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间相互频繁写信，不只是王寅和黄灿然之间。“当年我至少跟10个人写信，很多时候信还没寄出去，新的信又出现了。那时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写信上了，现在难以想象。” 这些诗人的通信起始于1980年代中期，是所谓的诗歌黄金年代。王寅说：“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超过前代诗人了。但后来慢慢体会到前代诗人的长处。很多人把自己的青年时代美化为神话，其实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平淡的。我们没有把1980年代神话！”在一边的黄灿然也有些激动起来，“当时有点不可一世，我们主要以外国诗人为榜样。很多人说1980年代诗歌有多少繁荣，繁荣个屁，我们发表过几首诗啊？！哪有那么多诗集。”
“反正就是一个草根了”
虽然都是诗人，但黄灿然和王寅都超脱于诗歌圈之外，“这是我们一个相像的地方。阿灿从来不参加（诗人圈的活动），我也基本不参加。”他们两人都在媒体工作，黄灿然坐在办公室翻译新闻，王寅则常常拿着相机离开这座城市。
“阿灿那种工作我完全受不了。我记得那时候住在他家，下午4点多他就出门了半夜回来，其实很辛苦。这种生活有十多年吧，很单调，只有他能做得到。”黄灿然回应，“这是呆板枯燥的工作，也是很好的工作，因为你可以不用脑，也不用处理社会关系。”
黄灿然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他是学者、知识分子，过着优雅的生活，很可能因为他翻译的那些作家、诗人常挂在文艺青年嘴边。王寅说：“我在民生美术馆的活动上放了他小时候做工和读书的照片，大家很惊讶，反差很大。”黄灿然说：“我《大公报》的同事也说，你写书应该赚很多钱吧，有大书房，很多外文书，优哉游哉，我都要笑了啊！这样的生活我还真没想过，真想的话，早就能达到。”
“一般诗人很难忍受阿灿这种刻板的生活，但在他身上很协调。”
“我在工作上没什么野心，我只能做一个普通职员。这种耐心能让自己在写诗上坚持和不虚荣。我写诗的数量挺多的（王寅：比我多多了），有一段时期我写得较少，有七八年时间每年只写十来首，后来就大量出现了。”
黄灿然的诗抒情平淡，与喧嚣、抗争、苦难这些词离得很远，他自己也很少参加香港诗人的社交和社会活动。“作为诗人，不能等到痛苦作为灾变、苦难的形式出现时，你才有反应，这是不是太迟了？一个诗人难道一定要等到痛苦出现才有同情心，是不是太麻木太迟钝了？不能因为看见了才感到要有良心，良心应该是充满天地之间的。所以我不受即时东西的影响，不想只看到虚幻的一面。”黄灿然说。
在王寅眼里，黄灿然的写作状态跟很多诗人是相反的，“很多诗人年轻时写很多，后来越写越少，而他是越写越多、越写越好，这肯定有原因。”但为什么这样？黄灿然自己也讲不清。
“我觉得还是有规律可循，包括你的人生态度，如果一个诗人在中年以后还那么愤怒、激进，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创造。而你就把自己摆得很平，‘我反正就是一个草根了’。”王寅说。
“是啊，我已见底了，还能怎么样。就像说，我已经痛苦了，已经是痛苦的一部分了，还能怎么样。”黄灿然说。
王寅在微博上放了几张他跟着黄灿然在香港街头游走的照片，跟着《奇迹集》里的线路。“跟着他的路线走，那些抽烟的人、菲佣……那些诗集里的人就在你面前。你在他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情绪，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隐藏的东西。”
《奇迹集》就是这些香港的日常，过于平常又有些单调枯燥，但他们在黄灿然那里依然有诗意，“我们在大自然里，我们两个人在爬山也好，只要是两个人，主要是谈话。但只有一个人时，才能对自然有真正感觉。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如此，足够多的时间，枯燥单调时，反而能与外界有奇怪的联系。有位读者对我说，看我的诗像《柏林苍穹下》那个天使，我说，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是第三个。但不同的是，电影带入了天使角度看人间，但我完全是从人的角度，就是我自己的角度看周遭。”黄灿然喜欢待在熟悉的城市，看到诗意，“我在30岁前经历了各种生活，但30岁后就这么静了下来。”
“你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年轻时就这样，这二十年好像没变过。”王寅说。“我拍照跟阿灿不同，我在上海是不带相机的，一定要去远的陌生的地方。异地会带来新鲜感，特别的诠释。”王寅说。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