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洁玲：我与《心灵史》

一个编辑与一本好书相遇，也需要缘份。有时，我甚至觉得，这种缘份超过了男女相遇的俗世情缘，因为，它只与心灵相关。
　　
1989年冬天，我听圈中朋友说：张承志正在写一部“很大的东西”。很大，不是指它的篇幅，而是份量。张承志自1978年起，多次荣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大学时代，我们在宿舍里就朗读过他的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还记得当时王蒙写了一篇评论，题为《大地和青春的礼赞》，称张承志为“学者型作家”，盛赞《北方的河》，还说：……50年内，大家不要去写河流了。
　　
　　就在张承志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忽然从大家的视野里消失，闯入大西北。6年之间，断断续续地，在黄土高原腹地，他跟当地人一起滚着黄土，展开田野调查。
　　
　　我被这个悬念吸引，决定向“大稿”叩门。有朋友给我泼冷水：此人倨傲，两三句话不投机，就会把凳子翻过来给你坐。我给自己打足了气，做好心理准许再去拜访他。张承志身材高大，长得酷似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喜欢抽自己手卷的莫合烟。我坐在他的书桌旁，看见字纸篓里有两本崭新的期刊，心想：啊，他看都没看就扔啦？墙上一个小镜框引起我的注意，里面镶着一帧红纸写的阿拉伯文，问他那是什么，他说：“是‘牺牲’二字，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送的。”他健谈，但绝不随和，跟他交往，最好是多听少说。还好我没有遇到翻凳子的事情，估计是讹传。
　　
　　这次见面，我知道他这6年的足迹所及：自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张承志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取得学位即赴日本进修。1984年张承志回国，隆冬腊月到西北考察，结果被一场大雪困在黄土高原腹地。在被困的日子里，他听当地村民讲述两百年来的惨烈故事，决心写一部书，这就是《心灵史》的由来。
　　
　　在这片被称为西海固的穷乡僻壤，风景凄厉，民性硬悍。人们食用地窖里带着草根土块和干羊粪的雪融水，却用村中唯一的井水净身做礼拜。这里的回民不识几个汉字，却精熟二百年历史；靠窖水度夏，却村长三里，骡牛成群。得知张承志立愿写书，他们把内部秘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著作翻译成汉语；展开大规模调查，拿出近160份家史和宗教资料；清真寺里的学生争当秘书，陪着他寻觅古迹。
　　
　　我听出了份量，更加渴求书稿。等我再次登门，他却说：“你不用提我，也不必来信。我写好了自然会通知你。”我对此话将信将疑，多少定好的书稿不知不觉地流失，何况他这样的名家！
　　
　　直到1990年夏天，张承志把书稿交到我手上，我才知道他说了一句大实话。至此，他从未提及有其他出版社要拿这部书稿的事，他甚至没有提稿酬和样书，只是再三叮嘱，校对时注意地名、人名、支系……千万不能出错。1995年我在北京见到著名理论家李陀，他惊讶地说：“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承志那么聪明，怎么会把《心灵史》这样重要的著作，交给一个资历尚浅的小姑娘？你知道当时北京有多少大社想要这部书稿？”
　　
　　我想，大概是花城出版社“开放兼容，领风气之先”的名声影响了他的选择。我们一贯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吸引一流作家的最大因素。
　　
　　编《心灵史》的过程，称得上页页惊心。
　　
　　它描写西北一个叫哲合忍耶的回教支派，诞生于乾隆年间，因倡导“人道、人性、人心”，被清政府视为异端并遭到镇压。强权对弱者的欺凌使哲合忍耶走上了一条与幻想决绝的道路……在不到两百年的时光里，有50万人牺牲。牺牲者从未进入正史，中外学者从来无法窥透哲合忍耶神秘的内核。张承志打破了小说的套路，熔历史、文学于一炉，第一次客观地描述了他们备受迫害的历史，以七代导师为线索，把哲合忍耶的故事划分在七段辉煌而悲壮的光阴里。在《前言》里他说：“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我在考虑，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
　　
　　《心灵史》的出版，在90年代初沉寂的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思想风潮。值得一提的是：更多的读者在老少边贫地区，他们不同于《时代三部曲》或先锋小说的读者，与文化圈、与精英群无缘。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甘肃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口口相传：一个叫张承志的大作家为咱们穷人写了一本书！有的村民从清真寺“请来”（不叫借）一本《心灵史》，把它整本抄下来，再给大家一遍遍诵读。张承志曾对我说：“我只要写一张两指宽的条子，说你是《心灵史》的责任编辑，你便可以走遍大西北的穷乡僻壤！”
　　
　　还有什么荣誉比这更高？
　　
　　几年后，张承志托人送我一本新作，在扉页他写道：“钟洁玲存念：纪念我的生涯和我的文学中，最重要的支持与合作！”
　　
　　记忆中，他没有讲过比这更重的话。
　　
　　天山深处有一位80多岁的养蜂人，童颜鹤发，登山如履平地，人家问他健康秘诀，他仰天大笑：“劳动是上苍赐给我的天命！”这么遥远的一个传奇人物，竟然也是《心灵史》的忠实读者。　这是我编辑生涯中最传奇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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