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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阳:三十年前重庆的大学诗生活

2021-08-05 08:40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吴向阳 阅读

大学生诗报

两部“大诗”

三十年前,从重庆主城到市郊的北碚,得走老路。主城边缘的沙坪坝有一条路叫渝碚路,起自沙坪坝的中心地带三角碑,去北碚的老路就从那里出发。老路四十来公里,路况差,常修修补补,老式公交车需要两个小时。这条路的两端,连接着重庆的两所大学,沙坪坝这端是重庆大学,北碚这端是西南大学。那时西南大学还叫西南师范大学。从80 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诗歌运动热气腾腾的那些年,跑在这条路上的公交车里,少不了在两校之间——当然还有同在沙坪坝的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师范学院等一干学校——穿梭的大学生诗人。

这厢沙坪坝的尚仲敏、燕晓东们扯起大学生诗派的大旗,那厢北碚的胡万俊、邱正伦等抢先成立大学生联合诗社,两边跟打擂似的。

如果把这条四十来公里长的路比作扁担,它两头挑的就是沙坪坝和北碚两部大诗。

分别在这“扁担”两端的张枣和柏桦表述过相似的看法。张枣在他为柏桦的《左边》所作的序中回忆道:“他(柏桦)住重庆市郊北碚,我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变,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而柏桦在回忆张枣的长文中写道:“在三四十公里之遥传递着他即将展开的风暴……我们就这样奔波于北碚和烈士墓之间,奔波于言辞的欢乐之间。”

在现代诗歌发轫的最初二十年,重庆是沉寂的。但从三十年代末抗战军兴,移民潮带来重庆诗歌的第一次爆发起,重庆逐渐养成自己的诗歌土壤,生长出属于自己的诗歌生命,成为中国不可忽略的诗歌重镇。70 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重庆诗歌跟随着中国诗歌的复苏而复苏,华万里、李钢、傅天琳、梁平、温相勇(菲可)、李元胜等重庆诗人活跃在中国诗歌现场。校园诗人为代表的更年轻的一代诗人闯入诗坛后,重庆成为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要据点,重庆的“大学生诗派”和“新古典主义”诗歌是中国第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80 年代,言诗必称四川,作为四川最大工业城市的重庆,与省会成都成为雄峙西南的双峰。

流沙河(前排左五)到新诗研究所讲学

流沙河(前排左五)到新诗研究所讲学

“大诗”之沙坪坝篇

1983 年,我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读书。进校之后很是失望,除了刚建好不久的教学楼,整个校园没有一幢年轻一点的房子,大部分建筑都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没有操场,上体育课就绕着办公楼跑圈子,把海绵垫子铺在大路上就可以上体操课,好在总共只有几百名学生,也不显得拥挤。不能忍受的是往来教学楼与寝室的路是土路,一遇下雨就泥泞难行,那种黑色的橡胶统靴是大家的标配。私下里,大家把学校叫“西南(稀烂)外语学院”。

1983 年这一年,有两个人进入重庆的诗歌生活。张枣从湖南来到四川外语学院,他在英语系读研究生;而柏桦则从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回到重庆,去了西南师范大学旁边的西南农业大学教英语。那个年代,不写点诗、不读点诗就不好意思说自己在读大学。各校都成立文学社、诗社,各种文学活动风起云涌,比眼下大妈们的广场舞还热闹。四川外语学院当然也不例外。而张枣是从不参与学校的社团活动的,他另有圈子。学校各种油印的诗刊、诗报上不会有他的作品,朗诵会、讨论会他从不露面;这个后来让四川外语学院感到骄傲的诗人,在当时喧哗的校园里几乎是隐身的。不过,奇怪的是,若干年后,张枣已经去世几年,我跟班上的女同学偶然说到张枣,她们却说认识这个很帅很沉默的诗人。

