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岁末一期刊物，质量参差不齐。有的将疲态拖至年底，有的推出压轴大戏。《人民文学》推出的海外华人作家袁劲梅的《罗坎村》（中篇），纵横捭阖，跨文化思考的格局和深度，都令国内作家汗颜；《当代》推出的曹征路的长篇《问苍茫》，是“底层文学”兴起以来的首部长篇力作，显示出明显的“新左翼文学”特征。此外，石舒清的《灰袍子》庄严而脱俗，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李浩的《九月的一个晚上》（短篇）以思辨性的叙述再次展示了“怎么写”的魅力；杨文冰的《菩提》（中篇）以一个生死交锋的故事探讨“执著”与“放下”的佛家命题，都值得推荐。
看《人民文学》
陈新榜
“新时期”文学是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刊登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发轫的，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该刊特辟“《人民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专栏，约请数位青年作家重读该刊发表过的部分重要作品，这些解读独辟蹊径，不乏曲径通幽之趣。盘点年终两期尤其是第12期的小说作品，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其中《罗坎村》淋漓大气，《夜巡》灵动跳脱，《灰袍子》深沉朴赡，《长歌》舒缓悠远，给读者送上一份丰厚的年终大礼。
第11期最有韵味的小说是充满阴鹫感的《夜巡》（陈河，短篇）。“文革”末期的联防小队长镇球在夜巡查房时，对病退返家的女知青陈茶鹤产生好感，然而在权力机器的扭曲下，变成了一种凶狠的窥视欲和控制欲。小说用印象派绘画似的场景描写来着重刻画人物突如其来的心理，凸显了欲望萌生、发芽、受挫、重启的起起伏伏。如电影一样的镜头感和富有张力的语言结合，形成紧凑的节奏，并且神秘的场景氛围与蓬勃的欲望主题相冲和，使小说散发诡谲而迷人的气味。
在《刺猬歌》中，张炜那异于早期惯用抒情文体的“笔记”式写法及其与“齐文化”乃至《聊斋志异》神怪传奇的关系就引起评论者的注意（如张清华《在时代的推土机面前》）。《东莱五记》（短篇）中的五个微型小说都是前半部分将齐东地方风物娓娓道来，做了铺垫，方在后半段起笔叙述传说。这些故事都不怎么惹眼，反倒是气定神闲的散淡叙述中所展开的民间世界有些兴味。总体上，此篇算是一次临池试笔。虽然其中风俗掌故和故事未融为一体，不过沿此方向走下去，张炜或能实现其“融入野地”的追求。
《旗》（王华，中篇）想写的东西很多：乡村学龄儿童的流失和老教师爱墨的坚守，他与自闭症孩子之间的交流，他和妻子以及学生母亲之间微妙的关系。作者不分主次对所有这些方面都用心地刻画，几乎每一方面都很丰满，但整体结构的累赘让小说身材完全走样，显得没有主干，作者局部处理上的才华也就无谓地浪费掉了。
本期头条《金属心》（哲贵，中篇）力求借移植金属心脏这个隐喻来展现一个暴富者如何在妻子不忠和商海算计沉浮中渐渐失去爱与同情，后又在同他人真诚交往中渐渐融化的过程，然而单调的手法、过于平滑的叙述决定了小说的平庸无力。徐小斌《亚姐》（短篇）刻画一个势利和矫揉造作的前“亚姐”，选材意思不大，手法也常见，而且小说插叙她在美国生活的一段纯属赘疣。《玛格丽特》（畀愚，中篇）中充斥女职员和丈夫感情破裂导致婚外恋等等冗长的写实情节，并点染些许关于真爱的诗意救赎的成分，看似纷纭复杂，其实如同搭积木一样简单。《我要旅游》（杨栗，短篇）主体部分写一个身陷传销窝点的退休妇女坚持旅游之念终于摆脱纠缠的过程，毫无力量，反倒是末尾处不经意写到的部分是亮点，寥寥几笔就使深陷传销发财梦的另一个老人显影。本篇重心安排不妥，因此即使再刻意经营也没有多少滋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落潮之后，小说开始大踏步地向故事回归，矫枉过正到了另一个极端，作家们眼里只有故事，反倒忽略了故事背后的小说精髓，淹没于故事中不能自拔，庸常繁琐的细节层层覆顶。在此背景下，第12期头条《罗坎村》（袁劲梅，中篇）这样有想法、有头脑的小说就显得尤为难得。作者从一桩发生在美国的华人虐童案入手，在作为中国缩影的罗坎村和美国之间进行种种勾连扯动，文思大开大阖，逐渐将各色人等网络进来，把文化背景迥异的中西方对正义、民主、家庭伦理等问题的看法也自然地收纳进来。在这个中篇里，探讨的问题涉及民主、正义、民族的文化心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全球化背景下人的身份认同，甚至还涉及到乌托邦、市场经济、吏治等等。这篇笔墨纵横的小说显然不是以故事取胜，其震撼力来自它的视野、格局和深度。作者用一个小小的罗坎村就把我们泱泱大国的来龙去脉给解释了，这是眼下国内绝大多数小说无力比拟的。当前的世界和生活如此复杂，要通过小说这种文体有效地对世界发言，非有足够的辨识力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方能胜任。你可以说作者解释得有失偏颇，你也可以说她的解释还可以再从容些再少点火气，人物还可以描摹得更细致些，但无疑，这个中篇的容量和价值超过时下的大多数长篇小说，它会给当代作家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石舒清的《灰袍子》（短篇）情节依旧是淡淡的，语言也仍朴实鲜活，但不同于其以往只将伊斯兰宗教作为背景进行诗化抒情叙述，本篇直接将宗教作为呈现和探讨的对象，哲理意味更浓些。小说依次写“我”叔叔、老人、努尔舅爷三个“神秘人物”，越往后，气韵掌控得越好：身为小商人的“我”叔叔热心探讨“表皮皮子”和“内瓤瓤子”的灵肉二重关系，想当阿訇却不得不经商养家；老人褪下标示自己阿訇身份的灰袍子归隐守墓，但难脱种种世俗看法的纠缠；为儿女操劳忙碌的努尔舅爷有点可笑，即使后来他天启式地获得了偶尔灵验的祈祷疗法，也只是为了挣钱，穿上灰袍子也不合身。但在结尾处，当“我”看到在塬上犁地的他“要是再走得远些，会忽然消失似的”，却又似乎脱离了凡俗，陡然有了庄严。结尾一句似是赞叹又似是反讽，余音绕梁，尤为出彩。借这三个人物三种状态，作者以其老到的叙述功底，把生死、意义、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思考化入了西北这块土地，提升了小说的哲学高度的同时也使之深深扎根于现实。小说最精妙处是将精神和躯体、宗教和世俗、修道和日常之间难以说清的幽微包蕴在三个人物中，看似无褶无皱，却让人处处驻足流连。本篇节制而意蕴丰厚，如老菜根，越嚼越有滋味。
