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保存下来的笔记手稿从1936年留学牛津时起，一直做到上世纪90年代钱先生重病住院为止。世人皆知钱锺书先生博学、记忆力好，不知道他读书多么勤奋刻苦用功，这厚厚的二十卷《中文笔记》实是最好的见证。
在笔记手稿里可以看到，一部书，他从开篇一直记到卷末；一套书，他也一本接一本地记下来，如《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古本戏曲丛刊》、《词话丛编》、《永乐大典》、《太平广记》等，无一例外。有的书他不仅读一遍，还读两遍三遍，每读一遍都做笔记，笔记中常有自注“参观××册”、“又见××册”、“续”、“补”等，比如《列朝诗集小传》、《六十种曲》等。许多笔记并非记过就丢在一边，除了著述时在上面勾勾画画，提炼素材，平日也时常拿在手边翻阅，有了相关材料和心得体会就批注在旁边的空白处，一页页笔记，往往字里行间、天头地脚写得满满的，不留任何空隙，最后成了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天书。
在手稿集的序言中，杨绛先生回忆，钱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他将牛津图书馆戏译为“饱蠹楼”(Bodleian)，以饕餮之蠹自诩。因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他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命名为“饱蠹楼书记”，并郑重其事地在笔记的扉页上题辞：“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自那以后，这个被称为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聪明人一生都没丢下这项“最笨”的功夫。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杨绛先生回忆，钱先生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摸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因此，他的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每天他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钱先生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所以多数书是从图书馆借的，“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薛鸿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一直帮钱先生借、还外文书，他回忆道：“钱锺书先生早年读书下苦功，一本书要读四五遍，晚年大家觉得他读书快，其实那时他借书只是为了核对材料，重要的部分早已在他的笔记里。以前我们认为钱先生读书有高超、巧妙的办法，那太幼稚了，他的才华的确出众，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勤奋！”
《中文笔记》中所收录的各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书笔记陪伴钱锺书先生走南闯北，历经战火、流离和动荡，在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进进出出，不仅没有丢掉一本，而且还在持续不断的积累中，抗战时他靠这些积累完成了《谈艺录》，“文革”中他又凭着大量笔记完成了《管锥编》。
杨先生曾回忆，1972年3月，钱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首先就是清理装满几个麻袋的大量笔记本，那是钱先生大半生心血的凝聚！
1973年，钱先生有一段时间被诊断为大脑皮层受损，走路跌跌歪歪，必须扶着墙或者被搀扶着走路，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停止写读书笔记，“那时他写的笔记都飞到格子外头来了。”后来，由于房子被侵占，他们借住社科院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屋子里只能搁两张单人床，两张书桌，以及一些图书馆借来的铁架子，杨绛先生回忆：“我们叫人陪我们回家去，整理了五麻袋的笔记。他那时候一面看书一面开始写《管锥编》。”
1993年，83岁高龄的钱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手术回家之后，他仍在继续记笔记。他的笔记一直到最后一次重病住院时才停止。可以说，读书笔记伴随了钱锺书先生求学、治学、著述的一生，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直到再也写不动为止。
钱先生辞世前说这些笔记本都没用了，真的没用了吗？杨绛先生不同意，“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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