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你是说大剧院(的宽容)？是他合同的方式不合理。他请国外的团来演出是付钱的，但是国内的不付。这不公平，这是扰乱市场的行为。从市场来说中国大剧院这么做是一个纯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的霸王。我是讲原则的，我敢于讲真话。其他乐团是赔钱演出，那些乐团愿意这么做是他们沽名钓誉。
因为陈佐湟(注：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交前音乐总监)的原因，有两样东西如今体现在国家大剧院身上。一个是夜郎自大，他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剧院；还有一个就是井底之蛙。陈佐湟在《音乐周报》上说中国乐团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不能说别人也做不到。
中国新闻周刊：你们有没有协商过？
余隆：有。人家根本不在乎。
爱乐已不那么超前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爱乐的世界巡演也是中国的交响乐团历史第一次，当时是怎么成行的？
余隆：哥伦比亚公司从2003年开始代理我们。资金方面主办方来承担，到国外有当地的机构接洽，路费是我们自己解决。我们到国外让外国人看到今天中国音乐家的面貌，西方有很多对中国的误读。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爱乐自成立起一直强调职业精神，有完整的演出季是乐团职业化的前提吗？
余隆：演出季是一个乐团正常的工作行为。在国外没有演出季的乐团都叫业余乐团，但中国大陆不能这么说，像爱乐这样有完整演出季的没几个。乐团的职业性包括很多方面：像演出状态、演出行为、与它合作的艺术家，以及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曲库里选曲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既当艺术总监为爱乐找演出机会和融资，又要当指挥抓业务，这十年你给爱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给爱乐带来欢乐，大家在一起演出生活。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给你带来什么？
余隆：也是欢乐。我觉得没有什么工作有我和爱乐这样让我铭心刻骨。爱乐对我来说是一个亲人，是家庭，可以有不愉快、吵架，但是大家的归属感很强。爱乐给艺术总监的工资是全国乐团里最低的，但大家呼吸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欢乐悲伤在一起。
中国新闻周刊：十周年之后，现在好团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也更有钱，面对新的业界环境，爱乐将会怎么走？
余隆：这是新课题。我有了比较完整的想法，但我想跟一起走过来的朋友沟通。
我觉得应该更上一层楼，包括人员，机制，意识，市场，都应该重新思考、重新打造，但是必须和前面有连续性。
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爱乐初创时薪水最高，李南说，现在在全国乐团里只能排第五、六位。你觉得如今爱乐乐手的水平和位置与他们的薪水相符吗？
余隆：不相符。我们十年没有涨工资，没有发奖金。爱乐现在收入完全是乐团里中档的水平。在现在这样社会情况下，还能靠精神坚持很难做到，但爱乐必须做到。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这十年的演出都是请的哥伦比亚经纪公司旗下的明星，以后这些资源用完了怎么办？
余隆：当你学会了游泳、学会一种技能以后，一辈子都不会忘。我觉得能保持一种传统、一个性格最重要。人被磨灭掉了性格，人就废掉了；一个机构的性格被磨灭掉，就是一个废的机构。
中国新闻周刊：性格是你现在对爱乐最自信的地方？
余隆：个性是个太重要的东西，爱乐是有性格的，爱乐为什么还是喜欢的人居多，就是因为爱乐有个性。
乐团一定需要个性的人，但乐团里必须共性大于个性。这是每个乐团都应该做的事情。爱乐是大熔炉，把每个人的个性磨成爱乐精神。
十年对一个乐团来说，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乐团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历练和锻造。乐团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而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又碰到新老交替，是否能传承和继承原来的传统很重要。大量的70、80后年轻人进入乐团之后，还能保持声音的质量和传统的延续，是因为爱乐的一种精神还能影响到新人中去。但在传承中我们是非常当心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是爱乐能和别的乐团不同的原因？
余隆：跟我的个性有关。
爱乐总是领风气之先，全球巡演到梵蒂冈，与我们合作的都是世界顶级的歌唱家。中国这10年来的交响乐音乐史有百分之五十是爱乐做出的，另外一半分到全国所有其他的乐团。我们团的精神是其他团比不了的。
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走在前面的乐团，今天，我们在乐器、资金、人才等各个方面的条件上，已经不是那么超前了。在乐团和名声和质量不完全成正比的情况下，如何维系这个乐团继续成长，需要更多的辅助工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吴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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