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如果我用编年史的方式把一个妇科医生50年的生活全写出来，那小说篇幅会很长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2002年春天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越写越乱。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新民周刊》:《蛙》前面四章主人公蝌蚪致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4封信，让人想起你和大江健三郎。
莫言:大江先生2002年春节期间到过我们老家，他问我下一步大概会写什么，我说也许会以我姑姑作为原型写一部跟生育有关的小说，他很感兴趣，后来我带他去姑姑家聊天，姑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几次演讲时也讲到“莫言的姨妈(他搞不清中国人的亲属关系)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乡村妇科医生，经常深更半夜骑着自行车越过冰封的大河去给别人接生”。
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自然想到这件事情，后来想到给一个日本作家通信的方式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小说里的那个杉谷义人是日军司令的后代，完全虚构的一个人物，跟大江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有跟大江通过信，更别说通信讨论小说的问题。
《新民周刊》:你在创作上不想重复自己，希望有新的突破？
莫言:重复自己肯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再伟大的天才都有限度，何况我这种普通的作家，如果没有自我提醒的话，很容易写得越多，自我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是故事可能重复，一个是语言重复，还有一个是结构重复，最可怕的是思想重复。
一个人刚开始写作时可以用别人做假想敌，我一定要写得跟谁不一样，越到后面就要把自己当成假想敌，能够写出跟自己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小说肯定是很好的东西，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也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我反复提醒自己要力避重复。我不敢说《蛙》这部小说完全没有重复，我不敢说这样的狂话，但只要语言上有新的追求，结构上有新的花样，思想上有新的东西那就可以发表出版了。
《新民周刊》:这本书最让人注目的是它以文学形式加入了对计划生育的讨论，你对计划生育这个政策究竟怎么看？
莫言:我希望读者还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姑姑”这个艺术形象和小说的艺术性上头来。当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全球那么多国家，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我想，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这30多年计划生育，估计中国现在至少多生3亿人。现在一些学者专家也开始讨论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恢复两胎制。其实他们对农村不了解，即使在最严格的时候，农村也不曾“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儿，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而城市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欧洲许多国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励生育，因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欧许多国家，有的中国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只要生两个三个，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福利。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那些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
莫言:我觉得关键是在恢复生育问题上的公正，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的管辖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一国策。但现在，这政策只变成了对一部分人的一个政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有钱人可以买生育指标，我记得报纸上曾经登载过，说某地一个富人生了第三胎，罚款80万，头一天给他发了罚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着一麻袋钱去，数了100万，说多给20万，你们也辛苦。上海有富人还生了第四胎。穷人可以流荡到他乡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没人管他们。“大腕”们可以拿了外国绿卡回中国生孩子，想生几个生几个，只有那些在城市里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工人、教师、公务员不敢生、不能生。所以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计划生育领域的不公正，这才应该是学者们讨论和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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