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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北大评刊(2012年第2期)

2012-08-28 16:3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北大评刊(2012年第2期)
  
  看《收获》第2期
  
  徐妍  杜盈盈
  
  本期小说多倾心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式探索,似乎是在比拼谁更神秘和诡异。
  
  最令人期待的当属著名先锋作家马原的《牛鬼蛇神》(长篇)。这部小说在刊发之前,就已经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先是多年前宣布“小说已死”的马原在告别小说创作二十年后重新执笔,继而《收获》编辑叶开在媒体上鼎力推介,再加上马原在读者心中持久的影响力,小说所选取的带有马原气质的名字,皆刺激了读者的期待之心。看得出来,一向不被官方青睐的马原格外在意自我的创造力。因此,在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他首先面对的难题应该不是如何讲述故事,而是如何重拾自己一向骄人的自信力。可二十年过去,退隐后的叙事世界中的“王者”能否完胜归来?这一悬念在小说上部基本解密。小说上部主要讲述1966年13岁的东北少年大元和17岁的海南少年李德胜相遇在北京,从此,两人被命运纠缠在一起,长达45年。小说上部围绕北京和海南两地展开。在北京,他们经历了一系列“文革”大串联活动:一同观看天安门,接受领袖检阅、破“四旧”、初恋、相聚与分别等生命体验。在海南,他们在分别17年后重逢。此时,二人都经历了一言难尽的人生磨难,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西藏记者大元增添了神气;海南纸工李老西染上了鬼气。小说内容丰富、主题多重:一代少年成长阶段的必修课——革命与凯旋、忠诚与反叛、恋爱与失恋、友谊和孤单等等青春期的疼痛和快感,应有尽有;一代人成年之后的各种考验——寻找、逃离、生存、婚姻、灾变、宿命,尽数呈现。而且,小说单凭北京、海南、西藏三地的题材,也完全可以秒杀当下读者。然而,小说一路读来,就是感受不到马原昔日小说的元气和神气。最致命的是,不仅马原小说所特有的绝活儿——“叙述圈套”因时过境迁而失去了往日的轰动效应,而且他小说安身立命的想象力、直觉与语言都陷入庸常状态。譬如:围绕少年成长的故事,马原再怎么强调“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也还是不禁重复了一代人的集体性记忆(两个少年误入钟表、古董的世界倒还有些个人化的想象力和直觉);而围绕成年之后的故事,马原再怎么渲染玄秘、诡异的鬼气,也还是妥协于大众语言的平淡、迟钝和乏味。总之,在小说上部,无论马原潜伏在叙述者大元背后,多么努力地积聚生命的能量来战胜自己,重现叙事的神奇威力,也还是难以掩饰小说内里的虚空。小说的“料”再丰富,“厨艺”的水准再讲究,也感觉是一锅“乱炖”。结果,马原无论多么努力地实现与昔日小说进行“无缝衔接”,都力不从心。二十年过去,读者早已不再迷恋现代小说的形式实验;先锋叙事也早已不再具备小说叙事的革命性。而马原只好由以往的“装神弄鬼”变为“故弄玄虚”了。 当然,较之以往,马原试图在这部小说中探索新的意义。事实上,经历了那么事情的马原,重返小说世界,不会满足于讲述故事本身。所以,小说真正的主题是人、鬼、神之间的纠缠,以此追问“人是谁”。不过,马原此番并非要做哲学思考,而是要回到常识。这样,小说中出现的“宇宙”、“人”、“神”、“鬼”、“自然”、“植物”等语词,与哲学没有关联,而源自生命体验,正如叶开所说:“这部小说,跟他的生命有关,跟真切的表达冲动有关”。 只是,在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之时,马原却还停留在原地。这一点,既值得尊敬,也构成遗憾。因为即便忠实于生命体验的真切表达,也需要与这个时代相对接的小说观念和知识结构。不过,更新了小说观念和知识结构也未必就保有创造力。这样说来,创造力的衰颓,不是马原自身的问题。在这个瞬息万变却又让人万念俱灰的复制时代,有谁,还是拥有创造力的“幸存者”?
  
