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态度和现场表现来看，胡适好像是动摇了，这被蒋介石视为他已经答应此事。回到北平后，胡适考虑再三，终觉不妥，便给王世杰去信：“老兄若能替我出点大力，免了我，我真是感恩不尽。”随后，他又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转达自己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
此外，傅斯年得知胡适似有动摇后也万分惊愕，他再次写信苦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并说蒋介石不没收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财产，就是没有改革政治的起码诚意。经过一番周折，蒋介石终于不再强求，表示尊重胡适的意愿。
胡适、傅斯年、王世杰，还有潘光旦、罗家伦、叶公超、蒋梦麟、丁文江、段锡朋、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王芸生、贺麟、张慰慈、张奚若等等，本书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大师剪影的同时，触及了当下正被广为关注的师德、独立人格与大学衙门化等实质问题，无怪乎周老先生给予本书“酣睡之夜”的“呼唤”、“鲍鱼之肆”的“清香”的评价了。
“迷信(的)时代要过去了”
其次，周老先生深受胡适之们思想的“浸染”，其人格操守与 “五四”学人一脉相承。周有光1906年出生的时候，胡适16岁。也就意味着，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首倡白话文到1920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国语”) 课本的时候，周有光正赶上求学的黄金时段。再加上胡适与周有光的岳父张武龄是朋友，与周有光的连襟沈从文是莫逆之交，因此，胡适对周有光的影响是自然的事情了。周有光曾说：“胡适是从美国回来的，有眼光。美国的研究是现代重，古代轻，中国是古代重，现代轻。中国研究文字是讲古代的，没有现代的，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文字改革变成一门学问。”
智效民说，“胡适之们”都曾“是100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因而“他们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才在人格上拥有独立性，在学术具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再看看“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的周有光，北师大王宁教授曾在先生百岁之际做出这样的评价：“……在这种变幻莫测的风云中，有人坚持己见脱离时代陷于保守，也有人失去理智贸然超前流于偏激，更有一些无耻之徒逐潮附势成为墙头的草。但是，只要顺着时间顺序看周有光先生的书和文，你会觉得，他在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他在风云变幻中赢得了追求真理的真诚。”
“从来没有随着潮流、跟着权势东歪西倒”，这就是老人的个性，也是“胡适之们”的独立个性。不久前，老人将近年来的各类杂文结集出版。这“最后一本书”取名《朝闻道集》，取自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先生以他百岁之躯、人生阅历和学养号召我们“回归五四”，重新领悟“徳”、“赛”二先生的精髓之道。毕竟，“迷信时代要过去了，盲从时代要过去了……”(周有光语)。如果说，周老先生还有民国“胡适之们”的人格风范和精神遗产得以秉承，那么，我们当下的“胡适之们”又在哪里呢？ 胡孝文
《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增补本)，
智效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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