧开愚对于金斯堡对中国的感知的理解。对于萧开愚的金斯堡而言，中国的“他”似乎是感性的缩影，是终极的欲望目标-原因：
我将开启
通向我……的小门。
了不起的他，啊，蠕动的皮肤，一块真实的三明治
（让我亲吻你，中国的大地！）(萧2000: 30)
如果在诗的结尾，情色化的意象——“小门”、“蠕动的皮肤”、“真实的三明治”——对金斯堡而言是在诸如长江和李白这一类强盛文化象征之下的，从真实域而来的对象，它们是萧开愚呈现出来以定位金斯堡与中国、金斯堡与萧开愚等复杂的网络关系的。例如，“真实的三明治”，也可以读作是“真实域”的三明治，与臧棣诗里的奶酪意象相呼应，指向隐秘宝物（agalma）的多重样态。17 对于萧开愚来说，金斯堡身上的宝物无非是他对中国的各种爱，凝聚在他对东方宝藏（文化和感性）的迷恋。换句话说，萧开愚把金斯堡在中国的概念里发掘的宝物迻译为金斯堡身上的宝物，因为假如金斯堡是异国的他者，他不再是父位的大他者（如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而是一个分裂的主体所转化的小它物，为另一个分裂主体呈现出或表述出创伤的碎片。这封虚构的金斯堡来信充满了缺漏和胡言，从根本上说是一篇无法理解的文本，用存疑而不是阐明的方式来表达。不管是否是有意如此，这是一次对金斯堡的忠实迻译，意思是它同金斯堡感知世界的方式是相应的，尽管从诗学风格上来说，金斯堡对萧开愚的影响极其微小。无论如何，萧开愚的诗一定不是对金斯堡的复制。按照Chaitin的说法，“移情与重复并不同义：移情的重复是一次新的创造，一个主体建构的符码，以便告知分析师，他欲望的某部分他无法直接表述。”(Chaitin 1996: 166)。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萧开愚通过金斯堡对中国的欲望表现了他自己对西方的欲望。
在这些关于西方文学巨擘的诗篇中，一方面将“主、父、创造者”的角色赋予西方作家或艺术家，另一方面将“奴、子、模仿者”的角色赋予中国诗人的结构被瓦解了。这种的瓦解也挑战了将西方圣化为符号化移情中的权威父亲的知识范式。这些诗的书写避免了将西方作家作为主人话语来迻译，或者以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将情意转移到西方大师身上。在想象化移情中，小他者是被想象为理想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人幻想自己与西方大师融为一体；在符号化移情中，主体性的建构是靠着臣服于作为自我理想的大他者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诗人幻想西方大师扮演父亲的角色，以遵循他的律法和道路。在这两种情形下，移情都意味着通过美化他者来美化自己。精神分析的移情所试图释放的征兆被掩盖或甚至压抑了。但移情也可以通过唤起征兆来处理创伤内核，这些征兆是经由认同的不可能性，经由在迷恋西方大师的中国诗人和对中国诗人显现为问题和碎片的西方大师的幽灵之间的裂隙来呈现的。这些裂隙——印刻着转移并不是无障碍的，绝对和谐的过程——证实了创伤（而不是虚幻和睦）的强度，正是这个这个创伤引起了迫近和探究的欲望。如果说有效的移情是一次“分析师被期待着支持以便引发（而不是模塑或熄灭）被分析者欲望”(Nobus 2000: 89)的过程，那么文化迻译也可以将“原初”材料处理为不完美的（尽管是）有意思的他者，以“引发”译者的欲望。而这个译者作为分裂主体，必须面对认同客体他者——即作为创伤内核破碎残余的小它物——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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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对于这类出版物的研究，可参考沈展云：《灰皮书 黄皮书》（广州：花城出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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