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在《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出版座谈会那天，不能亲临现场的杨绛先生发来一段简短的录音讲话，依旧是潺潺湲湲、平静从容的声音，却令在场的许多人为之心头一动：
“钱锺书年轻时曾对我说过一句心里话，他说：‘我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他当然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家子弟，他首先得有个职业图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用来‘做做学问’。他的志愿不大，却也不小了。”“他今天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
是的，没有谁比杨绛先生更能体会钱锺书先生的心意了！
钱先生去世后，年届九旬的杨绛先生在身心交瘁中，陆续整理出多达7万页的中外文笔记手稿，这些珍贵的笔记，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始一直做到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了钱锺书先生求学、治学、著述的一生，直到再也写不动为止，它们是嗜书如命的钱先生一生心血的凝结，更蕴含着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
2000年，杨绛以“绝对的信任”将全部手稿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因为她相信，只有公之于众才是对钱锺书先生精神遗产的最妥善保存，唯有这样，才能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继2003年《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出版后，如今，沉甸甸的二十册《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终与世人见面，忠实地呈现着钱先生中文笔记的原貌，静静地展示着钱先生的治学思路、点滴心得，以及许多未及完成的著述计划。
对于钱先生“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这无疑是表达敬意的最好方式。 ——题记
一座思想的宝库
《中文笔记》的原稿多达1.5万页左右，手稿中涵盖书的种类有3000种出头，其中很多又是丛书，一套丛书里往往有几十种书，但是在《中文笔记》里算做一种，内容非常可观
对于钱锺书先生写笔记的方式，杨绛先生曾这样说：“他看书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要钻研《楚辞》才去看，他每读到一些内容，发现可以归为这个题目，就又把它们放到一处，所以它们才会重重叠叠。研究有关题目的人到这里去查，这是一个宝库。”
这的的确确是一座思想的宝库，在《谈艺录》、《管锥编》里，钱先生的旁征博引令世人为之叹服，而这些思路和灵感正是来自他数十年间不断积累的读书笔记，在笔记的取舍和材料的钩沉之中，钱先生的治学思路、点滴心得一览无遗。
责任编辑陈洁在对笔记长达三年多的编辑中，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发现《管锥编》中谈到的《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典籍，《谈艺录》中谈到的黄山谷诗、元遗山诗、《随园诗话》等文学作品，还有《宋诗选注》所据的宋诗选集、别集和笔记文献等，在《中文笔记》里都提到了，而且钱先生还在这些材料里做了不少圈注。在最初出的校样上，这些圈注都模糊不清了，后来我们又把它们一点点调清楚、恢复了，因为有可能钱先生在这里划线，是有他的用意，也许他在写《管锥编》的时候用到过这些圈注的材料，对研究《管锥编》的人就有意义。”
更为珍贵的是，《中文笔记》中记录了钱锺书先生许多未及完成的著述计划。钱先生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又对杨先生说他“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而这些珍贵的材料和心得恰恰就包含在他的笔记手稿中。
《中文笔记》的原稿多达1.5万页左右，手稿中涵盖书的种类有3000种出头，其中很多又是丛书，一套丛书里往往有几十种书，但是在《中文笔记》里算做一种。算下来，钱先生的中文笔记内容非常可观。
在这些手稿中，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既有经籍，如《论语》、《左传》；也有史书，如《史记》、《汉书》；更有大量的诗文集，如《全唐诗》、《全唐文》；小说，如《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还有大量的古代戏曲，如《元曲选》、《六十种曲》；还有一些野史笔记、日记，如晚清曾纪泽的《使西日记》等。另外有很多丛书，他都是整套地阅读、做笔记。
钱先生读书涉猎之广，也让负责编目工作的学者李小龙惊叹不已：“他读的书太多，脑子里东西太多，所以联想特别多，从《中文笔记》的目录就知道他看书杂到什么程度，甚至包括期刊、包括传教士的教义，只要能找到的书他感兴趣的话都读，读了都做笔记，做笔记的时候就会牵三挂五地想到很多。就像《管锥编》一样，中文笔记里他也抄录了大量原文，但是精妙之处也正在于此：他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原文录在一起，把人类文化里很多共通的东西放在一块，就呈现出新的意义了。”
钱锺书先生对于以札记的形式著述情有独钟。从1939年到1942年他完成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写法，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他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从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而《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鸿篇巨著，更是依据他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费时三年整理成书稿，自然还是用的札记形式。 正因如此，在学者余英时看来，钱锺书最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方向受到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他的著述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比如《日知录》，或者更早的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不需要有个架构。他以书为结构，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他不但原原本本的把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跟西方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就已经开始的工作。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而且是从千百万的例子中去找。”
《中文笔记》，正是承载了那些珍贵的思想的火花，这些笔记恰切、妥适地满足了钱锺书先生细大不捐的广博兴趣，与他脑海中纷至沓来的记忆之珠、触类旁通的智慧火花，如影随形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说，读书笔记既是钱先生的阅读和研究历程，也是他为世人留下的一座底蕴深厚的思想宝库。
正如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曾言，手稿里面集中了许多钱先生的灵感和智慧，暗含着各种各样的思路和思考，研究相关问题的人，从里面一定可以得到许多的灵感和帮助。
竭尽一生的积累
钱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自那以后，这个被称为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写下心得。
钱锺书先生一生用于读书的时间远多于写作，并且“每读一书，必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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