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意义上，“城市山林”系列亦是向早在中国魏晋时就已彰显的超逸放达的人文精神致意。这种致意体现在其率性而富有灵气的构造方式、狂放张扬的“全金属外壳”和直接表达结构的真实自然的形式及其所蕴涵的放达的内在观念和气质上。这种可以上溯至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由魏晋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彰显于中国漫长而压抑的思想史。“蔑礼法而崇放达，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是超越算计而返还纯真，“自然”是抛弃压抑而回归人性，这种生命内省和自在的功夫是一门深渊的学问，是中国文化传统真正的价值所在：深深地进入自己，了解自己，而能够对自己这样一个生命真有办法，才可避免和超越了不智与下等。这种生命觉醒后的超逸和放达在“城市山林”系列中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出其沉静而犀利的面容。
“城市山林”系列中那些穿透书本的凶狠利刃以及“濠濮观鱼”的生命个体乐趣又透露了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文化宿命。“城市山林”系列中那些凶狠的利刃无情地穿透了书本和文字、体统和斯文、历史和现实，一个民族人性光辉的一面长期被压抑与扭曲时，人性本身连同其社会、历史、哲学、艺术、文化都可以成为幌子、摆设、手段、工具、说辞乃至这个民族自残的利刃。中国园林艺术中一再被提及的源自《庄子·秋水》“濠濮观鱼”的典故在“城市山林”系列中被续写，而“鱼”不在“濠濮间”，却是身处钢铁玻璃所构成的冰冷压抑的现实。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应当置身于传统之中进行思考，“城市山林”系列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声音诉说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宿命。
场所精神
“城市山林”作为一个作品系列，其关注点除了家具装置作品本身的意义之外，更将创作的范围延伸至我们周遭的空间环境场所之中，形成了一组名为“遗产”的数码摄影，由锅盖和淋浴花洒“物化”或“异化”而成的“荷花”与极具中国当下感的建筑空间环境场所相遇，与场所原有的秩序和内容相互作用产生对话，犹如在原有不同的化学试剂中滴入硫酸产生剧烈的反应并由此生成新的意义。这种方法来自作者长期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更多的是其与人精神层面的关系。在SARS肆虐的2003年，作者曾撰文《现代环境设计中的人格和精神健康》（见《美术观察》2003年12月期）呼吁关注建筑环境的人格和精神健康问题。在物质积累日渐丰裕的今日，物质积累背后的文化价值却日渐异化、苍白和腐朽，建筑环境中的传统道德、伦理、社会公正、民族文化认同都被扭曲或剥离，场所精神日渐沦丧。其实作者创作中的核心是追问一个以精神自由为代价的唯物社会的问题：今日中国的物质膨胀在其自身历史轨迹中、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什么层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今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怎样继承着祖先的“遗产”而又将会给后人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这份“遗产”自身的本质究竟如何，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它是否是存在缺陷的。
[1] 王泽猛 季熊《文人园居文化探析——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装饰》2008年4期．
[2] 方晓风《建筑风语》, 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年8月．
[3]童寯《江南园林志》．
[4] 周浩明《中国古代时空观与园林空间艺术》，《无锡轻工大学学报·青年论文集》，1995．
[5]陈鑫《苏州古典园林洞门花窗的空间审美功能》《装饰》2009年2期．
[6] 彭一刚．中国古典园林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刘向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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