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父亲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这样在60岁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更小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记者回忆说。
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但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姑姑的故事势必会写到基本国策。“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近几年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被当作“圣母”的姑姑
《新民周刊》:小说取名“蛙”有什么含义？怎么想到以姑姑为原型写小说？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后再来。看完了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特别健谈，我们就瞪着眼听。而且她医药箱里有那种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那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玩具，她一来我们就特别兴奋。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
要以姑姑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5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这个现实，既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
《新民周刊》:姑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发育成一个长篇小说。
莫言:这个姑姑是我爷爷的哥哥的女儿，准确地讲是我堂姑。大爷爷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老中医，姑姑从小跟大爷爷学医。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因而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新法接生很快就代替了旧法接生，姑姑成为东北乡唯一的接生员。我姑姑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因为她父亲(我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在当时很受歧视。如果不是因为人才缺乏，一个地主的女儿，是不可能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天天在农村跑来跑去，但这是个铁饭碗，国家的正式医生，每个月拿固定的工资，退休了还有退休金，一辈子有生活保障。所以，姑姑工作那样积极，执行国家政策那样坚决，是有这个背景条件的。
在《蛙》这部小说里，我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姑姑写成烈士的女儿，父亲曾经是八路军医院的院长，因为革命牺牲，她是在党的关怀下长大的，出于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是不折不扣，贯彻到底的。因为在以往的小说里，我们写家庭出身不好的这种人物写得太多了。
《新民周刊》:那时候姑姑在乡里应该挺受尊敬的？
莫言:在姑姑刚刚工作的上世纪50年代，政府用物质奖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奖励油票、布票。那时候是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声誉最高的时候，因为她带来了生命带来了喜悦。每到一个村庄，所有的人见了她都要笑脸相迎，对她非常尊重。当时乡下很少有自行车，她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一进村庄按铃声，所有孩子都跟着她跑。
我姑姑接生了差不多1万个孩子，在当地妇女心中威望很高。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我母亲说我姑姑艺高胆大，说我侄女出生时，姑姑拽着个婴儿的脑袋，“啪”地就拔出来了，出来之后提起来就拍屁股，小孩哇地就哭出来了，姑姑就说“行了”……手艺熟练到似乎随意的程度。还有一次，一个嫂子生孩子难产，村子里的接生员已经束手无策，只好跑到公社医院把我姑姑找过来，她来了就骂产妇:“你想死还是想活？想活就听我的，想死我就不管我走了。”产妇一看她来了，立刻信心大增，十来分钟就生出来了。
但是后来，改行做计划生育控制，姑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到7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慢慢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妇科大夫，我姑姑由原来的单纯接生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这一角色转变，让她成为了一个不被乡亲们欢迎的人。 不受欢迎的人
《新民周刊》:农村实行计划生育，阻力比较大吧？
莫言:我老家高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我当时就听村里人骂，村里人将“男扎”当成“阉人”。
最早的时候是政府号召工作干部带头做结扎手术，要求他们起带头作用。我们老家是公社书记带头先扎，那下面的干部也要结扎，普通农民当然只好跟着进医院了。第一批人手术做完，有部分人结扎以后腰疼，身体乏力，不能从事原来的体力劳动。后来根据这个情况有所调整，开始主要以妇女为结扎对象。
农村的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候，是80年代初期。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出门要公社“革委会”的介绍信，吃饭需要粮票，晚上住旅店需要村子里的证明，否则就会把你当“盲流”收拾。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那儿，除了对你进行经济处罚外，生产队还取消你的劳动资格，就没有粮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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