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展览策划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主要是策展人的位置和作用。一方面，艺术展览需要策划，使丰富的创作产品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主题和学术类型，策展人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每一个展览都是有规模局限的，通过策展人的工作，展览有了文化主题，以此提示公众关注艺术的文化属性和一些新的创造现象，还提供审美的路径。这是策展人的作用。但现在是策展人的权利过分膨胀，而且与市场中的商业目的“合谋”，这就出现问题。正是由于策展人的权力过大，在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艺术家的独创性反而不是第一重要了。这种创作与策展的断裂状况无疑是文化层面上的危机，值得注意。
王岳川 ：策展人正在左右书画家自助创作意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在部分取代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功能。他的唯一合法性就有庞大的经济作为支撑，正如今天的大片的制片人正在耳提面命大导演一样，艺术法则遭遇到经济铁腕，其境可想。这一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很难解决。
范迪安：这这种情况下，艺术博物馆的功能就很重要。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需要对历史负责，又要鼓励创新，它的功能是面向尽可能广泛的公众提供公益文化服务，推动从艺术欣赏中建立文化认知。在这方面，它与商业画廊或经纪人只为少数收藏家服务是完全能不同的。因此它的展览策划要具备历史目光和宽阔的文化视野。就中国而言，国家级的艺术博物馆一个是故宫，一个是中国美术馆。大致上说，故宫管19世纪以前，中国美术馆管现代当代。故宫的艺术展览应该围绕中国古典艺术的发展，中国美术馆新馆盖好后将会拿出一万平米空间做一个反映中国艺术现代之路的固定陈列。梳理和展现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的中国特点，这个从历史上可以一块块摆出来。当代艺术要进美术馆，它的条件是要经过学理的冷静选择。所以，美术馆在当代这一块要建立一个学理过滤器。西方美术馆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这个过滤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西方现代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在美术馆看到的。
王岳川：美术馆不仅是作品的展出场所，而且也是当下艺术思潮聚集之处，更是对不同的艺术潮流的支持或拒绝的艺术判断的平台，其功能非同小可。回到一个问题，一方面现代艺术的核心精神就是求新。不管是观念求新，还是形式创新、结构创新、质料创新，整体上都是一种求新。但求新有个关键是不能成为第二，一旦出现复制品的艺术成为第二就没有意义。所以当代艺术变成了一个万花筒，去不断的求怪异之新，这样为求新而求新的纯粹形式求新，其结果就是无新可求，即使有点新也难成气候和经典意味，需要经过博物馆的挑剔的眼光和历史的沉淀才能保存成为经典。于是，艺术家急功近利等不及，转身走向拍卖市场和画廊。博物馆渐渐变成艺术陈列厅，而真正艺术家们感兴趣的是拍卖市场。拍卖市场的中外“看不见的手”操纵非常厉害，一大批外国炒家进入中国艺术家的画室，用低价收购作品，若干年以后再高价抛出。如原瑞士驻中国大使希克，现在已经是职业的收藏家，他在画家没出名之前只花了几百美金买下一幅画，今天可以把它抬到100万美金以上，而他当时收了2000幅左右作品，今天他就大赚其钱。中国拍卖市场上的这种非常态现象，博物馆应怎么面对这个现实？
在我看来，当代艺术理论家和美术批评家应该出场了。当一种艺术，如先锋艺术处于初生重压之下时，理论家要鼓而呼之去扶持；当先锋艺术象洪水滔滔四处泛滥时，理论批评家要对其遏制要批评要引导。否则，当代中国艺术过分政治波普化，会在国际形象上会造成“文革意识”或意识形态对抗意识的假象，使得世界再一次错误地认识中国。如果没有今天国际大循环中的中国形象自我定位，没有多元文化中的自我身份定位，没有一种健康发展和谐生成的中国美术评定机制，中国当代艺术从政治话语中位移而集体走向经济拍卖和画廊，是另一次的美术的文化身份模糊，其立场是非常尴尬和危险的。
范迪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市民对当代艺术的接受出现了更加开放的心态，对新颖的表达方式的一般都能理解和欣赏。这种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当然有利于书画创作、艺术接受和艺术市场之间的一种初步的良性关系。但就中国艺术的根本意义而言，还得自觉关注文化层的战略意识和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王岳川：还需更在高层面上使整个民族清晰地了解中国文化输出的战略意义，或者说在“文化外交”层面上中国艺术家要能够自觉超越因袭模仿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在新世纪集众家之长创新自我的文化艺术，从而通过可持续输出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国际身份辨识的标记。比如说，韩国书法想成为超越中国的书法文化大国，他们就认为：于右任以后中国书法家没有几位能够达此境界，居然说十年后韩国书法家将超过中国。其实那是不可能的，他们忽略了中国也在大踏步前进，只是看到“文革”的中国。中国更高层应该认识到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新世纪国际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创新的重大问题。应重视跨国文化交流，重视新世纪中外的“书法文化外交”。中国书画无疑是文化外交的重要符码，在未来的中国形象海外传播中，在中国艺术国际拍卖和大型展出中，在文化产业的国际产业链条中都要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艺术元素是面对西方时的中国形象的正面彰显。有经济在后面支撑，中国书画的海外传播将会加大步伐。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书法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会发扬光大。书法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而且正在成为是世界的。每个时代的书法家都有其自身的书品人品，并而形成自己的书法身份，众多书家互动形成大国书法文化身份认同。 四、全球化中的中国书画文化创新
王岳川：艺术与非艺术的不同症候值得理论界关注。我注意到您从美术的角度也谈过这个问题，而且认为：各种以艺术之名行非艺术之实的行为一度迅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的危害性不在于针对某种艺术问题而在于对整个艺术的颠覆。
范迪安：是的，我们今天对西方艺术的过去百年至的发展历程已不算陌生。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有三个关键词是普遍被提及和运用的。一个是“现代”，一个是“前卫”，还有一个就是“非艺术”。“现代”的艺术不一定都以“前卫”姿态出现，但“前卫”的艺术推进了艺术的“现代”进程，它本身良莠掺杂，只有经过历史选择和文化过滤，它有价值的精神方面和物态结果才能成为文化总汇中的组成部分。 “非艺术”是以否定艺术的价值、特别是艺术的创造性价值为目的，采用极端的手法和捣乱方式颠覆艺术，它要打破的并不是所谓艺术的“界限”，而是整个艺术本身，因此，它属于艺术之外的破坏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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