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不接受计划生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你没有儿子，属于“无后”孤老，断子绝孙，被人看不起，女儿是嫁给别家的人。不像城市工人有退休工资，农村老人没有人养你，必须养子防老。从生产角度来看，农村的体力劳动繁重，基本上靠男性。
中国的农村大多是宗族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家族，斗争很厉害，如果家里没有男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被人欺负。一个家族男人多，有这个作后盾，才有可能当上大队书记、村委主任。如果没有家族做后盾，根本不行。所以计划生育的实施实际触犯到农村这些传统习俗，在农村推行就特别困难。
《新民周刊》: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遭受了冷遇，她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莫言:计划生育刚开始能够在农村落实下来，离不开人民公社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另外是靠《蛙》小说里描写的“姑姑”这样一批铁杆的计划生育的贯彻者，她们真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如果没有她们，根本落实不下去。姑姑实际上也非常委屈，本来她接生过这么多孩子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因为角色变了，后来谁见了她都骂，夜里不敢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她。
基层最难干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谁要是干你就等着倒霉吧，门窗的玻璃就等着换吧，你家的玉米等着人用镰刀砍掉吧。姑姑给那么多妇女做引产流产手术，她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我没有跟她直接交流过这个问题，不愿意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痛楚，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看到那些婴儿一代代地长大是什么感觉，又想到许多的胎儿被打掉，还有死在手术床上的那些孕妇，心里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么样安慰自己，用什么理由解脱自己，等等，我猜想这些应该都是她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写这个小说。
《新民周刊》:小说里姑姑千方百计去追捕、围堵那些超生户的章节，特别是“挖地道”、“潜水逃亡”的场面，令人印象深刻。
莫言:这不完全是编造的。为了躲避计生工作人员的“围堵”，农村确实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像小说里描写的，挖了条漫长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是夸张了些。
为了实现生育控制，农村基层的工作人员使用了很多手段。通常是罚款，如果超生户家里没有钱，有时搬走家里的家具物品，甚至用拖拉机拉着钢丝绳拉倒房子。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实，不是我虚构的。
我姑姑告诉我，有一段时间计生工作“严”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找借口说生的婴儿死了，那必须把死的孩子尸体拿到计生委给计生干部看，照相以立此存证，证明确实死了。这样才能给你再生一胎的指标。甚至，还有“喝药不夺瓶，上吊给你绳，宁可多一坟，不可多一人”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某些地方的街巷的墙壁上。
农村的计划生育出现转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包产到户，人民公社解体。2006年的时候，我在云南碰到一个四川籍的卖茶的小姑娘，她外号叫“三千八”，当时她妈怀了孕躲到一个叫鸳鸯桥的地方，当地乡政府把她爷爷奶奶她爹全抓到乡里关着，因为算命先生告诉她爹是个男胎，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儿，她爹很失望，交了3800元罚款，从此叫她“三千八”。
我小说中那个陈眉的原型就是这个小姑娘。
上世纪90年代，国家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二哥参加过这项工作，我听他说，当地许多村庄都有许多家根本找不到人，门上一把锁，有的人家十几年没回村子了。即使是这样，也查出来一批没有报户口的孩子，他们都是家里缴不起计划生育超生罚款，户口一直没有落下来，全部是“黑人”。考虑到他们的未来，后来当地政府集中给他们解决了户口，“黑孩子”们才能够上学。 小说触及灵魂深处
《新民周刊》:这本小说也是对你自己情感的一个交代？
莫言:这本小说确实是触及到了我灵魂深处很痛的地方。80年代的时候我是军队的一名军官，当年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码应该有个儿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我很可能要被“处理”，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剥夺，最后赶回老家继续做农民。当时我们部队的不少战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只生一个孩子。
到了老年我们可能会想，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我不要那个公职又能怎么样呢？这肯定是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非常懦弱，像小说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怀孕怀到了六个月，这时候严格地说是不能再做引产，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生出来了。蝌蚪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所谓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术床。结果让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儿一起死掉了。他这样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集体的荣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内心深处的私欲，这其实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为什么某些地方只有用粗暴的手段才能把政策推行下去？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新民周刊》:为什么会采用书信体的结构和自述体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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