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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我与铃木阳一先生

2021-04-27 09:1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黄仕忠 阅读

初见铃木阳一先生,我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们都曾经在杭州大学师从徐朔方先生学习。由于我跟随徐先生的时间比较早,所以铃木先生称我为“师兄”,其实他比我大十岁,我表示不敢当,他却认为理所当然。

日本学者通常都是十分客气,说话委婉含蓄,礼仪周全而又界线分明。铃木先生却是性格直爽,甚至豪放,我十分喜欢,这更容易让人亲近,让我只记得同门情谊,而忘记了国籍与文化的差异。

我们对徐先生有着同样的敬佩,深感高山仰止。他说:“西溪路到黄龙公园这一段路,是世界上教育最严厉的大学院(研究生院)。”因为先生总是约他在这段路上散步,同时交谈学术问题,“先生对学问非常严格,并且没有权威主义,尊重合理主义”,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徐朔方先生是戏曲、小说研究领域的大家,不过我只传承了戏曲这一块,铃木先生则是从小说切入的。在中国学界,小说与戏曲的研究者似乎各自为政,交集不多,而铃木先生到中国来参加学术会议,主要也是小说研究方面的,所以我们此前接触的机会有限,直到我去日本访问之后,交流才多了起来。

2001年5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我初次到日本。浙大的金健人教授正在横浜的神奈川大学做客座教授,他是我大学同学,也是铃木先生的好友,我根据他的建议,购置了数码相机、扫描仪等工具,并从他那里学会了购书、复制资料的窍门。不久,另一位大学同学、汉语史专家方一新教授也以静冈大学客座教授的身份来到横滨,我们因为专业不同,此前交集甚少,不料能在异国他乡相聚,令人格外喜悦。只是三位同学甫一见面,就被领到了一间会议室里,却见一排学者端坐以待,有多位还是白发苍苍的前辈,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一场学术对话。因为刚到日本,初历阵仗,兼之对交流内容毫无准备,面对那些精心准备的问题,我只能率尔作答。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这次交流期望甚高,但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在我们三人的专攻领域,我记得自己只是解答了面上的问题,而不能再作深入。对此,日本学者流露出了理解的笑意。这令我印象深刻,记住了不应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轻易发言,面对所有的交流,事先必须有所准备。

铃木先生长期负责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的工作,因学问与领导能力出色,后来他又担任了神奈川大学的副校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神大与中国多所知名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2013年3月,他携员来到中山大学,与中大签署合作协议。

2013年3月23日,铃木先生与马兴国教授在本文作者的研究室

2013年3月23日,铃木先生与马兴国教授在本文作者的研究室

我趁机邀请他在中文系做了一次讲座,题目是“江户文人为何酷爱苏堤之柳”,主要讲杭州西湖对日本文人及园林的影响。他的研究从来不限于文本,而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他说:“比起只研究作者生平的做法,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利用生活史、社会史、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会更有效果。”

2014年春,铃木先生接纳了我的博士生陈妙丹随他学习研究,并亲自帮助妙丹办理了所有手续。妙丹现任教于汕头大学。她在日本的一年学习,大大拓宽了学术视野,通过与日本老师、学生的交流,更明晰了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路径,这对她未来发展十分重要。

2016年春,铃木先生又接纳了广州大学的仝婉澄副教授赴日做访问研究,并给予她很多的帮助。婉澄的博士论文是我指导的,她曾在京都大学做过一年访问,主要从事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的探讨。她再次赴日,主要搜集、研讨东京地区的有关文献。借此机会,她对冈晴夫、冈崎由美等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学者做了比较深入的学术访谈。其中也有对铃木先生的访谈录(载于《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22日09版“书评周刊”),让中国学者更好地了解他的学术经历和研究工作。

2016年9月,时值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会创立三十周年,铃木阳一先生召集承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学术研讨会。除日本学者外,还有二十多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题十分广泛,讨论非常深入。我也应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与许多旧友新朋相见,其乐融融。一个学会创立不易,而能坚持三十年不辍,更是不易。这三十年间,大冢秀高、金文京、铃木阳一、大木康等学者在小说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同时他们也从学会创立之初的青年才俊到了渐次退出学术岗位的年龄,岁月如流,令人感叹。

2016年底到2017年初,铃木先生利用难得的假期,到中山大学短期访问。我们有了多次轻松愉快的交谈。时值元旦,中大中文系工会组织教职工家属去番禺的大夫山烧烤,铃木先生则以我“家属”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活动。