以长诗《悲歌》立足诗坛的诗人大解推出其首篇小说《长歌》（中篇）。小说最显眼处在于借乡野传闻把人写成是泥捏的、水做的、蚕变的，既有魔幻的象征意味，又可还原为经验现实，和中国乡村语境融合无间，野趣横生。比如据说前生是蚕的张刘氏和桑树结义为母女，并用五彩线把桑树拴住防它跑动，类似这样生鲜有趣的情节，在小说中屡屡得见。在舒缓悠长的语调中，几户乡村人家的婚丧嫁娶生死悲欢缓缓流过，令人心静。本篇所用的情节元素取自之前乡村小说，或许稍嫌普泛，但总体上从容有致，袅袅不尽，作为处女作，能有此面貌，已属不易。
赵德发《针刺麻醉》（短篇）以“文革”中产生的“针刺麻醉术”展现那个时代“革命”口号下的荒诞情境及人们的算计。小说中手术一段写得鲜活，作者以其老练扎实的笔法写就一出精彩的荒诞讽刺剧，尤其是农民青年周翻身的形象刻画得极为生动有趣。良知未泯的麻醉师给自己进行深度麻醉来躲避上司强迫的欺骗表演，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有此灵光一现，后半部分不够紧凑等问题也就可以原谅。
“新浪潮”栏目下推出的是1984年出生的吕魁，《浅生活》（中篇）透过“我”在看似其乐融融旅游过程中窥见的蛛丝马迹，发现表面上开朗乐观摩的司机辛酸无奈生活之一斑，但过于按部就班的铺叙稀释了其刺透生活浅层的力量，小说几乎成为一篇游记实录。尽管还未展现足够的才气和特色，年轻作者对自身经验的诚实和对他人生活状态的关切还是让人对他未来的写作仍可抱有期许。
《人民文学》2008年第11期《人民文学》推荐篇目：空缺
《人民文学》2008年第12期《人民文学》推荐篇目：袁劲梅《罗坎村》（中篇）、石舒清《灰袍子》（短篇）
看《当代》
闫作雷
继发表了《那儿》、《霓虹》、《豆选事件》等被认为是“新左翼小说”的中篇之后，本期《当代》推出了曹征路的长篇《问苍茫》。显然，《问苍茫》是曹征路对社会现实进行“全景扫描”的“野心”之作，试图大规模描写时代变迁中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人物群像的方式展示各阶层人物在卷入资本中的变化，同时，以更加自觉的“阶级意识”来塑造工人阶级新人形象；可以说，在“历史内容”与“阶级意识”两方面继承了左翼文学中的“《子夜》传统”。
小说分三个层次展开人物群像描写：底层的工人、外企老板及经理人员、幸福村的领导层。在私企中当党支部书记的常来临，开始也是对工人抱有同情；甚至其后被工人们选为 “工会主席”。常来临的身份其实有点类似于《那儿》中的小舅，然而他是失业后的小舅被收编到外企中来，是作为公司管理工人不要闹事的“管家”身份而出现的，因此面对尖锐的劳资冲突，虽然也会考虑工人利益，但是更多的是从自身处境来为资本辩护，他已经没有了小舅的悲壮和宿命意味的抗争；然而，在他身上汇聚了社会转型时的各种矛盾，更能反映时代的症候。赵学尧这个大学教授刚来到“幸福村”时，也是满口劳动伟大、人道主义、马克思，满嘴的迂阔和不合时宜；但是在现实面前，在自己学生的再教育下，也很快如鱼得水，认同了现实。小说对私企老板（陈太）、常来临、幸福村领导层的描写还是多层次的，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人性与亲情爱情的烦恼等等；但是很快作者就让他们的人性、人道主义露出现出了虚伪的一面。在上面这些人物身上，作者批判了8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话语和各种新意识形态。
而对工人的描写，小说也展现了他们的分化。小说的五个女工走上不同的道路，她们分别代表着农民工进城后几种不同的命运。值得一说的是柳叶叶这个形象，她从个人奋斗逐渐具有阶级觉悟。开始，她还对常来临抱有幻想，甚至爱情的幻想，但是在劳资冲突时，特别是遇到唐源时，她彻底放弃幻想，走上启蒙工人进行合法罢工的道路。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多少也流于符号化，没有对他们的处境和心理进行描写。唐源是作者塑造的工人阶级新人形象。他是一个有了历史主体与阶级意识的工人，或许现实中还没有这样自觉的左翼工人，但是，他是作者寄予改变工人境况的理想化人物。与小舅一样他也是一个悲剧英雄。在暴力抗争失败后他组织民间机构——“劳动争议服务社”——进行和平合法的罢工、斗争，以此维护工人自身权益。从“小舅”的以死抗争到唐源的“合法斗争”，工人阶级认识到了其历史宿命与阶级意识，这是一种退守（进行合法斗争），也是更加清醒的阶级自觉（启蒙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许在现实中也只有这种选择了。
《问苍茫》的意义在于对当下现实的强烈批判和对工人历史命运的反思。然而，小说也暴露了“新左翼小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小说在对资本这一强硬逻辑批判的基础上眺望的“新世界”，却是以资本的逻辑展开的，这样，工人们结社维权在“改良”了现实的同时也加固了资本的逻辑。另一方面在于艺术上的困境，作者可能对艺术性有自己的理解，但是《问苍茫》中作者的艺术实践并没有很好得到实现，有广度但缺乏深度，而且缺少了《那儿》的情感冲击力。如何能让“立场”与“审美”做到真正的“动态的平衡”，对作者来说或许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丁建顺的《碉堡》（中篇），当年国民党撤退时修建的防守上海的碉堡，今天却要为了拆除它们令市政公司发愁。负责拆除碉堡的周斌不能不将之承包给一家建筑装潢公司的总经理黄荣生。而黄荣生却用将碉堡拍卖给拾荒者的方式大赚了一笔。当年的碉堡如今成了个人发财的资产，然而更悖谬的是，这些原属国家的“历史文物”却以捐赠的方式反向捐给了一家公园。小说描写这样的“挖碉堡”方式确实是个隐喻；它展现了时代一隅，但在艺术上同样乏善可陈；结尾将主题推衍到“人心的碉堡”也显得唐突生硬。
