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其功能在传播过程会有异变，并不局限于某种单一的功能。比如，发表于《天鹏画报》上的《陆小曼女士的新装》，从标题看，重点吸引人们对于社交名人新装的关注，打破了时装摄影与名人摄影的界限，也算是一张新闻八卦。确实，在时装摄影方面，没有比借名人拍摄效率更高的了。 肖像摄影既是一种身份确认的手段，但也激发人们运用其尝试身份突破的游戏。人们通过肖像摄影，给出对于自己的想象与新形象。清末民初，新剧运动中男演女角的现象相当普遍。比如李叔同于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所学虽为绘画，但课余却热衷戏剧，并参与发起了戏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2月，春柳社在东京上演《茶花女》时，他在剧中扮演茶花女玛格丽特。为扮演此角，他自费购置女子洋服，剃去胡须，并特地拍摄了女装茶花女剧照留念。当时女性走入社会的人少，尤其是海外女留学生更少，加之传统并不接受女子登台抛头露面。出于无奈，男子扮演女子成为当时“新剧”的基本手法。但对于李叔同来说，中国戏剧中男演女的传统，以及反串角色的跨越性别所带来的诱惑也许同样令他感到刺激。不过，李叔同似乎特别嗜好拍女装照。他还曾经与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画、一同演戏的同学曾孝谷合拍过夫妻照，照片中的妻子一角，又是李叔同来扮演。他这一系列的举止，可能不仅仅只是停留于摄影留念的层面，可能还受希望自己是女儿身的潜在的“易装癖”欲望的驱动。这种欲望，虽然只是在照片上付诸实现，但仍然是充满刺激的。其实，直到李叔同出家，有关他可能是同性恋的传闻不绝于耳。李叔同的性别认同矛盾，可能经过摄影而有所缓解。
稍后，同为春柳社成员的戏剧家欧阳予倩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些他的女装照片。他于1909年在东京神田的锦辉馆参与演出了西方社会讽刺喜剧《鸣不平》，他出演女角并拍摄了照片。而曾经被贬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周瘦鹃，以笔名“紫罗兰”风靡天下的他，也有拍摄过女装自拍像。在周瘦鹃，除了以摄影方式跨越性别之外，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他还采用了自拍手法。这对于认识自己，又多出了在拍摄过程中以自我为他者、与另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对于自由的追求，在这些民国人的身上，体现在通过摄影在外观上来变换性别，可谓别出心裁。
当清末民初中国的男人们纷纷以女装寻找变身的快感与刺激时，都会里的女子也以男装为时髦。那个时候的肖像摄影，出现了不少女效男装的照片。不过，这种性别反串，有时也被用以言志。革命志士秋瑾有词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在留日回国后，就基本以男装为主。她的这种男装形象，当然还要借助摄影加以固定与传播。她拍摄了男装照片，以此表示自己投身反清活动，“愿效雄飞”的革命志向。
在民国初期，肖像摄影中还流行一种“并头双影”的形式，照片中的两人不仅合影，而且还要把头侧向边上另一人那边，两人的头顶相连，以所谓并蒂莲的形式表示友谊牢不可破。比如，《游戏杂志》还曾刊出《新剧两名旦小雅子美并头双影》的照片，拍摄了两个男演员的合影。更有甚者，还有两男演员拍摄女装“并头双影”照片，这可能就不仅仅是同性友谊的问题了。比如，《繁华杂志》在1914年刊出了新剧演员高梨痕与戴病蝶两人的女装“并头双影”照片。照片中两人不仅并头，而且两人的动作发展到勾肩搭背以手相携的亲昵程度。不过这也可见当时社会对于名人的宽容。而这种摄影样式，通过大众传播的媒介，更扩大了名人的名声。
肖像摄影是人类关系的凝固剂。比如婚姻，这种关系一旦以肖像摄影的方式固定下来，有时还可能成为一种公开的约束。民国时代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不仅婚礼隆重举行，而且他们的结婚照片也要通过当时的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发布。作为一个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隆重、正式、公开的婚礼，包括结婚照片，是向对方与社会所作的保证与承诺，包括需要结婚照片的见证以便公众见证这份承诺。我们从包括《良友》杂志在内的大众媒介看到，他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与宋美龄的结婚，而从照片看，则是一张标准的结婚照片。双方的表情都很郑重与庄重，而他们后来的生活也一直能够信守对彼此的承诺。
相反，活跃于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作家、出版人邵洵美于1928年结婚时，却以独特的两人合影表现了他的生活态度。邵洵美在新婚之际，自制摄影漫画一帧，纪念他与盛佩玉的结合。他把两人头像剪下，加上手绘的肥满身体与城市背景，重新贴合在一起。他打破当时照相馆拍摄结婚照片的陈套，以谑趣打破结婚照片必庄重的套路，在手绘部分，他把自己画成伸出手去抱住太太，他以这个动作表示自己是婚姻中主动的追求者。而最“另类”之处，居然是让两人都着女装。此外，他把两人的“合影”设置在看似里弄房子的露台上，背后是闪烁星空及城市的屋顶与烟囱，这个背景的选择，也许表明他对于城市生活的肯定。从手法上看，这个创举很有现代感。现代性就体现这种漫画加摄影的摄影蒙太奇手法中，而且，这还可认为是自拍摄影之一种。
1930年代，民族危机日甚一日。当时中国人的焦虑感与危机意识，也在“另类”肖像照片中流露。一幅“时代漫画社制”的《标准中国人像》(刊于《时代漫画》第25期，1936年一月号，1936年1月20日发行)，以摄影蒙太奇手法，给出一篇有关中国人国民性的视觉社论。画面中的“标准中国人”，带着墨镜。留小胡子，嘴上却贴着封条。他胸口挂着一架望远镜，腋下挟着一个裸体女人，右手拿着一杆大刀，左脚是西式皮鞋，右脚却是中国厚底靴，正迈着大步奔跑。他头戴西洋绅士高帽子，身穿长衫马褂，身上还背着一个大筐，里面塞着家宅、妇人儿童，还有“四书”。“他”看上去是在仓皇出逃，他手中的家什抵抗显然不行，即使逃亡也是勉强。脚下左右脚不同制式(制度)，形成牵制，周围是飞机在扔炸弹，大炮在向他开炮。整张照片给出了一个欲抗不能的尴尬的中国人形象。从创作时间看，可能这张照片暗示日本侵略逼近，但这里的官员却仍在私心自用，无法承担起抗战的重任，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溃逃。虽然有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之嫌，但这个版本的中国人形象，是爱国人士对于国人爱之深，责之切的形象吧。但不幸的是，这幅摄影蒙太奇照片，好像是预言，不幸而言中后来中国的情况。同时，这也是中国摄影史上罕见的以摄影蒙太奇手法制作的一幅人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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