我可能是少数与研究生张枣有过交往的本科生之一。本科男生住“丁字楼”,这栋三层青砖楼呈“丁”字形,木地板,踩在上面会“吱吱”响;斑驳的竹筋墙一拳能捅一个窟窿。研究生住几百米外的青年教师楼,这是学校最新的建筑之一,砖混结构的筒子楼。本科生挤在六人一间的破楼里,研究生可以享受青年教师的待遇,两人或三人一间,大楼的成色勉强还算新楼。我们两三位诗社的同学去张枣的寝室闲聊,张枣表现出的是那种内心拒绝的客气,双方实际上无法谈及诗歌,我带在身上的诗稿也从没敢拿出来过。我猜想,在张枣看来,眼前这帮学生就是瞎写的小屁孩吧,虽然他也就二十出头。其时,张枣已经写出了《镜中》。

张枣的《镜中》《灯芯绒幸福的舞蹈》等早期诗歌,我是从一个同学的手抄件上读到的。出示手抄件的同学显得很神秘,读毕就得交还。要读他的诗好像不容易,但读后我常常在心里说,妈的,诗歌原来还可以这么写。

张枣的圈子是由一帮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柏桦、傅维、彭逸林、武继平等,这群刚脱离学生乳臭味的青年,对闹腾中的学生诗歌,大致会有一种俯视的优越感。而张枣的寝室是这群人的据点之一;1985 年北岛来重庆,这里也是他落脚的地方。重庆诗歌的另外一个据点是十里外的刘太亨,他在高滩岩的家是另一拨诗歌侠客的江湖。

我与柏桦交往密切,已经是90 年代初的事了。其实,在1987 年春季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他就从北碚调到了四川外语学院,而半年前的1986 年夏天,张枣却已离开这所学院去了德国。没有张枣的校园里,柏桦是孤独的。他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灯芯绒外套,穿行在从寝室到教室的路上。在他班上听课的学弟学妹说,柏桦老师上听力课,捣鼓着磁带快进快退,总是找不准该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1988 年夏天,他就离开重庆,去了南京,直到四年之后折返重庆,寓居在重庆师范学院的校园里。那时我已经在该校外语系教翻译课,于是我们在一起消耗了无数的日子和“山城”啤酒。那是他写作和生活诸方面比较无聊和困顿的一年。1993年,柏桦去了成都,并定居在那里。“我最后离开重庆时,只有你一个人送我。我常想起。”二十多年以后,柏桦告诉我。这是后话。

80 年代中后期的沙坪坝,张枣、尚仲敏、燕晓东、刘太亨们闹腾够了之后离开了校园,学弟王琪博、何房子、马联、刘清泉却不愿意接过被他们用旧的大旗。如果说尚仲敏的口号是“pass 北岛”,那么何房子的理想则是“打倒尚仲敏”。何房子不止一次眉飞色舞地说起,他和两个重庆大学的同学坐了一天的长途大巴赶到成都,准备去痛殴已经毕业分配到成都的同门师兄尚仲敏,理由是尚仲敏作为大学生诗派的创立者却背叛大学生诗派加入“非非”。在何房子颇具英雄气概的讲述中,他不仅要从诗歌上打倒尚仲敏,而且要在肉体上打痛他。最后的结果是师弟被师兄的两瓶“小绵竹”收得服服帖帖。

诗歌就这样,在一届对一届的质疑和传承中,覆盖了整个80 年代的校园生活。

“大诗”之北碚篇

兴起于70 年代末的“朦胧诗”是社会的诗歌:它的作者是校园之外散布在各行各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更关注社会问题,他们的读者涵盖从工厂、机关到军营、农村的社会各界。而承接他们的“后朦胧”则是更局限的校园诗歌。说80 年代是诗歌的年代,倒不如说80 年代的校园是诗歌和诗意的校园。这样才准确。

1987 年,我考入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读研究生。到北碚读书的想法源自于1985 年4 月在西南师大的一个会,会的名字叫“重庆市大学生联合诗社第一届理事会扩大会议”,会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我应该是被“扩大”进去的,似乎也再没有第二届。在西南师大的1209 教室,我第一次见到邱正伦。说是理事会扩大会议,其实就是邱正伦一个人在讲,其他十几所大学的“代表”们坐在下面听。他表情丰富的脸似乎被理想涨红。他滔滔不绝,他不知疲倦。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我不断领教他在语言表达上的浪漫主义激情。

