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号楼西山墙被震裂，七号楼居民纷纷到空旷处搭塑料棚居住。院部要钱、杨二先生和一些老弱的同事转移到大食堂，因为食堂大屋顶是用拱形铅皮连接而成的，不易坍塌。但钱、杨二先生去没多久，又溜回七号楼。有一天，钱先生见我回房取物，也跟着上楼。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七号楼已成危楼，千万要到食堂或防震棚去住，等到震情解除了再回来。”我指着南墙一条从我们房间直延伸到他们房间的长长裂缝让他看。谁知他竟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怕，那是原来就有的裂缝。季康曾经用薄纸条把裂缝封住，几次余震，那裂口都原缝不动。”他还特别加一句：“不是‘原封不动’，是‘原缝不动’。”
钱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宠辱不惊，遇到特大地震，亦临危不惧。人言“疾风知劲草”，危难临头时，实最能显出一个人的真本色。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原研究人员、旅澳学者）
向钱锺书先生学习
◎丁伟志
编者按：11月21日为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近几日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将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本版选发丁伟志、许德政、陈骏涛三位先生的新作，以此表达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和敬重之情。因版面所限，文章均有所删节。
钱锺书先生逝世以后，我写过两篇纪念他的短文。第一篇题目是《送默存先生远行》，第二篇题目是《走近钱锺书》；今天写的《向钱锺书先生学习》，是第三篇。三篇的写作角度有差别，命题自当有别，但是我这三篇短文也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这就是衷心希望有心于从事文化事业的人都来自觉地学习钱锺书。
学习钱锺书，最直接的办法，自然是认真地读他的著作。但是这种学习显然不能以读过了甚至读熟了钱先生的著述为满足。首先当然得把钱先生认定是我们求学问道的指路人——为我们提供打开学术文化宝藏钥匙的开门人。知道了路径所向、宝藏所在，下一步那就得靠我们自己步趋前导，迈开双腿，去独立地探险寻幽。“通人”自然难成，能够按照钱先生点拨的路数，将自己造就成精通一部典籍，或者精通一门外语的“专家”，那也算得上是没有完全辜负钱先生寄希望于后学的良苦用心了。有人说：“钱锺书是不可复制的。”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钱先生过人的天赋，常人难以企及；但是钱先生的勤奋，人们是可以学习的。以勤补拙，收获也许能差强人意。所以，说到底，学习钱锺书，固然要学习他传播的知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
强调学习钱锺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的重要性，还有一层理由在。因为我们所有真诚尊崇钱先生的学界中人，谁都没有想把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完美化、顶峰化，更不会用迷信的态度把他塑造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的天生圣哲。学通中外古今的钱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的学业也是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况且，作为博学“通人”的钱先生，术业当然还是有侧重有专攻的。如果说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领域，是钱先生所长的话，那么便应当承认，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之属，就非其所长，非其所专。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去向钱先生请教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如何根除贪官污吏，他老人家必定是无法应对，说不出学理依据，更拿不出有效对策的。但是，话说回来，难道从事并非钱先生所长的某些专业的人士，就不能从钱先生学术成就中汲取营养吗？显然恰恰相反，他的不离不弃、永不懈怠的求知态度，他的不肯随波逐流、不肯迷信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首创勇气，他的知难而进、寻根究底、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他的博采众说、触类旁通、严谨推理、明辨是非的治学方法，对于各类学科的研究无疑具有普适的价值。隔行的学者从钱先生的著述中的某些奇思妙想、隽语名言中得到启示而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也不是什么鲜见的特例。至于钱先生专门研究的领域内取得的成就，人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将其完美化。他的成就再大，也不会变成消灭了一切瑕疵、终结了人类认知过程的绝对真理。在学术上特立独行、超凡脱俗、以“狷”自命的钱先生，其实是一贯坚持在学术探讨上平等待人的人。他不仅坦诚地尊重、而且真诚地欢迎人们和他商讨学术见解；对于能够指出他的著述中的错讹的，总是诚恳地道谢不已。他热忱于帮助、支持、奖掖后学的许多事例，更是学界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感人至深。我凭借与钱先生的多年交往认定，钱先生内心深处是热切地期盼着“超越钱锺书”的新生代在中国学术界涌现。
“超越钱锺书”，大约是要靠几代人薪火相传地接力，才能办得成的大业。但是，大道通衢就在眼前，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学习钱锺书”——学习钱锺书为代表的一代卓越的前辈学人，沿着他们的足迹，走上他们开辟的治学之路。
把纪念钱锺书的活动，变成学习钱锺书的切实行动，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大好前程就必定是可期的！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特殊年代里的几封书信
◎陈骏涛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特殊的机遇把我和先生“绑”在了一起：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的近三年时间里，我不仅与先生同属“先遣队”同车抵达河南罗山，而且在河南息县我与先生同室共处既有一年多之久，并与先生结下了“忘年交”。
1972年3月，先生作为“老弱病残”人员被先期遣送回京，从3月到7月的五个月时间里，我与先生有过较频繁的通信联系，如今比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先生这个期间给我的书信有四封，加上1977年后的三封，共计七封。如今重读这些书信，想到先生辞世距今已近十二年，而我也年逾古稀了。这几封书信虽然没有议及家国大事，谈古论今，只是传递一些家长里短，琐闻趣事，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窥见些微时局的变异和学界的信息，更不难看出先生当年与“干校”诸同人的亲密关系，以及前辈对晚辈的关爱之情，同时也显现出先生深湛的学养，风趣、幽默、犀利的谈吐和文风，从而折射出一代文化巨匠作为常人一面的真性情和真人格，这对后世人全面地认识先生、了解先生、研究先生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现将其中四封信的片断摘出，并略加按语，我想有心人读后定会有所得的，我亦借以怀念先生。借用先生信中的一句话说，就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第一封信——
骏涛、德政、承髯、贵明同鉴：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