王松的《荆芥》（中篇）讲述了一个传奇中医冯伯的故事。这个解放前当过济生堂药店的伙计，解放后因为历史问题给一家医院看大门，然而他却屡屡能开出神奇的药方治愈小北京爸爸的病，这自然引起医院中喜欢小北京的罗平主任的嫉妒。当“文革”到来后，冯伯、罗平的命运一波三折，小说尤其展现了罗平在“文革”中的各种丑行，如他对乡下老婆的态度等。与之对应的是，冯伯那种中医药似的不温不火的气质和生活态度，连同他淡定从容的医道，这些读来都让人回味。
谢宗玉的《镜像》（中篇），在监狱当看守的易欣儿，以她的美丽、单纯每每让罪犯坦白交代罪行。可是当她遇到一个爱上她的罪犯胡志刚时，后者却和她开了一个玩笑。胡志刚在临刑前故意现出自己供词的不可靠性，而纠缠于“真相”的易欣儿最后疯掉了。这是一篇看似聪慧的小说，它要和读者开一个玩笑，也想以这些真真假假的“镜像”把读者饶进去，可惜低估了读者的智力。
与上面几个中长篇侧重表现大时代不同，荆歌的两个短篇《女人》、《流产》，写女性心理情绪和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女人》中下岗后的严婷婷，面对婆婆、女儿的心态，及她在平淡如水的生活流中的些许烦恼，作者都写得细致入微。但如何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写透一家三位女性的不同心理并呈现某些相似的命运，确实是个艺术上的考验。《流产》中对吕叶流产时的怪诞心理的刻画，有着毕飞宇似的精微，但与之相比不足的是缺乏一种空灵感。
《当代》2008年第6期推荐篇目：曹征路《问苍茫》（长篇）
看《十月》
丛治辰
作为艺术的小说，不但是一种表达手段，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思考方式。因此小说至少包含两方面诉求：一是外在叙事层面的架构，这是小说的形；一是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这是小说的魂。后者并非是指用小说讲道理，更多时候小说讲不出明确的道理，而仅仅艰难地挣扎在试图思考的过程中，或令各种悖论的声音在文本中狂欢样地喧哗；还有很多时候，小说只是表达某种况味，某种韵致。正是这些，将小说从单纯的故事当中升华出来，使小说成为小说。2008年第6期《十月》的几篇小说，正可用来对比观察，小说的这两方面诉求在具体的文本中是如何运行，又如何分出高下。
叶舟本是一位诗人，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中篇小说《两个人的车站》当中丝毫看不到属于诗的形而上气质：既无诗意的抒情，又缺乏思辨的力度，不但是贴着地面行走，几乎可算是趴在地面上写作。石华和乔萃喜，这两个在山中小站摆摊做生意的女人，每天等待着少得可怜的几趟慢车为她们带来客人，赚上几块钱，间或吵吵嘴，或抱着半功利半自愿的态度，与小站站长庄铭灯发生关系。乔萃喜是卖茶水的，解的是口腹之渴，而石华是卖洗脸水的，解决的是脸面问题，从这两个女人的营生，已可了解石华的心气要高得多；更何况石华是大厂的女人，有大厂女人的气度，与乔萃喜这样地方上的女人更不可同日而语。可偏偏是石华最引为骄傲的漂亮女儿心惠，做了令她颜面丧尽的丑事。这显然已非新鲜故事，但又有多少小说能讲出我们从未听过的事呢？令人感到不耐的，其实并非老套的情节，而是讲述情节的方式。每个小说都有独特的叙述腔调，从这腔调里，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小说的意图和境界。即便是再百无聊赖的情节，也可以因叙述而被赋予某种悲剧感或讽刺意味，然而这篇小说却将叙述姿态拉低到基本现实的层面，从而使叙述本身和小说中两个女人的生活一样无聊。比之为琐碎的现实设定一个更高的观察角度，作者似乎更热衷于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来设计房事的隐语，使之符合人物的身份（房事之后，庄铭灯和乔萃喜如下对话：“你真是个优秀的火车司机。”“要开就开特快，特快过瘾嘛，够刺激。”），并对此沾沾自喜，全然不顾是否已过分肉麻，已令小说沉迷于无谓的细节。当然也可以说，这样的叙述方式本身也将形成一种小说的气质，但我仍然认为这样的叙述并不比苦情电视剧高明多少。将无知少女被勾引怀孕的故事机械重复一千遍，除了一再消解情节本身的力量别无其它价值。缺乏意义贯穿其中的情节生产，越是源源不断，越会更快地导致小说溺死在众多似曾相识的故事当中。
以《两个人的车站》作为参照，我们将明显看到李浩的短篇小说《记忆的拓片》追求上的不同。《记忆的拓片》由三个短篇组成，讲述的三个故事也被重述过无数次，无非是关于乡村世界的死亡与疯狂，童年感知的恐惧与茫然，但因为叙述当中始终贯穿着作者富有个性的形上思考，老旧的情节因而焕出一种别样的光彩。比如同样讲述未婚先孕的少女的故事，《超越死亡的死亡》未如《两个人的车站》那样近乎未经选择地堆积故事细节，而始终贯穿着仅有八岁的男孩“我”的主观感受：“我”因姐姐的“生病”而首次感知生老病死的可怖，依稀了解大人世界的脆弱。姐姐因为主观视角的参与，而成为“我”用以思考和感觉的符号，她集中了惟有小说这种文体才可表达的那些意义和价值；而不仅仅像《两个人的车站》中的心惠那样，只是一个故事中的人物而已。《一家人》当中，杨桐一家普遍的疯狂因子像是一种宿命，小说因而更像是某种隐喻，这已经不是关于一家农户的故事，而是关于某个人群整体的故事：他们的懦弱与疯狂，他们的压抑与放纵，他们屈辱与折磨。小说的叙事高度往往通过语言的质地和选材的角度表现出来。在《九月的一个晚上》当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与其说作者是在使用一种叙述的语言，不如说他是在使用一种思辨的语言，那是一种向内旋的返身的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令我们意识到，我们不但是在阅读故事，也是在体会某种况味，参与某种或许无解的思考。而小说尾部那些看似无关联的场景描写，愈发使我们体味到生命的神秘与不可知，进一步把小说从单纯的情节当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东君的短篇小说《黑白业》显然也有心以小说的方式探索精神世界。