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2012年第2期）(3)

　　看《十月》
　　
　　丛治辰
　　
　　一个女孩子生得好看，又有一点爱慕虚荣，有一点不安分，就天生是小说的好材料，阿袁的中篇小说《米红》就写了这样一个女孩。类似的故事当然已被讲过很多次，但老故事若讲得好，自有老故事的味道，未必多么令人惊艳，但妥帖合身，有种让人沉湎的气息。阿袁这则老故事，就讲得不错。老故事适合用不紧不慢的调子，娓娓道来，小说写的是米红，但是作者起笔不提米红，先说老蛾，说老蛾给米红看面相看出米红是娘娘命。这就让小说的旧气息更浓，还带出点淡淡的神秘，米红的形象首先是从命运的轮盘里吱呀吱呀摇出来的，于是米红这个小镇美女就显得有些不一般，她的小清高、小任性也都显得理所应当。围绕着一个小镇美女的所有故事，最重要的无非是男女事。米红第一个暧昧对象陈吉安因为相貌堂堂从众多追求者脱颖而出，却不过被米红当做打发时间的工具，反而成就了貌丑闺蜜苏丽丽的婚姻；孙魏算是父母之命，但是米红也没有放在眼里；最终执子之手的俞木却是个丑陋如娄阿鼠的富二代。这是个并不新鲜的嫌贫爱富故事，新鲜的这些感情起伏在阿袁的讲述中如此轻描淡写，有一种轻盈的痛楚——痛楚或许只是读者的感受，而米红在对自己的命运做出选择的时候，似乎毫无负担，这让米红显得肤浅、单薄，但一个肤浅单薄的貌美女子，不是最让人痛苦，让人迷惘，让人欲罢不能的吗？这是一个关于命运的故事，但是命运的主人偏偏不珍惜，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偏偏是可爱的，淡淡的忧愁就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氤氲而出了。阿袁的这则小说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厚重沧桑的人物，倒是恰恰因为平淡和轻盈而有一种韵味。此前她在《十月》发表过的两则高校题材的小说，俏皮生脆地讲述了新鲜故事，虽然好，却似乎反而不如这则絮絮叨叨甚至旁逸斜出的老故事有味道。
　　
　　我们总在要求小说跟时代同呼吸，要求小说能够表现新的世相，但是新与旧有时并非表面看来那样简单。新的素材不见得能讲出新的本质，而小说审美质地里的某种旧似乎反而应该留存。比如本期张廷竹的中篇小说《城市的河》，一个从农村进城的青年做了房产中介，他的爱情、梦想在城市当中一一破碎之后，终于吃上富婆的软饭，才获得事业的成功。素材都是新的，可总让我觉得比《米红》的故事还要老，为利益诱惑、对现实失望而堕落而忘却曾经的理想和美好的青年，我们还见得少吗？杨小凡的中篇小说《家燕》写大学生村官水亮如何参与到农村拆迁中去，见证城市化进程的艰难、残酷与无奈，以无家可归的家燕这一意象，表达对乡土逝去的淡淡哀愁，也算别致，可是读来总觉得和《城市的河》一样，像是少了一点什么。或许少的正是那种小说的旧味吧，这旧味决定了小说的质地。
　　
　　而李延青的短篇小说《旧事二题》，说是旧事，倒在旧的时代背景里讲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两则旧事，两个风流的女子，都在抗战年代跟鬼子的人风流在了一起，丈夫却都是八路。在以往民族大义的故事里，豌豆和银子这两个女子却只执着于个人情爱。人们在鬼子和八路之间周旋着找活路，而让她们欲罢不能的是爱欲激情与家庭责任的纠葛。作为短篇小说，作者把故事讲得干脆利落，但是人物形象却灵动泼辣，感情转寰处写得细致微妙，又能在最具爆发力的时刻戛然而止留有余味。豌豆向情郎撒娇，企图装傻充愣保护自己的男人，却被情郎无情打死；而银子向情郎告密，最终流产而死。两个女子截然相反的结局让这两题旧事显然有了相互参照的意味，小说看似松散的结构中因此生出张力，让我们看到比米红的故事里更为尖锐和明亮的宿命意味。
　　
　　《十月》2012年第2期推荐篇目：李延青《旧事二题》（短篇）
　　
　　阿袁《米红》（中篇）
　　
　　看《小说选刊》
　　
　　费祎
　　
　　如果以昆德拉“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的标准来衡量这两期《小说选刊》的小说，结果无疑令人有些沮丧、气闷。绝大篇幅的小说在夸饰地叙述着这个时代的一地鸡毛、卑琐憋屈，叙述的不厌其烦、摹写的泥沙俱下、思考的普遍弱化，让我们感慨：写小说似乎成为对这个时代最为风雅，同时也是最省事而讨巧的回应。祭起诸如“煤矿写作”“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形形色色的旗帜，除了表露政治态度的正确与文学意识形态的拙劣外，并不能真正带来多少“小说的发现”。一句话，我们是太需要一点小说的“超拔”与“发现”了。
　　