  “中篇小说”栏目领衔的是唐颖的《女生倦了》。与马原《牛鬼蛇神》的题材和故事模式有些相似,唐颖也试图选取“文革”题材来讲述“个人”记忆中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但这部中篇与唐颖的其他小说一样,颇具“海派传人”的韵味。别致的叙事视角、细腻的感性描写、时尚的“物”透视、乃至上海场景的独特设计,使得小说在获取成长小说品格之时,同时成为现代人追忆的隐喻世界。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却意味深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激进的红卫兵团长什锦妹和她的几位出身不同、性格迥异的女同学,对文化革命的高潮过后的青春期生活感到倦怠。但沉潜在青春生命中的好奇心,总会在不经意间被撩拨。钮家的传奇经历、钮家男主人的私密生活、跳舞的“疯女人”的怪异、“白俄”女孩儿的神秘身份等等革命时代的“反常”现象,作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催生了少女们在革命之外的新的兴奋点。然而,当她们经历了青春期的冒险后,最终还是回到了“空无”的起点。很容易体会得出,小说的叙事世界虽然讲述的是“文革”时期少女生命被压抑的青春体验,但超越了“文革”的特定背景,进而超越了成长小说的边界,而隐喻了整个现代社会。同样值得称道的是,小说在讲述文革时期的特定青春体验时,绕开了对文化革命的大场面发动正面进攻的惯用写法,也回避了对其小场景进行侧面突袭的非常规手法,而是凭借作家的眼角余光进行透视。小说开篇轻盈地借助于上海老牛家客厅的空无、午后阳光的炽热、几位少女的倦容来开启一道历史的门缝,可谓构思精巧、举重若轻。随后,小说借由这道门缝,探勘了上海少女在那个特定时代中青春期的隐秘心理:敏感、压抑、冲动、快感、激情、疼痛、空落,意蕴丰富、情感饱满,由此在新的叙事视角下重写了“文革”时期的成长小说。最为令人惊叹的是,小说并不依靠情节的惊悚、玄奇吸引读者,而是借助于巧妙的构思和细节的暗示来征服读者。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对衣饰和场景的描写格外精到,显现出她相当深厚的语言功力,堪称海派代表作家张爱玲的传人。例如,“疯女人”在行头上的系列加法、在妆容上的妖艳打扮、客厅的陈设、天井门口的格局、弄堂的式样都作了生动、精到的“海味儿”描写。没有这些服饰和场景的描写,就不能称之为唐颖小说的海派韵味。高潮部分安排什锦妹误入精神病院和结尾重回到老牛家客厅的处理似乎有些戏剧化,但也可以理解为荒诞的真实。
  
  王松的《掩骨记》(中篇)继续重述知青记忆。从早年的《后知青的猪》开始,经《葵花向太阳》、《双驴记》、《秋鸣山》《哭麦》等中、短篇小说探索,王松已经创立了他自己的品牌系列——“后知情文学”。故事好看,注重传奇性,追求荒诞中的真实,挥之不去的宿命感,构成了王松小说的魅力。本篇自然也不例外。多年后被知晓的真相,牵连出知青生活的一场生死奇冤。王松由此对知情时期的人性进行了冷静剖解。经由他的透视,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与被算计,情节诡秘的恩怨纠缠,构成了小说吸引读者的内在力量。不过,由于“后知情文学”缺少新的思想资源,仅从人性出发,似乎难以获得突破。如果说王松的《掩谷记》更多地借助于中国叙事元素,那么孔亚雷的《火山宾馆》则主要借用了西方叙事资源。人物名字的符号化,背景和场景的超时空化,迷宫般的文本结构,诡异氛围的营造,乃至叙述语言的表达方式,都完全一副汉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味道。或许,这种写作样式的选取,寄予了作者的抱负:小说只有超越本土元素且不像既定小说,才是小说。
  