一个虔诚纯净的僧人，如何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自渡渡人？诱惑与坚持、信仰与背叛、世界与自我、内心清静与俗世幸福，在纷繁色相的抉择中怎样能不失其本心？这些确是很有意思的命题，东君写来甚至已有禅意。缺憾在于基本叙事存在一定问题，女施主和安利直销员的婚姻危机有点形而上之离婚的意思，未免牵强。小说毕竟还是世俗的艺术，小说的智慧是从世俗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而非空中楼阁。形之不存，魂将安附？过分注重精神内涵的表达，而忽视了叙事基础的建构，同样影响小说的力度。小说中安利直销员、失恋者和哲学家的一节对话，插入过于生硬，打乱了小说的节奏，不但没有增强，反而削弱了表意效果。这个问题在东君的另一篇小说《阿拙仙传》中更显突出，小说以多年之后日本访客向阿拙道歉开篇和收束，则小说主体应该围绕这一悬念展开叙述。但自第二节倒叙往事，枝节便过分蔓延，在阿拙学徒生涯的故事上费了很重笔墨，其实却和主干情节关系不大，日本翻译官的出现与该部分并无必然联系，遂使小说显得像两个不相干的故事硬粘在了一起。小说当然可以天马行空，却也还是应该在一艺术许可的跑马场内。不过作为一个新作者，东君所表现出的在形而上思考上的执著，仍然令人感到可喜和期待。
一个小说若叙事做得漂亮，即便缺乏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至少也可以当作故事来读，最不济可以做苦情电视剧的脚本，如《两个人的车站》；若叙事稍差，而有比较独特的精神探索，则至少可以令人耳目一新若有所得，如《黑白业》。至于本期另个中篇小说《我们的味道》，则两不讨好。叙事层面漏洞百出，还要装作一副深刻的样子，硬嵌进去一些似是而非的艺术观，最叫人不堪忍受。
而“‘延安杯’征文作品专栏”中的中篇小说《打嗝》，尽管在叙事层面和内在深度上都表现平平，但仍因提供了新鲜的经验而令人印象深刻。进城务工的花枝夫妇，因为机缘巧合，竟在城里买了房子安了家，还计划将女儿接到城里来读书。对比一般“流行”的底层写作还将农民工放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打嗝》已为他们的命运提供了新的可能，并开始思考与之伴随的问题。尽管买了房子，花枝却仍未在这城市中有一丝安全感；虽然落了户口，可花枝从未感到自己被这城市认同。如果说宝东代表着进城务工人员最纯朴的上进愿望，盛材则代表一种相当可怖的乡村回忆——不是一般底层小说渲染的贫穷，而是鄙俗，一种近乎邪恶的鄙俗，即从这一点，亦可看出这篇小说的立意——花枝就在前者的引领和后者的驱赶下，不断加重自己的精神压力，终至崩溃。她那毫无缘由却不可遏止的打嗝，好像被放大了的气喘吁吁和气若游丝，显然在诉说着某种不公。《打嗝》较为深刻而生动地写出了农民工与大都市之间的格格不入，为底层写作提供了新的想象，也提供了新的写作资源。然而对于一篇出色的小说而言，仅有新鲜的经验仍嫌不够，惟有在叙事层面上着意经营，在精神层面上予以挖掘，才能真正让这一写作资源焕发出光彩。
《十月》2008年第6期推荐篇目：李浩《九月的一个晚上》（短篇）
看《钟山》
丁幸娜
《钟山》第6期就一篇好稿子：头条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中篇）。今年年关将近，而小说预先将读者拉入了浓浓的过年气氛之中。小说以一个城里的三口之家回老家过年为线索，追踪了中国传统农村大家族过年的基本流程：办年货、旅途接送、吃团圆饭、祭祖拜亲等，又串连起大嫂的糖尿病、母亲的赡养、大哥厂里的年终分红等日常生活问题，是一篇生活化、世俗化的人情小说。它主要侧重于描写人的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正是在亘古不变的拜年风俗里，家族内部的血脉体统以及深藏于其中的宗法伦理观念才得以复活和显现。小说借助于“过年”，真实贴切地刻画了中国乡土文化下的各种人伦关系，包括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公媳、婆媳、妯娌、姑嫂、姑侄等。将各种人伦关系串联起来，就形成了一张无尽的人伦关系网。正是这张人伦关系网深深缔结着你，给了你历史感，给了你归属感；给了你温暖，也给了你羁绊。可以说，中国社会几经风雨变换，但最深层的东西依然没有改变。无论生活在都市，还是旅居国外，中国人都只是暂住，只是异乡人在无根状态下的漂流。他们的历史渊源和根脉都在农村，在一张纵横交错的人伦关系网内，而回家过年就是一种回归生命本源的象征性仪式。作品出现于当下中国“儒家文化热”、“国学热”之中，带有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寻根色彩。小说虽然仅仅描写了辽宁南部一个村庄的过年习俗，但对整个中国乡土社会而言都具有普遍意义。
孙惠芬的笔法纯熟细腻，对人情世故揣摩透彻，擅长描写人的精神世界，这些一贯的优点（如《三生万物》、《狗皮袖筒》）在本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虽然小说出场人物众多，但无概念化的弊端，均生灵活现，真切可感；作者洞察幽微，善于把握人的心理状态，营造节日氛围。过年时人们种种的复杂感受，例如期盼、苦恼、烦乱、欣喜、伤感、怀旧、激动等都交织在了小说里。作品写出了人在关系网中的无奈，生活的不易和人生的辛酸。读孙惠芬的小说尤如披上了一件温暖的衣服，里面充满温柔、爱意和慈悲的情怀。她宽宥了俗人的缺陷和不足，接受了世俗生活“一地鸡毛”般的真相。这得益于作者对周围的人与生活都有比常人深一层的理解，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红楼梦》）。应该说，把小说写得如此体贴入微、逼近真实已属不易，也可以说孙惠芬在某一方面已抵达极致。但是，小说家需要有入世的品格，也需要有出世的高度，这一点孙惠芬做得还不够。《红楼梦》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外，尚有更高的站点，更阔大的宇宙人生意识。《致无尽关系》的题目可能是仿照了池莉的畅销小说《致无尽岁月》，二者同是贴近世俗生活的创作。当小说家与现实过于水乳交融、过于认同现实，就容易拘囿于世俗生活之内，贴地而行，能入而不能出，自身的诸多作品也就停留在了同一高度。对于一个中篇小说而言，没有更高的站点也能凑合；但是，无论是池莉还是孙惠芬，如果要写出优秀的长篇，就必须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否则，长篇只能是中篇小说的简单组装，只能在原来的高度上重复而没有质的提升。《致无尽关系》的另一个缺点是：小说内容显得有些琐碎，缺乏必要的删节；即使有诸多优点，因在前半篇已经览尽，所以阅读过半后读者就兴味大减。