　　在《小说选刊》第3期选登的6个中篇中，季栋梁的《白衣苍狗》显得相对扎实、精到。在这篇“现代官场的缩微图景”中，小说从梅家“最没吃头”的年夜饭起笔，讲述了作为蛇县县长的主人公史国，如何在深谙官场逻辑的省政协副主席——岳父梅志远的一步步训导与安排下，通过将蛇县打造成为全省“西大门”的规划来谋取县委书记一职，最终“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败史。在这场热热闹闹、紧锣密鼓的“政绩工程策划”里，充满各种官场的心知肚明、明争暗斗。“一个成功领导的背后，站着一个大老板，也站着一群记者”，“官场处处有陷阱，毁了你的可能就是一件极小的事，很不在意的话。”导致史国失败的正是副省长家的小保姆。
　　
　　小说的名字源自杜甫《可叹》中的诗句：“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与小说文本的张力成为小说密集叙述中的一个出口。细节的真实与丰富是小说的长处，但唯恐不尽的细针密线，显得扎实有余、意味不足，也让小说贴地太近，无法实现真正的飞行。
　　
　　赵光鸣的《红海》、刘亮的《羊债》分别塑造了三番和麻叔这两个胆小窝囊的乡村边缘人。值得咂摸的是，《红海》中两派村人令人激心的械斗，最终在三番老娘的丧礼上归于平静，《羊债》中村长欠麻叔的那本令人绝望的羊债，最终在三爷的干涉下意外地得到解决。在向乡情、即将崩塌的乡村宗族权力的有限回归中，两篇小说的切入视角一以大，一以小，但都充满了一种煞有介事、一厢情愿的自我解决，难以令人信服。
　　
　　孙焱莉的短篇《扫尘》，题材是寡妇与大伯子暧昧情感的陈旧话题，但语言经济，富有韵味，通过民间过年“扫尘”这一传统的仪式，为陈腐的话题、琐碎的日常生活增加了一份鲜亮的色彩与温馨的仪式感。魏微的《胡文清传》，选取了胡文清一生中最为典型的三个片段：文革中的造反派头目，上世纪80年代的居家男，改革开放中应时而起的大老板，试图通过小说为时代立传，人物的面目并不清晰，反思亦流于常识，小说中唯一让人心动的是作者透过胡文清所表现的道歉哲学：“我要是犯了小错，我也乐于道歉……但是大的不行，大的。你得慎行……放在心里也是最有力量的，一说出来就泄气了——”
　　
　　比较而言，第4期的整体质量比第3期要弱。开篇的中篇小说：海飞的中篇《老子在人间》，写了一个“卑微地被人欺侮着，同时他也想欺侮别人”的面馆老板刘大脖。这个寄予着作者“所有的冷与暖，所有的爱与哀愁，所有的欢喜与悲伤，所有的烟火与恩怨”的人间“老子”，比他精神血脉上的前辈：阿Q比起来，很难赢得笔者的同情、震颤与思索，更多的则是难以抑制的厌恶。小说的情节逻辑在很多地方是经不住推敲的，其人物的真实可感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削弱了。面馆老板刘大脖的前妻舒小乙仅仅因为“我必须要看到大海，你就放我一马吧”就和他离婚；进而，这场由于母亲错误带来的离异事件，没有任何交待，就使女儿刘明亮对刘大脖的态度宛如仇雠，呼来喝去；刘大脖没有对发廊卖淫女哩哩发泄情欲，而是躲到卫生间手淫，在小说中把哩哩感动得稀里哗啦。也许，那个已经傻了的“道具人物”刘老歪成了小说唯一的救赎。
　　
　　老作家王蒙的中篇《悬疑的荒芜》，情节的平庸，语言的驳杂与毫无诚意，简直让人难以卒读，不作赘述。郝炜的短篇《淑婷》，写了一个普通中学的教室在学校兼并重组后，在教育局局长叔叔的照顾下，如何成为重点中学仓库管理员的故事。在颇有契诃夫《变色龙》风味的叙述中，淑婷的选择：继续担任仓库管理员，得享长条的阳光与清冷，使小说获得一种可贵的攀升。
　　
　　严英秀的中篇《一直很安静》，让我很自然地想起诗人柏桦在《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的一段话：“疼痛在逼迫我歌唱、逼迫我渴望成功、甚至幻想以诗歌成功来冲破我苦闷、单调的家庭生活、他（张枣）不止一次告诉我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我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变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这篇小说让我再次感受到这种将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与个人幸福联系在一起的酸楚气息。
　　
　　小说里，文学院的中文系讲师高寒时常写点小诗发表，他的苦恼是每次在领取稿费时，往往会受到一个鄙视诗人的学院办公室主任徐导的刁难甚至羞辱，因为“高寒”是他的笔名，而他的真实名字为略显土气的“高耀祖”，他需要请这位徐导开个证明，才能去领那几十半百的稿费。“他既是高耀祖，又何必高寒？他以为改个文绉绉的名儿就能脱胎换骨，不带土气？”他利用徐导的老婆巩梅作为报复，“这能有啥说头，就家里人用呗！我爹，我娘、我姐、我表格，现在，还有巩梅”，终于引得徐导恼羞成怒。
　　
　　“一直很安静”，其实一直难以安静。如何在写作与个人幸福间建立一种踏实可靠的联系，也许是今天每位诚恳的作者所必须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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