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105岁的周有光老人，是中国的“汉语拼音之父”，而且享誉中国知识界。拜访周老先生，虽早有想法，但一直无缘。今天得以拜见，还得益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一书的作者智效民与著名思想家丁东先生的推荐。智、丁两先生是近年非常引人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智是以研究民国知识分子问题而出名，丁是因为编辑老照片，倡导口述史研究而声名卓著。在他们的周围，已经形成了包括谢泳、高增德，赵诚等一批研究知识分子、关注现实问题的山西思想家，学界有“山西学派”的称呼。周老先生是百年民国的见证人，且得益于胡适的教益，至今仍不改“五四一代”直言敢说、独立思考的传统。因此，两位与周老先生结缘也就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从金融教授到语言学家
老先生的家离我们单位并不远，干面胡同往北走几条胡同就到了后拐棒胡同。这是一处并不起眼的老旧宿舍楼，在周围错落的平房以星级宾馆的衬托下，反倒显得几分朴素和幽静。轻按门铃之后，开门的是一个40开外的女人，周家的保姆。此时，身着浅灰色布绒夹克的周老先生正安坐在一张略显斑驳的书桌前，一脸的恬淡与随和。书房面积不大，家居摆放却雅致得当。临窗的书架与暖气片上码放着正在翻阅的新书，墙上多幅他与老伴张允和的合影，均显现出房间主人深厚的学养和曾经的温馨过往。
周老先生近来颇受舆论的关注，与其说是“合肥四姐妹”以及连襟沈从文的传奇增添了他的色彩，倒不如说是周老先生自身的魅力传奇更具吸引力。说来难以置信，身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却没有接受过一天专业教育。他解放前担任的是复旦经济研究所教授，研究的是金融问题。与金融不沾边的语言文字结缘，是受大学时兴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影响。当时周有光觉得好玩，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语法问题》的文章，投给《语文》杂志，没想到不久后就刊登出来了。此后他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汉语拼音化的研究，终于成为享誉中外的语言学家。
“我身体还好，中午不怎么休息，就是耳背，你说话的时候大点声，说慢一点。”先生一边说一边戴上了助听器。
我们的谈话并不困难，交流也没有障碍。当听说我曾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编辑时，老人笑了起来，“我还给你们写过稿子呢，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据老人的儿子、气象学家周小平先生电话里介绍，老先生年轻时养成的看书读报的习惯每天还是坚持，从《世界知识》以及美国寄来的《新闻周刊》，都是经常浏览的刊物，“世界知识他每期会看，遇有不错的文章，还推荐我们看呢。”据说，小辈们因此都喜欢与周老交谈，什么中印关系改善，中东局势剑拔弩张啦……无一不知。
“酣睡之夜的呼唤”
当听说我是想请他为《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一书写几句评语时，他笑了，“他们(指丁东和智效民)之前来过。我看完之后就打出来给你。”这时，我才注意到书桌旁，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先生指着说：“喏，写文章全靠它了。”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那是1988年4月先生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从此，先生便用它写文章、写信。
就这样，第三天我拿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从世界知识出版社读到本书的自序和部分稿件。读了之后，暗自惊异！好像在酣睡之夜听到一声呼唤，在鲍鱼之肆闻到一缕清香。这声呼唤，这缕清香，使智效民的这本新书不同凡响！……我国正在悄悄地开始中国特色的文艺复兴。当代青年们急切需要启蒙思想的营养。本书可能会使当代青年们跟我一样，读了感到惊异。”
“这对我是很高的评价，” 智效民这样说。作为编者，老先生给予这样的评语，我充满了敬意，但并不意外。
首先，本书是智效民潜心研究、系统论述胡适等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著述。他之所以选择胡适，是因为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饶不过去的人物，他的影响之大，朋友之多之广泛，时人无出其右。然而，上世纪50年代大批判之后，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他的“同道者”也瞬间隐退到重重的迷雾当中。
不容青史成灰。智效民通过一所大学、一本杂志、一个家庭，一段交往等细微史料对“胡适之们”的命运进行考察，希望从零散的往事片断中，找寻那一代人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他在原版本比较零散的基础上以教育、政治、科学、文化四个篇章切入，补充增加了一些重要人物的文章分量，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尽可能地依靠史料还原真相。可贵的是，智效民爬梳的是史料，把脉的却是当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通过研究这个群体，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解决了不少疑惑，……希望大家在了解他们的过程中，看一看我们的时代究竟缺少什么，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走这么多弯路。” 大师们的“风骨”
一个社会最清醒的人，莫过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可回望民国大师们的身影，我有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当今社会的知识人，多半已无缘这一知识分子的崇高称号了。在金钱和权势面前，曲意逢迎、依阿取容成为了公开的规则！那些对真理的追求，“不自由，毋宁死”的大师风范与 “独立人格”已淡然无存。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一直被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他与蒋的关系问题，有人说这有损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是，胡适与蒋之交往，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和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
1947年初，蒋介石要改组政府，想请胡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委托傅斯年、王世杰等人说项。但傅斯年认为，“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装饰一下子”罢了，因此不同意胡适参政。2月下旬，王世杰奉命飞抵北平劝驾。经过两次长谈后，胡在信中对王说：
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必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分别？
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
3月中旬，胡适去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董事会年会。13日，蒋介石请他吃饭，经再三解释，蒋终于做出“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的许诺。胡适如释重负，事后像小孩子似的对傅斯年说：“放学了！”
3月18日蒋再次约见胡适，说考试院长可以不做，但国府委员不能推辞，因为这不是什么官，也没有多少事，请他一定要考虑考虑。出门时，二人还有如下对话——
蒋礼貌地问：“胡太太在北平吗？”
胡回答道：“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蒋笑着说：“这不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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