格那丁《<追逐贡拉东>及其他》（中篇）玩的是语言和结构形式。小说结构较为复杂，使读者的阅读过程犹如一场猜谜游戏：《追逐贡拉东》被分割为六章，中间插入了读者“我”与作者帕拉之间的交流、妻子措拇与丈夫帕拉的情感纠葛、学界对小说的评介等。插入部分意在介绍小说形成的动态过程以及小说与现实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追逐贡拉东》主要讲述年轻美貌的妻子背叛丈夫和情人一起逃亡，在被追捕的过程中精疲力竭又再次回归家庭的故事；这与现实中作家帕拉与其妻的关系相似，于是现实与文本之间形成了相互仿照、相互影响的关系。《追逐贡拉东》的语言具有藏族风味，雕塑般的凝练，且富有想象力。可惜，在拆除了结构上的故弄玄虚后，小说也就缺乏引人之处了。晓白《刘明华的那几下子》（中篇）的重点就是写党委书记刘明华整顿和振兴曙光厂的“那几下子”（手段），给人物形象涂抹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小说虽有一定的现实经验作底子，但总体看来还是观念化过强。对官场斗争、官场文化情有独钟的王清平，这回抛开了女局长、女市长的故事，转战到了农村基层。《最后一张欠条》（中篇）描述了作为石塘村村支书的刘喜贵在上下两层夹缝中的尴尬境遇：他按照上级的命令不断征收钱款，但贫困的村民们却拒不付款；当征收不足时，为了保持村长的位置，他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以填充公款，于是打下了一张又一张的欠条。这一故事结构本就具有较强的戏剧性，更因一些老套情节的运用显得俗气——例如，刘喜贵的得以复职，仅是因为他年过半百的情人陪他上级睡了一觉。
范小青的小说总会有新鲜的点子，让人眼前一亮。姑且不论点子在文本中落实得如何，它本身即是耐人寻味的。《准点到达》（短篇）对比了分公司副总罗建林和两个民工同时赶火车的情景，罗建林精打细算地利用时间，计划严密、分毫不差，但内心有对错过时间的焦虑；民工们表面上慌张，但他们大胆、乐观、莽撞，不怕错过时间，充满了对生活的信心和面对挫折的勇气。小说试图通过对比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和生活态度给读者以启迪，但其核心情节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对民工智商和经验的过度低估，使民工形象离谱，也减弱了小说的说服力。周洁茹《你们》（短篇）的特色是通篇用第二人称“你”，邀请读者进入到人物的角色中、行动在故事里，用人物的眼睛看世界，用人物的心灵感受世界。小说大抵叙述了一个没钱没学历的男青年，先是被传销欺骗；后来当了月薪低廉的城管协管员，最后又做了保安。当已怀孕的女友被打以致流产，他追踪并杀害了逃跑的凶犯。小说笔法冷静、克制、细腻，表现了当前社会底层青年艰难的生存状态，寄予了对他们的同情，有社会义愤寓于其中。可惜现实深广度不够，显得单薄狭窄。颜廷君《玫瑰情结》（短篇）是一篇欢乐、幽默、轻松的通俗小说。通过搭乘出租车的“我”、出租车司机及其妻子三人之间风趣的对话，表现了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情。其中，妻子的身份是通过抖包袱的形式出来的，令人意外。小说由几个诙谐的段子组成，可供开怀一笑，但恐怕也就仅此而已了。
《钟山》2008年第6期推荐篇目：孙惠芬《致无尽关系》（中篇）
看《大家》
何不言
《菩提》是杨文冰发表于“前沿”栏目的中篇。小说将对佛教中的“执著”与“放下”、“劫数”与“正果”的探讨放置于抗日战争期间的一座清净被打破的寺庙。在日军战火的胁迫下，大和尚将深具慧根的小和尚——自己的儿子送还俗世逃生、延续香火，此为大和尚之“执著”。而小和尚放弃逃生，为救他人而死。后来日本兵强暴、杀戮了藏在寺庙中的妇女，老和尚强忍悲痛，认为“他们杀人是劫，我们被杀也是劫。度尽劫波，即成正果”，不愿大和尚破杀戒，没有反抗，或许此乃老和尚之“执著”。最后，曾为将领的大和尚带领曾经的士兵们——如今的和尚们杀退了日本兵的进攻，或许此时的大和尚已然“放下”与“超脱”。战争结束后，老和尚为死去的人们（包括日本兵）超度，赫然一切“放下”。
大和尚认为老和尚不愿破戒仍是“执著”，而老和尚认为大和尚仍纠缠于往事与善恶之分，才是没有“放下”。这一段近似于佛教公案的历史叙述，在极其平静的语调中层层推进，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把焦点投射到人的内在的思辨文章。思辨，“显”于大和尚与老和尚的言行之中，而“隐”于“寺庙-军队”的轮转与小和尚之死里。一支军队沉潜为一座寺庙，转身又还原为一支军队，小说的张力就在这两个极端事物的轮转间脱缰而出：明明是清淡质朴的叙述，却真真形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华丽力量。当战事平息，一切在老和尚的超度法事中安静下来，我们不自觉地回想到，小和尚之死恍若自我献祭。当大和尚和老和尚还在分辨孰为“执著”孰为“放下”，我们也愈发困惑之时，似乎，只有不起眼的小和尚才是超然于“执著”与“放下”之辨的，他终得正果，因为他深具慧根，并且是真正的不惹尘埃。作者把如此抽象的命题转化为形象可感的事件，叙述语言任其清淡，小说看似无所用心而步步为营、饱满密实，而又具有复调式的音响效果。这是作者的功力。此外，作者行文背后透出一股气定神闲、自然圆融的滋味，亦颇得几分禅意，这在当下的写作中并不多见。