这是我第一次到西南师大,这个学校以校园大而美出名。对比我所在的四川外语学院,我想,这才是读书的地方。

一年后我起了考研究生的念头时,就想到了西南师大。在招生资料上看到中国新诗研究所,看到导师吕进的名字,这之前我读过他写的《新诗的创作与鉴赏》。我照着通讯地址给吕先生写信,表达想考新诗研究所的愿望。回信很快到了,除了表示同意和欢迎之外,还嘱我加紧准备,说是“竞争激烈”。后来入校后见到同期考上的师兄李震,我转述吕先生的话,李震说,没觉得竞争激烈啊。我想,你就是大家最大的竞争对手。

1987 年1 月最冷的几天参加考试,春天来的时候,我接到复试通知,第二次赶到西南师大。主持复试的是翻译家邹绛先生,他翻译的聂鲁达诗歌至今仍是最好的译本。邹先生穿着褪色的中山装,带着褪色的老工人常戴的那种布帽。说是复试,其实就是在邹先生的书房里,他给我一个题目,我就着他的书桌写一篇小论文,写完之后,他把答卷放在一边,跟我聊天。邹先生住在西南师大电影院附近一幢两楼一底筒子楼的二楼。筒子楼都是单间,不成套。邹绛先生的两间房一间做了卧室,一间做了书房,却没有连在一起,也没有隔着过道正相着,而是间隔几个房间。邹先生的书房,一个书桌,一张藤椅,一副旧沙发,但书架太多,有的靠墙,有的摆到屋正中,这使得房间光线不好,白天也得开着灯。我离开邹先生书房的时候,忍不住多看了一眼他的烟缸:那是一个最大号的搪瓷饭盅,我在食堂打饭就用的这一种。

5 月24 日,邹绛先生给我写来一封信,说我的复试成绩不错,84 分,录取的可能性很大,将于第二天报到成都审批。

现在各大高校的诗歌研究所或者研究中心多如过江之鲫,但在当时,西南师大的新诗研究所却是一条孤独的游鱼。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 年,同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诗歌研究机构。说是“所”,其实就是一间屋,还是从外语系挤出来的,既做办公室和会议室,也做资料室和教室。一当上课的时候,负责办公室工作的符宗荣老师就得出门去溜达。按照所长吕进的说法,他的手里只有一纸批文和一枚公章。

邹绛(左)与吴向阳

邹绛(左)与吴向阳

新诗研究所1987 级研究生与教师合

新诗研究所1987 级研究生与教师合

好在就六名研究生,吕先生便时常把课挪到他家里去上,大家在客厅挤一挤,倒显得其乐融融。记得有一次去得太早,吕先生还没有来得及穿上“正装”,身着无袖汗衫的他,本来就瘦,此时更瘦得仙风道骨。课间休息,师生一起过烟瘾,几个师兄弟中,李震、胡兴、胡照明、蒋登科和我都是“瘾君子”,只有王珂是个好孩子。随着我们这一届学生毕业,吕先生的烟瘾也毕业了,此后二十多年,未见他再抽过一支烟。

方敬、吕进和邹绛是新诗研究所的三位导师。诗人方敬已七十三岁高龄。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里,这个瘦弱的老人在杂驳的树林间,顺着弯曲的石板小道孑孓独行,一点也不起眼。这个衣着不出蓝灰两种颜色的布衣老人行动迟缓,哮喘折磨着他,而且眼睛也高度近视。这位在20 世纪30 年代以“忧郁的宽帽檐/ 使我所有的日子都是阴天”闯进诗坛的耄耋老人,其实是孤独或者孤僻的,他更习惯于蜷缩在藤椅里,就着窗外的光线独自读书,由于眼睛近视,他凑得很近。

