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您与艾伦·金斯堡最初认识是在什么时候？
沃尔德曼：1960年，我就与艾伦通电话了，但直到1965年，我们才在伯克利正式见面。对佛教的兴趣以及在政治、文化活动上的共识，让我与艾伦一见如故。
三联生活周刊：艾伦·金斯堡曾经称您为“精神之妻”，这个称呼是如何而来？
沃尔德曼：艾伦基本上是个Gay，但他对女性也有向往。有时，他甚至表示自己想安定下来，生儿育女！但他更加倾向于男性。我们有过非常亲密的时光，共用同一套公寓，甚至住同一间卧室，但我们从未完成“关系”。他第一次称我为“精神之妻”，是在捷克布拉格的一次大型诗歌朗诵会上。
三联生活周刊：您谈到，您曾与艾伦·金斯堡一起成立了“杰克·克鲁亚克虚体诗歌学院”。“虚体”是什么意思？您与杰克·克鲁亚克是否也相识?
沃尔德曼：我取了“虚体”这个词，因为我们没有教学楼，没有预算，没有员工，没有电话，也没有文具。但我们对学校的成长和发展有远景，我们在向已经逝去的诗歌世系致敬。艾伦是一个出色的老师，当他感到自己教授了伟大的诗艺的时候，会很真诚地流泪。他总是有备而来，充满洞见，他不自学，他教他人。在Archive.org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他教学的情景。我不认识杰克·克鲁亚克本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基本已经隐遁了。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艾伦·金斯堡，您与《裸体午餐》的作者威廉·伯罗斯（William Burroughs）也有不错的交往。同为“垮掉派”的杰出代表，伯罗斯与金斯堡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沃尔德曼：我遇到威廉·伯罗斯是70年代早期，那时他刚回到纽约。我对他的作品很感兴趣，在某些方面，它是预言性的，比如那些噩梦意象以及社会“支配”的本性。但我没被他给镇住，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好研究的作家，他随自己的梦想。他是很激进的，他的黑色幽默也很让我欣赏。威廉·伯罗斯与艾伦·金斯堡都是很强大的作家、思想家，也是文化偶像和英雄，因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改变了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与艾伦·金斯堡一样，您也被认为是当时东海岸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您在东海岸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沃尔德曼：我是个根深蒂固的纽约人，尽管我在科罗拉多待过多年，现在也经常会去，我很喜欢这个城市独特的新陈代谢。当然，现在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东海岸是锐利而老成的，它回望的依然是欧洲，而西海岸，面对的是亚洲以及更为广阔的地带。但从人口统计学上说，这些都在发生位移和改变。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各种文化来此交汇融合。
三联生活周刊：您自小在格林威治村长大，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在那里，您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
沃尔德曼：我在马克道格大街长大，离华盛顿广场很近，在格林威治的中心线上。马克道格有很多咖啡馆和俱乐部，鲍勃·迪伦刚来纽约的时候，首场演出就是在那里做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大制作人约翰·哈蒙德（John Hammond）也住在这个街区，他签下了许多有名的歌手，其中就包括迪伦和欧蒂塔（Odetta）。伟大的民谣歌手皮特·西格（Pete Seeger）也住在附近，我曾经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公园里演奏过。我的父母从事诗歌、文学、音乐——尤其是爵士乐——相关的工作，非常艺术气，很波希米亚，这个社区里很多人都是他们的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父母应该也是有故事的人，您与艾伦·金斯堡等人的相识是否与您父母也有关系？
沃尔德曼：在我出生前，母亲就住在马克道格了。50年代，父亲遇到了艾伦·金斯堡。我见到了“垮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我是小字辈，对他们的活动非常好奇。我父母的生活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们相遇在日裔设计师野口勇的派对上。父亲做过爵士钢琴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上了战场，从德国回来后，成了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母亲曾在希腊的乌托邦社区过了10年，与诗人西凯里阿诺斯（Angelos Sikelianos）一起，妈妈还翻译过他的诗。
三联生活周刊：据称，您早年还曾遇到了“纽约派”重要诗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当时是怎样的情形？弗兰克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尔德曼：我参加了诗人比尔·柏克森（Bill Berkson）在57街的派对。那应该是1964或1965年的事，离弗兰克·奥哈拉去世不太久。那时我仍然在佛蒙特州的学校里，被引见给了弗兰克。不知怎么，我年轻的生命力迸发了，我说，我回到纽约，是需要一份工作。他很快回答：“到我的MoMA（现当代艺术博物馆）来工作吧！”这让我心动不已。但他说，这只是一个“志愿者的工作”，我可接受不了这个，这太糟糕了。他是一个超级友善的人，热情好客，走起路来步子敏捷，头扬得高高的。他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鼻子——很像拳击手，以及一双智慧的眼睛。进门的时候，他与画家拉里·里维斯（Larry Rivers）挽着胳膊，我在诗里称他们为“新陈代谢兄弟”。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否将自己看做一个“垮掉派”诗人？您如何看待金斯堡那个时代与现在这个时代，以及诗人在社会里的角色？
沃尔德曼：我将自己看成是“垮掉”思潮的后继者，同时也继承了其他一些新美国诗歌里的实验血脉，比如“纽约派”和“黑山派”。我是个“场域”（field）诗人，是研究性的诗人，还表演自己的作品。那时候，诗人没有多少钱，主要靠学术类的工作维持生活。现在，因为经济崩溃，人们将变得更谦和，不那么物质主义。在危机里，人们会转向诗歌。我认为，诗歌的功利主义终究会消退，回到精神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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