久不发长篇的《大家》本期突然花不少篇幅发了一部粗糙陈旧的长篇《梦中的三叶树》（余德庄），这与《大家》历来介于“先锋”与“雅正”之间的气质不太相符。如果说它的发表乃是由于它是书写云南的作品而情有可原，那么它十来处明显的字词错漏、标点错误就不得不使读者对它的编审过程产生疑问。小说开篇即是：“多年以后，当郑天玺回忆起勐凤的那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时，仍禁不住怦然心跳。可以说，那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情，影响了他的一生。”小说刚开头，情节方面的运作思路就已被读者猜出了大概：一个偶然性事件，将为主角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式的遭遇。同时，小说陈旧的叙述气息也由这个“《百年孤独》式”的开头奠定下来，而奇怪的是，正文叙述又并不延续开头由于模仿先锋叙述而导致的老旧，乃是传统意义上笨拙规矩的陈旧。在西双版纳某农场，知青郑天玺在一次站夜岗时偶尔看到香妹在井边裸浴，激动惊慌之中朝悄悄移向香妹的人影开了一枪。郑天玺由此被怀疑与国外勾结，并逐渐与香妹互生爱意。以两人为中心，政治化的生活画卷按时间顺序规规矩矩地展开。“四清团”、“革造总”、“狂飙”……等各种政治势力交替更迭，就在这种“鬼使神差”的历史中，两人合合分分，“鬼使神差”地沉浮于历史波涛。小说虽然人物众多，但大都虎头蛇尾，情节支线或交代不清或东拉西扯，缺乏长篇历史题材小说应有的架势与充沛的历史感。此外，小说的历史细节基本是大路货。在对“文革”的历史叙述仍有某种隐形规约的当下，历史细节的选择微妙包含的应当是作者对历史的个人化理解，而这部长篇显然难以在这方面给读者以些许启示。
本期“青春”有两人上榜。在侯珏的《教授越来越幽默》（中篇）所讲述的荒诞故事中，莫惊龙教授创造了一种新的字体——青蛙体，以此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并花钱到北京买了一个书法大奖。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某种现实的放大与讥讽。但小说绷得有点紧，被狂欢化的第三人称叙述绑架在“高处”，难以准确击中现实。相比之下，石一枫的《张先生在家么》（短篇）更贴近现实经验，叙述也更为精巧。“我”和情人入住久无人居的老房子后，几次被一个敲门寻找“张先生’的鬼魅般的小男孩所惊吓。在”我“的追查下，原来，寻找“张先生”只是小男孩在独自回家途中由于害怕，希望看到人而编出的借口。至此，小说中恐惧的主体发生了轻盈的“转移”：从“我”和情人“转移”到小男孩。而这种恐惧原本就深藏于小男孩内心，它是所有事件的推动力，它的被揭示使读者突然清醒，原来小说一开始就在玩戏法。而读者在明白真相以后，仍甘愿在其中晕头转向。
“任性”中明确标为小说的作品有两篇。首先是郭严隶的《风中行走的女人》（中篇小说）。某画家群体内部臭味相投而又心存芥蒂，其中，外号为石榴的女人的“性”“情”史成为小说的中心。不长的篇幅内，出场人物竟有近二十个，缺乏组织，情节的安排更显随意。接下来的米切诺张的《老毕摩最后的法事》（长篇小说选章）描绘了彝族的传统生活片段。它对留存彝族风俗礼仪的反复强调，大有借文学参与“拯救民间文化遗产”之意。尽管小说弥漫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如王乡长与老毕摩政策宣讲式的对话），但它如此真挚、质朴的叙述仍让我们心怀感动。
《大家》2008年第6期推荐篇目：杨文冰《菩提》（中篇）
看《收获》
晓南
《收获》精神抖擞地走了一年，年终终于显出了一些疲态，方方的长篇也难以撑起局面。
《水在时间之下》虽然有个很哲学的题目，却不过是一个颇为通俗的传奇。说其通俗，一是故事具有通俗文学的骨骼与套路：故事之间充满了巧合，譬如故事女主角必能吸引故事中所有男主人公，佳人落难，总得公子搭救。二是故事的逻辑起点与哲学终点均落在了通俗文学一端。悲惨的身世成了戏子水上灯复仇的缘起，复杂的身世又消解了她复仇的意义，最后无非是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一途。小说似有书写武汉民国戏剧史的野心，将大幕拉到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年月和艰难时世之中，意图展现汉戏艺人的苦难与诱惑、义气与守节，将“水上灯”这个最底层的小女子置于时代漩涡中，使之纠缠于性别、阶级、家国之间，尽显盘根错节的男痴女怨、爱恨情仇。可惜，作家对故事“好看”性的追求显然盖过了对人物内心的雕琢，以致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几个丰满难忘的形象。人物的处理都被故事淹没了，除了主角水上灯尚可堪记忆外，其他人物如抛弃她的亲生母亲、将她送给人养的菊妈都未免有些虚有其表，面目朦胧。即使水上灯这个形象，在中国文学画廊中，也早已算不得新鲜了。
王璞的《沉默》领衔中篇，小说着笔于香港一所大学中的领导对普通教师滥用公权力进行的迫害与打击，新鲜的题材、生动的语言以及悬念的开端，一开始便成功地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不过，随着故事的深入，故事逻辑的贫弱也渐次暴露：死者因心脏病发作而死，纵然有再多证据表明死者是被领导孤立、打击导致抑郁、低落，稍有法律常识的人也会发现，二者之间缺乏法律所认可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主人公要付出沉重代价去做的事情（揭露领导的迫害是死者的真正死因）不仅不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没有多少意义。依凭这种盲目的正义感，倘若主人公真的向媒体揭露了，既不可能获得法律上的胜利，也无补于现实中的公平。小说固然用了一些奇巧的构思，但无论感情逻辑还是事理逻辑都无法给故事结尾的陡峭奇崛带来令人信服的依据，核心的支柱立不起来，整个小说也便倾颓了。
短篇小说中，张惠雯的《月圆之夜》以一个杀人犯的口吻回忆犯案经过，叙述始终摇摆于“不确定”之中，如同朦胧闪烁的风中之烛，依稀可见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影子。作者选择了颇具挑战性和试验性的题材，而能贴进人物内心，精心打磨，竟将读者身临其境地带入了混乱的现场和模糊的心理之中。