  本期短篇小说栏目中张惠雯的《两次相遇》手法熟稔,故事好看。特别是,它传达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上某种令人欣喜的变化。小说选取的是常见的“回乡”叙事模式,但放置在新世纪中国社会的背景下,别有“呼愁”。较之她以往小说,此短篇不再倾心于形式实验,也不再满足于讲述都市男女的婚恋,而是自觉地扩大了小说的格局,且汲取了现代经典小说的养分,进而使得小说的意义更加丰富。当然,作者在转变过程中,仍有勉为其难的踪迹。高剑的《蓬松的裙子——为一个倒闭的工厂而做》讲述了一对都市青年男女在废弃厂房中由性爱到分离的过程。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非稳靠感,与一家工厂的被遗弃有同命相连之感。小说构思新颖,主题深刻。
  
  《收获》2012年第2期推荐篇目:唐颖《女生倦了》(中篇)
  
  看《当代》2012年第2期
  
  季亚娅
  
  “文学的时代”已然隐去,“时代的文学”作为一个时期文学批评的话语遗征,却偶尔还会被提及。这一期《当代》一改以往数期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容量及新颖程度,可谓元气充沛、万象纷攘。小说,为了反映这个混乱而多样的世界,正在寻找与狂暴的历史合拍的叙事节奏。抛却“时代的文学”一词中曾隐而不言的历史目的诉求,这一表述仍有说服力的,正在文学对世俗元气的依赖与借重。
  
  “文艺青年愁房贷”是近年电视荧屏最热的题材之一,许春樵《屋顶上空的爱情》(长篇)可与《蜗居》一类电视剧对照阅读。愤怒出诗人,自古如此,此作胜在情真意切。全篇一腔寒士不遇之气,行文峻急流畅,故事随情绪奔泻流涌,读来仿佛一气呵成。主人公郑凡是研究屈原的古代文学硕士,在就业、结婚、买房这一串人生大事面前堪称理智清醒,深知在担当社会兼济天下的大道之前首先是生存的责任。这一代青年已不同于“小林”(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以往成长小说经典人物,不再为初入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差异而纠结,他们是直接利索的行动派,但生存的残酷艰难却并未因此而稍减。这是大家都听说过、经历过的故事,任凭攒钱手段殚精竭虑、花样百出,却仍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于是购房的过程被无限搁置,在搁置的时间段里上演友情、爱情、亲情的悲欢离合。
  
  也许是作家性别差异,同是描述房贷压力下青年生存危机,《蜗居》长在对都市白领女性心理的同情与洞悉,本篇则将理解留给了笔下的男主人公。但不止于此。阶层与阶级在此并非空洞不当的词汇,而是小说中落实的细节与人物设置,是理解的膈膜或体贴。高房价下挣扎的众生相自有不同,此篇非空泛关涉共有的“痛”,而是着重写某一类人“如何痛”。他们是一代人中的一群人,金钱正取代户籍制度成为他们城乡流动的最大障碍。郑凡的农民老父亲曾经熟悉和盼望的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出人头地”之路,在金钱的巨大障碍面前悄然梦碎。农家子弟一肩双系为人夫、为人子的责任,凭脚踏实地的勤勉与坚韧,仅够在生存与安全的起点线上盘桓挣扎,事业的发展、道义的承担都是奢谈。小说仍有梦想与现实的双重色调,用来描摹两位女主人公。梦境般明亮、纯粹、乐观,视爱情高于物质利益的,是困窘中相守相依的妻子韦丽,但作者将这些美德处理为涉世不深的清浅真率,因而注定要在泪水中涤荡成长之痛。作者笔下更为“成熟理性”的悦悦,是韦丽的现实对照。同为家境贫寒的小镇女孩,作者略去她拒绝包养、怒掀办公桌的奋斗前史,铺陈的是其抛弃男友改投房地产老板怀抱,以换取事业与金钱成功的过程。郑凡与悦悦,作者让这二人拥有一种别样的默契,道德的判断或性别的差异在此隐没,凸显的是相似背景相似经历之下的惺惺相惜,却也是针锋相对。梦醒之后的韦丽如何走,悦悦或是郑凡?屈原仍在人物的精神底色里游荡,在最后,作者保持住了一点独善其身的坚守。这是现时代的寒士之悲,亦是怨女之思,是作者所谓“刀尖上的青春”,从疼痛与血迹里漫洇开来的生存之路。
  
