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上海不仅为来自异地他乡的岭南画派构建了一个立足发展的生存环境，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新创造的都市舞台，使“二高一陈”在这里寻找到了他们政治上的同志、艺术上的同道和事业上的同门。
王琪森
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海派书画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型艺术流派，它在历史成因上是承前启后，它在艺术风格上是传承创新，它在画派性质上是海纳百川，它在群体构成上是大师辈出的。而海派书画重大的转型与突破期为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即1912年。
然而，历史时常有惊人的因缘契合之处。也是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继海派书画之后，又崛起了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相当的艺术影响、精英的群体构成的画派——岭南画派。而岭南画派重要的确立期与奠基地，亦是在民国元年的1912年的黄浦江畔。于是，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两个艺术流派相逢相遇了，由此导致了一种巨大的艺术嬗变、强劲的画派革新、勃发的群体创造和激扬的笔墨驰骋，为近现代中国美术拓展了绚丽的时空和华彩的时段。
岭南画派，顾名思义是以五岭之南的区域性、人文性、风格性与群体性为主体的艺术流派，然而其重要的奠基地与确立期为何选择了上海？这又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历史的抉择、艺术的使命、群体的支持和风格的对应？研究岭南画派，上海的1912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聚焦点和关键的切入口。
历史的抉择与城市的契合
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下简称“二高一陈”)，将一个画派的奠基地与确立期选择在上海，体现了睿智的目光、开放的精神、拓展的气魄，也是成功地践行了一种文化决策和艺术战略。
从城市的特性和社会结构来看，开埠后的上海，是多种文明和多元文化交融辐射之地，是由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及外来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共通和价值互补之城。因而当时上海的工商日见兴盛，经济日益活跃，市井日趋繁荣，它所具有的城市综合优势和社会开放程度要远远超过同为当初五口通商口岸的广州，特别是其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作用下，海派书画迅速崛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无疑为岭南画派入住上海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文化平台和良好的艺术空间。
除了社会、经济、艺术诸条件外，不可忽视的是在政治成因上。“二高一陈”选择在1912年将岭南画派入住上海，也是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三要素。1912年系民国元年，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寿终正寝，这正是一个社会转型、政治更新、城市发展、经济变革的新兴历史期。当时的上海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2月13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职，至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于4月3日就返回上海，暂住哈同花园。此时的上海，云集了一批同盟会的领导核心成员，如陈其美、李平书、王一亭、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汪精卫、伍廷芳等。而高剑父在1906年留学日本时，就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在横滨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底受孙中山、黄兴委派，高剑父返回广州，主持南部同盟会工作，筹备组建“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光复广州等重大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广东革命军组织新政府，协议推举广东都督，凭着高剑父的影响及贡献，有人推举高剑父。高此时却表明心迹，自己有志于艺术。由此可见，高剑父作为辛亥革命的中坚人物，投身推翻封建帝制的画家，从1912年起，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艺事，从革命家转向了艺术家。而1912年上海的政治环境与人脉关系，对高剑父来讲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与亲和力。为此，他向广州新政府提出发展美术事业的经费支持，时任省长的陈炯明与高剑父是朋友与战友，高是陈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于是陈炯明慷慨拨款1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1912年的人间四月天，正是江南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时节，“二高一陈”从岭南广州来到了上海，创立了“审美书馆”。6月5日，正式创刊发行了进行“艺术革命”的《真相画报》，画报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为宗旨，高举起中国画革新变法的大旗，并在第一期上刊出了陈树人编译的《新画法》。
“二高一陈”来到上海及《真理画报》的创刊，对于岭南画派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宣告了一个画派的政治主张、艺术追求和流派构成，更奠定了一个画派的事业根基、社会影响及未来发展。上海不仅为来自异地他乡的岭南画派构建了一个立足发展的生存环境，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新创造的都市舞台，使“二高一陈”在这里寻找到了他们政治上的同志、艺术上的同道和事业上的同门。
群体的支持与经济的支撑
1912年，对于海派书画来讲，也是非同寻常、狂飙突进的一年。在这一年，“诗书画印”四绝、善于吸古纳新、自辟蹊径的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使海派书画自赵之谦、任伯年之后，拥有了一位最杰出、最有建树、也最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而此时，由于一个王朝的覆灭，一大批前清的高官大吏、名流鸿儒先后汇集到上海，他们是陈宝琛、陈三立、康有为、朱祖谋、沈曾植、张謇、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这批士大夫在上海实行了集体转身，加入了海派书画群体，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师群体和人才高地，使海派书画获得了一个更新换代的高端发展契机。
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在这样一个历史变更期来到了上海，和海派书画的这个新兴群体不期而遇、结盟从艺。坦率地说，尽管当时的岭南画派在群体的构成、艺术的地位、社会的影响、创作的成就上还不能和海派书画同日而语，即是“二高一陈”，从他们的个人从艺的年龄、造诣、资历来讲，还系年轻的一代，当时的高剑父最年长，才33岁，高奇峰23岁，陈树人28岁。而以吴昌硕为领袖的海派书画家大都属“二高一陈”的师辈，如其时的吴昌硕已68岁，陈宝琛已67岁、沈曾植已62岁、康有为已54岁等，可谓是德高望重而人艺俱老。但敏锐而聪慧的“二高一陈”以其特有的审时度势的能力，确认海派书画的艺术精神与岭南画派的精神还是相通相契的，因而义无反顾地欣然来到上海，而海派书画群体以其相当的热情、宏大的雅量及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个当时还年轻、弱小的画派，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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