何丽萍《水在瓶中》（短篇）老老实实讲故事，故事讲得不错，但故事而已。唐颖《迷途》（中篇）整篇东拉西扯，叙述絮叨而混乱，人物语言皆如出自一人之口，读来费力。
《收获》2008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顾虹 谢琼
《上海文学》的第11期和12期，虽有亮点，总体仍嫌平庸，给2008年的《上海文学》划上了一个草草的句号。
11期的头条是卢德坤的《暗涌》（中篇）。小说试图描摹阔太太们被蛀空了的生活：无所事事、精神空虚、家庭关系疏冷，唯一剩下、并且必须撑起来的就是面子这层壳，喜忧都与之息息相关，于是明面上的一场牌局，实则是阔太太们争夺面子的过招较量。意图不错，但落实到具体的叙事上，却相当平庸。其一，作者似乎根本不了解这一群体，在其笔下，阔太太们言辞间玩的招数，段位是如此之低，世故女人却像初涉世事的女孩，显山露水、任性使气；其二，作者有意通过外在行为的刻写暗示出一个内在的心理空间，但东拉西扯、枝节横生的叙述，非但使小说混浊不干净，事实上也没有任何穿透力，“暗涌”根本就没涌起来。总体而言，小说太过粗糙，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暧昧与微妙感，完全没有出来。
【谢琼插话】这篇小说乍看无聊至极，通篇是几个家境优裕的无聊妇人在打麻将，其中即使涉及到各家家长或子女，也说得含糊其词。如果不是一些细节中透露出当代生活的气息，读者简直要怀疑这是一篇写旧上海富太太的市井小说了。但是，对当下江浙生活图景稍有了解的读者便能看出，作者着眼的正是江浙富商这样一个新兴阶层的生活。他们未受高等教育，从贫苦的乡村走进城市，从小生意一直做成大富商，但在物质富足的背后却是精神生活的极度荒凉。小说中，作者采取了和那些富太太们同样高度的有限视角，从而对她们的特殊生活给以拍照片一样的直接写照。他只写打麻将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只有打麻将，对家庭关系陈述的含糊则源于她们的婚姻、母子关系本身的脆弱冷淡，因为她们甚至连理解其它家庭成员生活的能力都没有。她们孤独无聊，全部精力用在打麻将的骗牌和抓骗上。她们的生活，又进一步是整个江浙地区新兴富商的生活侧影。如果说过去人们关注他们的精明、勤俭、致富，那么今天随着他们身份地位的巩固，他们的精神困境也同样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一意义上，卢德坤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尽管他对新经验的表现方法是看似不加处理的直接展示，但叙述中其实有着恰到好处的细密和节制，使得小说并没有流为无事生非的市井杂谈，相反，在小说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忧虑和思考。考虑到卢德坤是出生于1983年的非常年轻的作者，我更要说，他的思想也许还有待完善，但他的眼睛显然已经比很多同龄作家看到了更多。
葛芳《去做最幸福的人》（中篇），卖的就是老年男子性欲这个点。既要卖，但又不能卖得太赤裸，作者便通过叙事上不断的转喻过程来赋予该卖点以合法性：一边拉出尸骨未寒的亡妻，证明耿土元对于女人的需求是为了抵御内心的荒凉寂寞；一边空泛地强化李桂芹纯良的品性，为耿土元躁动的肉身穿上爱情的外衣；另一边全家总动员，出于不同的利益目的反对耿土元再婚，生理需求遂一变为对自由的追求。然而作者缝合的技巧过于拙劣，所有的转喻都在针脚稀稀落落处，曝露为道貌岸然、欲盖弥彰的把戏。卖点不但没有获得其合法性，更在藏掖中愈加形容猥琐、形迹可疑，整个小说也终脱不开淫秽气，枉费了作者卖也要卖得矜持的良苦用心。
刘庆邦的《短工》（短篇），一路渲染了短工谷金山对主家寡妇米秀琪不得满足的欲望，到篇末作者让这一欲望在畸形的“小腿缝子”的性事中释放出来，并以米秀琪打胎、赶走谷金山匆匆作结。结构上头重脚轻，更为关键的是，小说的欲望叙事没有任何抵达：情感层面的或者乡村伦理层面的，而沦为纯粹、无聊的欲望展演。张惠雯《书的故事》（短篇），重新翻炒了古今中外几则有关书的故事，表达了对于书籍的信仰：它们记载着真理因而会亘古长存，更像散文而不似小说。风马的《追捕》（短篇），是一篇关于记忆的小说。往事因携带着兄弟的死亡而不堪回首，往事又因封存着女人的姣好而无比魅惑，于是对于往事的记忆，便是一种苦痛，一种挣扎，想要斩断却不舍，想要留存却又硌得人心生疼。小说中女人与王乐的往来对话，不过是这一生命情境的具象化，追捕王乐的不是活生生的女人，而是那段撕扯不清的记忆。小说写得不错，但同样的主题已为不少先锋小说反复书写过，而《追捕》并未提供更深入的推进。潘大明《冷香斋》（短篇），写了中学教师荀敏退休后不甚如意的生活：小腿骨折、学术成果被盗用、侄儿的不孝与背叛，结构零散，无甚可说。鬼金在《愤怒的河》（短篇）中，宣泄了一种哀伤愤怒的情绪体验。但对这一情绪的表现方式相当单一，譬如孩子拍打皮球的意象，被作者偏执地反复借用，来模拟心脏咚咚跳动的情状，读来不胜其烦，更让人质疑作者经验的苍白、感知力的羸弱。
12期头条是戴舫的《鬼事三》（中篇），作者拿鬼说事儿，自得其乐地玩了场意淫。但即便是意淫，也太缺乏才性，缺乏技术含量。不过是鬼魂孟远志，用了些再寻常不过的手段譬如附体等，报复了破坏过他实验的同事杰瑞。冥灵本身蕴涵的无限可能性，却为琐碎的人事扼杀死，变得如此无趣沉闷，可见作者想象力的极端贫瘠。读来实在不明白，这样的小说究竟有何种意义。
【谢琼插话】我倒觉得这篇小说值得一看。在美国做大学教授的戴舫，其小说多涉及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活着或生活过的中国人，故事和角度都颇为奇异，不仅仅是要展示文化冲突和差异，更试图在这种差异的背景下探讨关于生死爱恨的普遍性问题。这篇《鬼事三》也是如此。主人公是一个在美生物科学家的鬼魂，一台吊在空中的钢琴的钢琴弦坠落，穿透了这位科学家的后脑，把他变成植物人。他的鬼魂开始不断游荡和附体，他由此了解到了他的同事、上级、妻子等周围人对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又促使他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和生死。借鬼魂知人事的创意本身并不新颖，但作者对鬼魂描写得惟妙惟肖，对人事的思索则横跨东西两种文化背景，使得读者读来并无陈旧之感。不过，在一个中篇中，作者想要容纳的东西太多——包括家庭伦理、文明冲突、科学界黑幕、生死叩问、诡异、反讽、温情等等等等，反倒显得对每一个主题都浅尝辄止，整体看来又杂乱无章了。