由于年纪大,身体不好,方敬先生没有给研究生开设专门的课程,而是在家里与学生交流。只要一个电话预约,便可以放心闯进老人的阅读里。方敬先生和夫人何频伽老人住在一个平房小院,小院建于50 年代,破落然而静穆,深处林中,由一条弯曲小道与大路相连。走进方敬先生的小屋,先给何老请安,何老泡上一杯清茶,然后就把时间留给这些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的“学友”。先生和研究生在一起的时候,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是脾气古怪的小老头,而更像一个平等论道的学友。研究生和先生在一起,却像是走进了一部活的历史。先生从20世纪30 年代起,一直在中国诗歌的现场,亲历大大小小的诗坛动作,与现当代诗人或师或友,他讲诗坛的“那一段古”,是我们喜爱听的。

新诗研究所虽然“庙”小,但“方丈”的经念得好,来来往往的名家也就多。钱谷融、流沙河、洛夫、彭邦桢这些在阅读里熟悉的人物纷纷来到身边,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带来的收获是单纯的阅读不能替代的。

认识李亚伟就是在此时的西南师大校园。那时他在学校附近天生桥的“虹陵书店”帮工,店主人是小说家周宗陵。书店常把书搬到学校一片树林中的空地上摆书摊。这片树林是众多学生去食堂的必经之路,生意自然也不错。虽然李亚伟已经写出了让他可以吃利息的《中文系》等代表性诗作,但在当时尚无法兑现。我们常常见到他披着一头长发,吊儿郎当地守着书摊,一来二往慢慢就熟了。有一次他找到所里来,不巧正是学生们空校返乡的时间段,只有办公室的符宗荣老师守着空荡荡的办公室。符老师自我介绍姓符,标点符号的符。李亚伟失落地说,句子都跑了,就剩一个标点符号。

尚仲敏围棋下得好。当时西南师大数学系有一个从湖南考来的研究生,是个计算高手,象棋赢过街头摆残棋的,围棋在研究生中没有对手,赢我像砍瓜切菜。尚仲敏从成都来找邱正伦喝酒,酒喝了,诗谈了,听说有下围棋的狠角色,便不服气,要比。在我寝室摆好棋局,最后尚仲敏中盘胜出。

1988 年张枣回国的时候,与柏桦一路到了西南师大。那个时候往来的诗人,大多将就挤着住;但张枣非得住学校的招待所。这着实让我等眼红,同时也心痛那钱,那足够一顿大酒了。事实证明招待所比寝室更适合聊天,宽敞,还有免费的开水和劣质的茶叶。“事件在你的腋下变成不可触摸的潮湿”,张枣说起柏桦的一句诗,然后很肯定地说,腋下的潮湿,就是重庆的感觉。然后张枣又神秘地说,我对星期几有自己的感觉,跟日历上的星期几无关。柏桦冥想了几秒,说,我的感觉是星期三。张枣说,我的感觉也是星期三。

“非非”诗人来西南师大像是来打群架的,整体出动,从成都来的周伦佑、蓝马、杨黎,还有重庆职工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朱鹰。我跟朱鹰说,你的诗我能背,便背他那首“生活得太美也是错误/ 我不能饶恕自己”。朱鹰第二天一大早有一台手术,晚上喝酒时一直纠结着要赶回市区的医院去。他说了一句跟医生职业不协调的话,人的生老病死应该顺乎自然的安排,但医生的工作干扰了生命的自然进程。那天酒罢已是深夜,他挣扎着赶回了医院,但后来却真的从医院离职,当了书商。西南师大诗的风气历来就盛,到80 年代进入鼎盛时期,早的有向以鲜、胡万俊、邱正伦,晚的有邵薇、陈义海、喻言、李虎、阮化文、龙英,余韵延续到90 年代初的赵晓梦、曾蒙等人。此后,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诗歌渐渐淡出日常生活,不少诗人离开了诗歌写作现场。但是,诗歌故事已经刻在他们的骨头里。诗歌就像毒品,一旦沾上,就是一辈子的事。

原载《草堂》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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