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追求“再中国化”的过程中，还有少数艺术家在面向1949年以来形成的新文化传统时，采取了简单挪用政治符号——如毛泽东形象、“文革”绘画、“文革”影像、批斗场面、红卫兵形象形象等等——的做法。
因为其中缺乏对中国历史或当下现实的必要关注与批判，更没有表达深刻的思想与意义，结果就与上面提到的简单借用传统山水画符号的做法一样，是不足为取的，应该努力给予克服；
第二，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特别警惕“商业国粹主义”的创作思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干扰。
与顽固保守的“国粹主义”不同，受市场逻辑的支配，“商业国粹主义”既借用了当代艺术的形式语言，又借用了中国新老传统的文化元素。由于是冲着西方人猎奇的心理而去，即按着西方人口味和需要进行艺术生产，结果严重亵渎了中国传统与精神。从本质上说，这种完全没有“意义呈现”的“商业国粹主义”艺术只是一种扭曲了的商品，而其中的所谓中国元素不过是为了出名或卖钱所设置的噱头而已。它与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与再接传统并不是一回事。
中国当代艺术的“再中国化”过程还漫长得很，而指向本土文化结构——包括历史与现实才是唯一的出路。有志于此的艺术家尚须继续努力！
2011年5月29日于深圳美术馆
注：
[1] 然而，即使是存在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化地否定八五新潮，并由此去否定全部中国当代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当时激进主义式的文化选择与批判，不过是对顽固阻止文化发展之传统消极因素的极力反对和强烈抗争，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从另一角度看，那些以传统主义者面目出现的人，在当时也并没有拿出应对形势急剧变化的更佳方案。两相竟争，一直处于下风，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同意吕澎的看法，“在很多的时候，他们往往成为了以‘传统’的名义去诋毁那些充满批判和实验精神的艺术现象的官方马前卒，他们的艺术与政治立场不会越体制的意识形态雷池一步……”（参见《传统才刚刚开始》，吕澎）
[2]详见同名画册《重新洗牌》，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3]见《艺术不是赛马——对话收藏家多利丝·洛克哈特(Doris Lockhart)》（赵力）载于《艺术财经》2008年12月号。
[4]见《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艺术观是一种重要呈现方式》（高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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