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对岭南画派所作出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群体性的支持、交流和互动、结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德高望重的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给“二高一陈”以宝贵的扶植，与他们相处友善，当喜好篆刻的高剑父带着自己的印稿去请教吴昌硕时，缶翁对其篆刻的刀法、字法及师承等作了具体的指导，让他从此改学秦钵。缶翁的得意门生徐星洲还为高剑父操刀刻印。而海派书画群体中擅长美术理论、学术著述的黄宾虹在《真相画报》创刊前夕，即在他主笔政的《神州日报》率先刊登了《真相画报》的发刊词：《<真相画报>出世之缘起》一文。6月5日《真相画报》创刊号正式发行，6月21日，第二期出版，就在这一期，黄宾虹即撰写了在艺界及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真相画报叙》，并刊出了黄宾虹的设色山水画《竹西芳径》。黄当时在上海是具有代表性的美术理论家，他的撰文评述，为《真相画报》的刊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与此同时，海派书画家中资深的胡寄尘、马星驰、沈心海等人亦从创刊号起就在《真相画报》上发表作品。胡寄尘是黄的安徽同乡韫玉的胞弟，韫玉是吴昌硕的好友。胡亦是一位反清志士，自称“一个革命党”，他的诗作《秋夜》等就刊载于画报的创刊号。沈心海曾参与创办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画报上的“历史画”大都出于他的手笔，高剑父、高奇峰对沈具有鲜明“申派”(亦即“海派”)风味的人物画，很是欣赏。随后，吴昌硕、王一亭、黄山寿、倪墨耕等人的画作也刊登于《真相画报》。“我们不难发见，高氏选择上海同人，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之外，隐隐中还有着艺术互补原则的考虑。没有这些上海同人的介入，办报无疑要艰难得多，画报的内容不会那么精彩。”(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96页)
海上画派群体对岭南画派的支持与援助，为之摇旗呐喊，为之造势助阵，不仅使这个外来的初创画派在上海立稳了脚跟，建立了艺术大本营，而且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及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借鉴了一种现代的运作方式及新兴的经济形态。正是上海商贸的繁华、经济的活跃及市场的竞争，使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即从书斋画室型、烟云供养化转向社会现实，遵循经济规律，接受市场检验，关注受众营销，由此而确立了海派书画的现代经济形态与市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一个画派的经济形态和从艺方式有直接而本体的关系。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基本保障和相对独立，这个画派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在创办《真相画报》的同时，还效法海派书画展开了积极的经济营销活动，使艺术和经济接轨，赋予画派以至关重要的“造血功能”。
“二高一陈”以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的审美书馆为主要场地，时常邀请颇具实力的中青年画家及海上名家举办赏画会、研讨会、展销会等活动，使画馆具有了画廊的经营性质和销售功能。如当时年仅17岁的徐悲鸿初到上海，工作无着，流落街头，为此他曾画马一幅，寄给审美书馆的馆长高剑父。不久，即得高回信，告知这幅马已出版销售，并寄上稿费。以后徐悲鸿时常为书馆画月份牌及仕女图。徐与“二高”的友谊也由此建立。可见市场意识与经济形态对一个画派的支撑作用。也就在这一年的初冬，高剑父又从上海赴江西景德镇开办“中华瓷业公司”，这也体现了他们的实业精神。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对于上海艺术市场来讲，是个重大的转折期，在这之前，上海艺术市场整体上处于低价位期，以清末的一流画家任伯年为例，当时他的润格最高，每尺也才2元大洋。而从1912年起，上海艺术市场的价格整体飙升。“1912年以后，书画润例是上昂的趋向，书画逐渐脱离消费商品的低价向艺术品的高价移位。”(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页)吴昌硕的润格已是每尺12元大洋。徐悲鸿当时为审美书馆画了4幅仕女图，高剑父就寄了50元大洋给徐，以一张四尺计，这位年仅17岁的青年画家的润格也超过了当时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这50元大洋对徐悲鸿来讲，的确是解了经济上的危机与无米之炊。
正是群体的支持和经济的支撑，使岭南画派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相当广泛的社会人脉和相当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经受了上海这个大都市严峻的市场竞争和生存挑战，取得了强劲的发展势态。岭南画派不仅得以与海上画派双峰并峙，而且其审美书馆成为了上海最早印刷发行美术作品的机构之一。 艺术的使命与风格的对应
艺术现象有时会出现一种悖论的结构，也正是这种悖论结构表现了其相应的艺术规律或是超常形态，凸显了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如海派书画的确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开放性、前卫性，然而同时也相应地产生了相当的同化性、兼容性和归属性。实际上海派书画中不少领军性的人物，在来上海之前并不属于这个画派，如前期的任伯年、吴昌硕都来自浙派，后期的吴湖帆、吴子深亦来自吴门派，但他们一到上海即被海派书画所同化、所吸纳。然而，唯独岭南画派自1912年来到上海后，却一直未被海派书画所同化和收编。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来看，海派、浙派、吴门派都属吴越文化的大系统和江南人文的大范畴，因而有不少相近、相似之处，而海派文化的历史基因即渊源于吴越文化。但是岭南派却属五岭之南的文化，这是一个富有地域特征的文化系统和人文范畴。尽管“二高一陈”作为岭南画派的领军人物，他们来到上海后，在创作理念、笔墨形态乃至色彩构图上，也曾受到海派书画的影响，如笔墨讲究墨韵气势和节奏力度，构图讲究严谨和谐与疏密变化，色彩讲究对比强烈和雅俗共赏等，但在整体的风格体现和笔墨形态上，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和审美特征，展示了与海派书画“和而不同”的艺术走向，也为今后的发展壮大夯实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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