  在小说面貌越来越趋向同质化的情况下,《1994年的寒露风》(樊建军,中篇)可谓别具一格。这篇讲述农机站站长古月明因贩卖假种的罪名被判刑、诉冤、翻案经过的小说 提供了许多新鲜要素。出狱后的古月明找到了自己被冤屈的铁证,水稻减产在于寒露风而非种子质量,但法理上的无罪并不能改变民心的走向。村民以群体抗议和践踏其家、毁其房屋的形式宣泄他们的恨意。作者想说什么?犹如春日起兴,可意会、感发、联想之处甚多。它提供了乡村社会的法理/人情冲突的思考,更有对所谓“群情激奋”剥茧抽丝般的辨析,它的合理与非理性,公正诉求与利益企图,衍生暴力与群氓的可能性。这一切又以农民对“国家干部”的仇视和不信任为心理基础。不多见的是小说文体,以独白口吻将独犯众怒却不得不抗争的委屈、无奈与决心娓娓道来,类似于一份自我申诉的辩词,却多了一份泣诉的情韵。它还像是对档案的某种戏仿,对判决书、证词、水稻栽培技术要点的详尽引用,营造出一种技术实证主义细节严丝合缝的真实感,丰富了小说本身的信息与知识含量。
  
  同样涉及到群体上访、政府与群众之间信任危机的小说是《马克要来》(韩永明,中篇)。本是因房地产开发征地引起的平常纠纷,但因为西方记者马克的采访意向,基层“维稳办”上演了一出危机应对的大戏。还是常见将官场运行法则与主旋律式人物相结合的写法。与《1994年的寒露风》以独白体密集推进人物心理进程相比较,这篇最大问题在于人物形象的空洞与类型化,因而作者急于表达的各种处理上访问题、官民冲突的观念成了悬浮的大道理,结尾点题更将主题由鲜明变成了浅陋。
  
  小说原是各式各样的。《双凰门》(李亦,中篇)是近年流行的密码-解密小说一类,“我”一直在追溯谜一样的历史人物李宏道,被另一些宣称与李宏道有关的人屡屡牵引,在经历、转述、资料查找中渐渐拼凑出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此人亦巫亦医,精通奇门遁甲易经术数,曾在抗战时期的韩复渠手下遭遇一场中美日三方的谍战,更掌握韩复渠临终前交待的秘密。靠着一本叫做《双凰门》的书,“我”在自己济南的旧居里打开地宫密室,谜底是明史著名悬案建文帝的下落。小说充满了中医、易经、阴阳八卦的琐屑知识,更有解谜的智力趣味,得小说之“小”而荒诞不经的奥义,但推理线索设计还流于粗疏。
  
  卢岚岚《仓皇的青春与爱》(中篇)是精致工巧的小品。姐姐阿锦、闺蜜陈蕾与画家郭文一段三角婚恋故事,从叙述者的眼睛写出,人物眉眼生动,细节过目难忘,仿佛工法细腻的江南刺绣。作者具有小说家从细节处敷衍故事的出众才华,将浪漫爱情故事落实到江南小市民点滴细微的生活场景,原本简单的恋爱故事讲述得汁液丰满而别具情韵。青春与爱情总是在别处或在云端,但此篇妙处恰在作者不厌精细反复捶打的市井俗世生活。
  
  《当代》2012年第2期推荐篇目:许春樵《屋顶上空的爱情》(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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