期间,我正与邹双双、佟君老师合作翻译江户大儒新井白石的《俳优考》。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优伶史著作,重点考索了中国的俳优历史,同时又与日本演剧有所比较,是中日戏剧比较研究史的重要资料。这两位日语系的老师都是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修订,基本解决了字面上的意思。但因为文章是用古日语写作的,文字背后的意思不易明了,有些细微之处,只能模糊感觉,而不能精确表达。于是,我请铃木先生也加入这个翻译小组。我们每天在一起逐字逐句地讨论翻译稿,铃木先生细致地解释了文字背后的涵义,我则对他的解释再作追问,刨根问底,直到问题完全弄清楚为止。这篇六千多字的译稿,仅后续的研讨就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但我认为很值得,因为这是我所敬仰的日本前辈学者通常的做法,更是我和铃木先生的美好的合作成果。

当时,铃木先生还应我夫人的邀请,分别在两家书店做了讲座。他说很高兴能够为普通市民做讲座,这与面向学生的讲座很不相同,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其中一次是在一个书吧,他特意以饮食作为承接点,讲述了中日寿司文化形成史,说明从中国引进醋的制作方法,不仅使日本寿司的制作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还让醋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讲座图文并茂,十分有趣生动,听众的交流也十分踊跃。

铃木先生自己十分喜爱杭州西湖,所以另一次在学而优书店的讲座,他讲解了日本人的“西湖”。他发现在江户时代,日本人就很喜欢江南文化,尤其是杭州和西湖。江户初期,“俳圣”松尾芭蕉去日本东北旅游,到达有内海而且风景很好的地方,他说这儿的风景不亚于杭州西湖,写下了“象潟や雨に西施がねぶの花?”(像泻蒙蒙雨,淋打合欢树上花,楚楚赛西施)这一俳句名篇。但其实他并没去过中国。江户末期,更有文人在东京的小湖里按照西湖格局筑堤,还专门进口了杭州的柳树种在堤上,称之为“小西湖”。在名古屋、广岛、和歌山县等地也都有类似的景观。这些现象都可以说明日本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铃木先生希望通过他的这些研究,为中日民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增添一份力量。

从时间上说,铃木先生的青年时代与中国“文革”时期相重合。当时日本大学生模仿中国罢课闹革命,一度影响到日本大学的入学考试。以中国文学为专业的这一代日本学者,因为深爱中国文化,其思想无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现实的政治、思想理论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能批判地看待,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上世纪中叶的中国文艺界流行“文艺作品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的看法,铃木先生认为只看政治和阶级斗争,或者以此判断作者的思想进步不进步,实际上等于扣帽子,所以不能采用以前的方法,而是要考虑社会和时代给予了文学作品什么样的影响。 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以前的叙事学强调“文体”,重在现实的作家及其思想。1970年代以后的叙事学,则在“作家死了”的前提下进行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故不应拘泥于作家作品。

他说,他对很多问题的研究,是从“朴素的疑问”出发的。例如,他考察中国人参的产地,宋代主要产于山西上党,称党参;明代之后,多产在东北。《西游记》中有关人参的叙述,可以印证故事的形成时代大致在元末明初。他不同意从佛教的文献、图像中去寻找猪八戒的原型,而认为原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猪,这一点也可以从文本中呈现出的猪八戒与厕所的密切联系来证明。再如他试用年画破译小说,讨论猪八戒为何戏耍三星,他重视《西游记》和普通文人的关系,推想作者的房间应当有三星的年画,借此创造了这一段故事。他认为作者和读者是三教都信而又都不信的典型文人,我们应该按照他们的思想、价值感、审美感来解读文本。

1988年,他在云南大理洱海边看到一座蛇骨塔,相传一位英雄与发水的大蟒蛇搏斗,跳到蟒蛇腹中消灭了它,自己也丧了命。后人把这位英雄和蟒蛇埋葬在一起,建了这座塔,祈求不再发洪水。因为日本与中国江南同属“稻作文化”区域,对调控旱涝的水神特别重视。他由此联想到《白蛇传》故事的形成与杭州及水神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古代,西湖是杭州城最为重要的水资源,承担着饮用、灌溉等多种功能,但西湖水位很浅,杭州时常受旱涝困扰,保护西湖就成为关系生存的重要问题,水神信仰由此而生,在此基础上升华而成《白蛇传》故事也就不是偶然。

以上所说,只是铃木先生学术观点的点点滴滴而已。他因明清小说研究而关注江南,又因江南风物而注意到江户日本人对于江南文化的喜爱与影响,视野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江南区域文化和风俗图画、近世日中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我们多次的交谈中,他一直强调学者应当承担文化交流的津梁与使者,并且以此作为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重点。

时光如梭,铃木阳一先生今已年满古稀,准备从教职上荣休,愿他荣休后的日子如“江南三月,莺飞草长”般充满诗情与惬意。我因想起与铃木先生交集的往事,思绪涌来,撰成此文,以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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