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业 拍卖行 艺术区
2011年，整个中国艺术品交易金额占了全世界近一半的份额，然而在一片大好形势下，进入2012年，经营当代艺术的中国画廊竟然都处于难以为继的关闭状态，而传统书画的交易增长幅度与中国官员的贪污金额一样在不断增大，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泡沫程度与权力的腐败程度息息相关。那些拍出高价的书画家们不在于艺术成就的高低，他们只是权钱游戏中的宠儿罢了。毫无悬念的是，只要现行体制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强大存在，中国书画艺术品市场将一直火爆下去，直到在不确定的未来通过某场经济危机引爆社会动荡和政治解体，到那时，当下那些动辄几万、几十万一平尺的书画作品将会立刻变成糊墙废纸，因为中国书画市场的泡沫完全达到荷兰历史上郁金香事件的程度了。
2012年，北京798爆出画廊被强行关闭的事件，它预示着当代艺术画廊在毫无市场的情况下出现了休克现象。伴随着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一线城市艺术区的房租也水涨船高，对于本来就市场份额有限的当代艺术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也意味着当代艺术结束了通过廉价房租打造画廊工作室的时代，越来越高的租金将使画廊让位给酒吧咖啡馆和时尚名品店，传统书画业自然也会乘虚而入。尽管上海艺术区没有像京城艺术区出现画廊因交不起房租被驱逐的大动静，但上海M50创意园早早便出现了画廊将空间分割出租的现象，它们也同样扛不住越来越高的房租。
当代艺术在中国社会毫无观众基础和市场氛围，因为它在中国就是一片薄薄的“飞地产业”。除了资本大鳄们热衷这种博弈之外，当代艺术几乎没有多少社会基础，不仅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缺乏支持者，承担扶持与推广当代艺术的画廊业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在中国根本没有相应的财税政策扶植一级艺术市场，应属于二级市场的拍卖公司和美术馆也侵夺本属于画廊的市场份额，结果导致画廊毫无抗击风险的保护能力，一点风吹草动便让画廊遭遇四面楚歌，连代理的艺术家都落荒而逃和违背信义。相比之下，尽管传统书画业经营笼罩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雾水里，但它们却有着庞大的社会基础，只要是发了点财的土暴发户，都不惜重金买张名人字画来装点门面，附庸风雅的社会传统遗风早就渗透在传统书画的市场氛围里。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就没有这么走运了，被纷纷挤出那些越来越时尚的艺术区是他们的必然下场。
事实上，2012年的一系列不利消息对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来说，不会是苦难的终结，而恰恰预示着灾难的开始。单方面靠商业资本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以及合法化，无异于天方夜谭，特别是在一个不保护知识产权和不重视创新价值的社会里。中国是一个奉行强权的资本主义国土，支持文化艺术创造无疑是商业冒险。同时，当代中国既没有像美第奇或路德维希一样的帝王家族，也没有像洛克菲勒和古根海姆一样的现代资本家族，投身中国当代艺术的不外是靠寻租权力发财的富人和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他们自然缺乏高贵的艺术品位和历史远见。一个看重艺术创造力的艺术品经营者，在中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因为当他们最终无力承担在798和M50的高昂房租时，他们就必须关门走人。
行为 影像 音乐
不错，2012年是中国行为艺术的“灾难年”，一些进行行为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频繁遭到拘禁劳教，与“水墨元年”的喧哗与骚动形成鲜明的反差。华涌在敏感日子里的天安门实施行为作品，不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也无论作品的语言形态如何，关键在于他拥有一个公民的正常表达权利，这也是中国艺术家争取自由尊严的必经之路。然而，在行为艺术没有取得合法化地位之前，它的内部便已迅速出现“小清新”和“媚俗化”转向，从而大大削弱了行为艺术的先锋性和批判性，2012年初八位书画家在重庆对一群模特的身体进行“挥毫泼墨”，以此迎接新春的到来，如此恶俗的举动，简直是在亵渎行为艺术。
2012年的中国独立电影如同行为艺术一样深陷灾难之中，北京第九届独立影像展和南京电影节全惨遭官方“拉闸”。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各类不独立、标榜独立的“独立电影节”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高校和城市都在举办电影节和设电影奖，这种虚假繁荣却无法掩盖中国独立电影严重缺乏资金支持、传播渠道和制度保障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独立电影以及影像艺术缺少理论与批评的关照力量，由于主旋律和商业院线需要一些吹捧性的评论，导致独立的影视批评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土壤，这无形中加剧了独立电影内部生态的畸形发展，独立影像工作者除了自娱自乐便是一心寻求出口，这导致了实验影像这一先锋艺术在本土的严重缺位。可以说，中国是个制造地下电影的苦难国度，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观众的瞎子社会，人们被洗脑文化和愚乐视听完全包围，不知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荒诞悲剧。
另外，中国当代音乐艺术似乎被消费主义彻底打败，2012年的中国前沿音乐呆滞不堪，尽管音乐节四处开花，但不管是摇滚乐还是新民谣，全都媚俗不堪，毫无颠覆性的冲击力。政治主旋律的腐朽不堪，根源在于社会思想和文化激情的萎靡不振，而流行音乐的保守状态，则需要艺术创造力去唤醒每个社会的精神细胞，激发整个时代活跃前进。事实上，当音乐艺术丧失了面向生命的激情本能，整个时代必然腐朽不堪。
一划 一唱
2012年谭平的“1划”个展见证了这个浮躁如瘟疫一般蔓延的时代。这样一个虚张声势的无聊展览，竟动用近乎“穷奢极侈”的展览规格、资金消耗、嘉宾阵营和造势手段，身为大学领导和教授的谭平，他的所作所为都对艺术界和年轻学子造成了极大的误导作用，毕竟“一划”的展示方式在杜尚时代就已不足为奇，到了赵无极时代更是泛滥不堪，毫无探索性的实验意义。负责“1划”策展的北大教授朱青生以及前来捧场的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他们在一唱一和的共同配合下，活脱脱地上演了一场中国当代艺术版的“皇帝的新装”。
朱青生把谭平的《+40m》与凡高、塞尚、马蒂斯、毕加索、波洛克等世界大师的代表作品相提并论，进而证明“一划”是“第三抽象”艺术作品，它是“艺术家把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涵养，酝酿，通过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最后所化出的一条痕迹，这就是‘笔墨’的现代转化，第三抽象是显现精神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现代化以后，让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成为当代文化和思想的一部分。”绕来绕去，谭平的“第三抽象”和“显现精神”仍旧是要回到黄老禅宗时代，鼓吹的依旧是“无法则大法、无声胜有声、大象无形和天人合一”的陈词滥调，当代艺术似乎成了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起死回生的“招魂术”。
可以说，谭平的“1划”和朱青生的“1唱”，无疑是2012年当代艺术界无人能与之匹敌的“二人转”，同时反映出他们这代人的精神分裂症状，他们从“破四旧”运动中毫无过渡地走向“超英赶美”的现代主义，随着暮年的来临，难以抗拒的生理衰变又迫使他们走上了重返传统的老路。
2013仲春 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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