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朋友刀在一段文字里这样写道：“明明都是画宣传画的，为政府画正面的就是人民艺术家，为西方人画反面的就成了当代艺术家。人民艺术家有权有势，当代艺术家有钱附势。”诗人的语言总是轻松直截又入木三分，在我看来，现在的当代艺术圈子的状况就是“宣传画”加“贴面画”，其面目比起体制内的“人民艺术家”远为伪劣。
全国各地从大到小的城市画家村、艺术区、艺术家聚落、集中营、公社、基地、艺术园区，那扩充和蔓延的速度，远可以和当年的全民大跃进相“媲美”。成万上千的艺术家蝗蝗荡荡挤进了各类城郊地皮操作者临时搭建的艺术集中营里，为在这熙熙攘攘的当代艺术圈子里分一杯羹刻苦磨练着千里眼顺风耳的通神本领。
批评家们说，当代艺术的一大表征就是泛精英化、平民化，这一点我也看出来了，大批量的所谓当代艺术家那点有限的人文底蕴不是明摆着吗？大多数当代艺术家文化修为的普遍缺乏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可是这里却有一个十分奇怪的逻辑，艺术家对自己的要求嘛，那就很低了！所谓“人人都是艺术家”，英雄不问出处，艺术不分高低贵贱，没那么多可讲究的，当代艺术就是要打破精英意识，对体制叛逆。但是在这些自欺欺人的幌子下面，更多的人却都在想着如何在艺术平民化的前提下让市场精英化，早日进入百万级和千万级身价的队列，最不行的也捞个几十万的不算亏。在新晋当代艺术“从业者”眼里（原谅我在这里使用了从业者这个词，因为我想不到更好的词来描述，在本质层面上，我们很难用创作这个词来概括，也不想一律冠以制作的恶名，虽然当代艺术的犬儒与制作已是甚嚣尘上的潮流），张晓刚、方力均、岳敏君、杨少滨一批因引领早年艺术运动而红的发紫的艺术大牌们也就纷纷成了大家众矢之的箭牌，凭什么他们的“大头人”就能卖出如此的天价，这是一种最简单而又无形的激励，而贴面复制他们的艺术形象甚或西方的各类现代艺术样式，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
前两天正好看到《艺术地图》一期刊物里朱其先生的发刊词，其中引用了一小段毕加索的自述，很发人深省，摘录如下：
艺术已不再是可以滋养伟大思想的养料，从那一刻起，艺术家就开始利用自己的天才去玩那些江湖骗术了。今天，大多数人不再可能从艺术中获得安慰和提升，那些优雅的、富有的、职业的有闲者以及精英，他们所感兴趣的仅仅是些奇特的、感官的、荒诞不经、诽谤性的东西。
我自己呢？自立体主义诞生，我已给了那些批评家想要的和满意的经我的思想产生的荒谬观念。他们越理解不了，他们就越赞赏我。通过这些自娱自乐的荒谬闹剧，我出名了，并且十分迅速。对一个画家而言，名声意味着市场销售和随之而来的财富。
今天，正如诸位所知，我已经出名了，我已经富有了。但当我独自一人时，我还没有厚颜无耻到自认为是一个艺术家，根本没有。我不属于这一伟大的画家之列——乔托、提香、伦勃朗、戈雅。我不过是一个公共小丑，或江湖骗子。我理解我的时代，今人表现的低能、空虚、贪欲。承认这一点，无疑是莫大的痛苦，但至少是一种诚实的美德。
毕加索毕竟是毕加索，这样的自述文字是十分诚恳和谦逊的，也将当年他所处的境遇揭剥的入木三分，令人震痛。
从此处再返观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整体生态，就连当代艺术中至关重要的“荒谬观念”也无暇津顾、无比拙劣，艺术的江湖变成了真正小丑和骗子的江湖，庞大的盲目跟风逐利的行伍就这样浩浩荡荡借当代艺术之名，甚嚣然于尘上。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样的伪当代艺术必自绝于艺术、自绝于己。
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我们如何可以摒弃文化，在一个丧弃传统的时代，我们何以反叛传统？当代艺术不是叛逆的代名词，更不是反传统的口号，当代艺术本质上担负的是文化再造（艺术再造）的使命。当代艺术的表征最明显的就是无止境的探索，求新求变求开拓，而不囿于顽制，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艺术就是要突破传统之桎梏，做继往开来的探路先锋。我们的时代是贫穷的，民族文化自清末殖民入侵到文革结束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消贻殆尽，花果飘零。没有任何喘息和思索的时间，全盘西化和功利至上的商业主义大潮紧随而至，来势醺醺，我们成了真正无根的一代，我们和漫长民族发展历程中深厚的历史文脉失去了传承维系，这个时代是多么无知拙劣和苍白啊，我们还要企图批判什么？文化批判？拿什么去批判？面对古人精深造极的话语系统，我们难道不像市井间的盲流般手足无措、卑怯荒乱、自惭形秽吗？可以因为一知半解而沾沾自喜吗？或者干脆用愤怒媚外的嘴脸，拿同样一知半解的西方现代后现代的观念潮流来搪塞自己，我们扪心自问了吗？勇往无前的当代先锋艺术“从业者”们。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赤诚反思当前艺术的状况，反思目前甚嚣尘上的泛政治波普、泛玩世主义、泛艳俗艺术、泛暴力色情、泛拙劣的民族符号和装嫩扮酷的青春期呻吟……我们要深知，我们无知但我们不能无畏，当代艺术不是滥肆放任无知的温床。
2007年8月11日于北京酒仙桥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