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的一个晴朗午后，洛杉矶的长滩，何塞和他的姐姐在家门前的走道上玩耍，不时对远处的冰淇淋车挥挥小手。而马路中央，一个46岁的中年男子和另一个人正吵得凶。他突然拔出手枪，扣动扳机——子弹却击中了小何塞的后脑勺，直达他的右耳附近。“我抱着他喊着叫着，却一直没救护车来，慢慢地我摸到，他脑袋上的洞在淌血。”这位母亲向芭芭拉述说着当时发生的一切。
万幸的是，小何塞活下来了。
这个如今头发蓬松的小男孩看上去相当健壮有力，很难让人想象曾被子弹击中过大脑。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遭受了严重的失忆，学习能力受到影响，平衡性也存在很大的障碍，有时候会突然跌倒在地上，还会时不时暴怒起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现在没法集中意识，不再是从前那个小男孩了。”芭芭拉说，何塞之前是个安静的小男孩，现在却经常容易激动，动不动就打人，却又时常会觉得害怕。
对芭芭拉来说，她遇见的灾难永远没有最糟糕的。这个一直梦想成为一名消防员的小何塞，在失去了一健康孩子的身体和心智之后，又在枪击发生后的第六个月，失去了自己的父亲——他搬离了这个家，留下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蜷缩在一张大床上。
芭芭拉说，那个黑帮分子最后被判了35 年监禁，但何塞经历枪击的走道上至今还残留着血迹，就像他们的生活中将永远留下无法磨灭的悲伤印迹，伴随他们接下来的人生。
“何塞的母亲最常对我提的问题是，因为这一切，他将和别人拉开多大一段距离？他今后又会遭遇什么？如果他没有遭遇这场枪击，他的未来又会是怎样？但是，她却没有能力带她的孩子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那些受害者的问题总让芭芭拉觉得自己能做的太有限，因为他们的问题从来没有人能够回答。
2009年万圣节前的晚上10点左右，威尔逊高中的橄榄球比赛刚结束不久，数百人聚集在校门口。身着超女服的麦乐迪·罗斯(Melody Ross)和好朋友多丽在路边交谈，但她的迷人笑容却在两个16岁黑帮成员向人群开枪后的几秒钟凝固了，并且躺在了一片血泊之中。“她叫过我的名字。”多丽不断回忆起最后一次听到她最好朋友的声音。
芭芭拉说，这一天，离麦乐迪 十六岁的生日刚过去一个月。这个亚裔女孩拥有一份漂亮的简历：荣誉学生、撑杆跳运动员、积极乐观、准UCLA人。
“一切原本就此结束。但是这一枪给她的亲人、挚友所带来的伤痛却如涟漪一般向外扩散。”上世纪80年代，麦乐迪的父母从柬埔寨的大屠杀中逃到了美国，本想给他们的孩子一个安全的环境，却没想到，“离开了柬埔寨的杀戮战场，却终结于另一场屠杀。”她的叔叔告诉芭芭拉。
多丽和麦乐迪原本计划一起上大学，都梦想成为时尚设计师。而如今，“多丽失去了她身体里的另一个自己。”芭芭拉说。“这些黑帮成员完全不知道自己伤害了多少人。他们伤害的是所有被杀害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整个社会。”芭芭拉对多丽的这段话总是印象深刻。
而多丽一直在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她活了下来，她最好的朋友却没有。“她比我好，比我更能让人快乐。我也经历了枪击，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是她？”
除了这些无解的问题，芭芭拉还记录下了故事开头那个无辜少年的父亲的提问。
芭芭拉说，肖的父亲曾是个谦逊低调的人，如今他却激愤而充满斗志，尝试去讨伐这个社会上存在的暴力。他不断对洛杉矶的官员进行长篇演说，以期改变对有暴力背景的非法移民的政策——正如那个“十八街”的黑帮成员埃斯佩诺亚一样。“如果早先他就被遣送回了自己的国家呢？如果他从未被允许走在我们的街头呢？如果那天他没有看到我的儿子呢？我有许多如果，但我却没有了我的孩子。”
但芭芭拉还是体察到了这个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他对她倾诉道：“我的弱点就是一想到他就哭个不停。我没法再是以前那个我了，因为肖是让我得以完整的一个人。”而肖的母亲是在伊拉克执行任务期间得知自己儿子的死讯：“那怎么可能？美国理应是最安全的地方，尤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肖的父亲如今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可以对明天存有冀望，但你只能是为此时此刻活着。”芭芭拉说。
葬礼那天，看到自己的儿子躺在棺材里，“像只狗一样被杀害，真让人有种要去把黑帮里的人统统杀死的冲动！”肖的父亲对芭芭拉说，“我梦想成为一个反犯罪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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