老作家林希的中篇《使徒》写手艺高超的起重队长杨大光及其起重队的数名成员从革命年代到市场经济年代几十年的风雨。一方面，小说写脚行杨大光，凭藉身怀的技术多次临危受命又不负众望，获得了新政权的认可，由旧社会的劳力变为新社会的高级起重工程师，只识六字却享受正教授级待遇。另一方面，小说却又让这个新社会的传奇人物背负着不可更改的小业主出身，后因领唱了“三面大红旗啊，迎风一个飘展啊”的劳动号子，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下放劳动。然而无论爱戴与感恩，还是不解与讥讽，杨大光对于这个社会的体认，都是基于真实的生命经验，因而都轻易否定不得。时移世易之后，杨大光押上自己的性命，完整妥善地迁移了毛主席塑像。在这个极为仪式化的场面中，历史及其一切的荒谬与不公，都获得了宽恕与救赎。而遍布反讽句式的正文，也因此并不妨碍小说有一个极为正面的、肯定性的名字：使徒。一言蔽之，小说的优点在于撇开了既有的范畴及情感反应模式重新进入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历史态度。
林宕的《十八节》（短篇），以“十八节”庙会为特定场景，写一段缠绕的人际关系。小说开篇定势定得相当不错，短短两三百字便不动声色地托出了寡妇姚雪娟与公公高德奎、追求者李春荣间的暧昧纠葛。但当含义丰富的褶皱被逐渐抻平，变得明确清晰时，小说却不可避免地落了套，原来关系的症结是公媳间一次不伦的性事。
“80后”的年轻作者张怡微曾在《上海文学》2007年12期以短篇《我真的不想来》获得2007年度《上海文学》中篇小说新人奖，时隔一年又在岁末推出新作。《婚债》依然是以特别细腻而真实的笔法直接面对年轻人的生活苦闷和压力，这一次的主人公罗肃面临的问题是结婚买房。年轻的男孩为了买房，不得不拿走母亲的所有积蓄，向好友借钱，又违心地问早已和母亲离婚的父亲要钱。婚是结了，却也背上了金钱和人情的重债。我想所有本身还一无所有却要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的年轻读者，都会在这篇小说面前产生共鸣。但是，作者作为一位女性，对男性主人公心态的把握和书写，显然不如《我真的不想来》中的那个女孩罗清清。不仅缺少情感的冲击力，探索主人公内心的深度也似有界限，主人公作为男性特有的心理活动并不鲜明。
万里容《三个婴孩》（短篇）中，在产科大楼见证着死生的“我”思索起了生命的形样：脆弱却又坚韧，苦涩却又甜蜜，轻盈却又沉重，承担抑或逃离。小说里漫着敦厚的悲悯，如暖流裹挟了那些凛冽尖利的洞察，流淌出氤氲不散的诗意，浸润了读者的心灵。浦子《见风流泪》（短篇），对比了知礼数的瞎子乞丐明生与野蛮的傻乞丐福宝，似是写困顿中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但小说未及充分展开就仓促煞尾，使小说更像断章，失落了明确的落脚点。
《上海文学》2008年第11期推荐篇目：空缺
《上海文学》2008年第12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刘纯
在这个并不太冷的冬天，第六期《花城》终于在持续一年的疲软之后彻底寒透了读者的心。暂且抛开所刊小说的质量不论，单凭刊物的编辑水平就足以令人怀疑这份当年赫赫有名的“四大名旦”之一如今到底还有多大的生命力？继上期刊物封面错将王松的《欢乐歌》印成《欢乐颂》之后，本期的《麒麟寂寞红》又出现了如下硬伤：第68页“当时暗地里使劲让四小姐替我出嫁是好心办了件坏事吧”，小说里替“我”出嫁的明明是五小姐，“我”才是四小姐。此外，《麒麟寂寞红》第58页“我看见《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我看见《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我看见《左传》（宣公2年）……”其中第二处“《易》《书》《诗》三《礼》”恐为重刊之误；第53页“我蜷缩在他的脖子，进入他的眼睛，风暴摇动了我发誓我从来没进入过谁的眼睛”，这样的语病也未免太过明显——如果说以上两处并非什么毛病、本来就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文学性的表达方式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学”也实在有些让人难以接受。要是再算上格绒追美的遍地语气词和王顺健毫无节奏感的絮絮叨叨，面对本期《花城》我们根本不能奢望什么文学水准，只能恳求各位作家大人先把句子写顺。作为一个不能再惨淡的句号，本期《花城》的落魄面貌，正反映了其一年来的真实窘境。
不妨就从那篇“伤痕累累”的《麒麟寂寞红》（中篇）说起。镕畅用她极其细腻的文笔，把封建社会深宅大院里闺秀生活的落寞与寂寥从阴冷潮湿的角落里翻出来全方位地展示了一番，叙述视角的不停转换使这种立体化的展示成为可能。小说不但描写的对象（麒麟宅）是陈腐老旧的，小说里所有的情节设置也都是陈腐老旧的（小姐和马夫通奸，父权的威严与不可侵犯……），小说所传达的那些同情和思考也就必然是陈腐老旧的，整篇小说就是用繁复的陈腐老旧的外壳对单薄的陈腐老旧的内核的一次包装。小说的语言风格和内容还算相合，只是架子端得久了，偶尔也难免露出“母鸡缺心眼，鱼脑子仿佛让驴踢了”（第62页）这样略煞风景的“马脚”来。张学东的《福寿双至》（短篇）写七十三岁的六福在村长父亲双禄爷过八十大寿之前突然表现得焦躁不安，反常的情绪背后是当年双禄给六福留下的难以启齿的耻辱记忆。“丢拐杖”和“洗衣服”这两处伏笔埋得很好，对人物神态、动作、心理的刻画也还熨帖，只是作者想要包起来的那件陈年往事其实在小说的一半处就已经露了馅，其在结尾又被六福讲述一遍就反倒显得有些画蛇添足。西篱的《艾妮》（短篇）写公司法人想要杀害自己的情人，没想到自己却中了情人的计锒铛入狱，不过是个抖包袱的故事；小说结尾出狱的法人和情人组成了家庭，反讽或慨叹的意图由于笔力不济也没能落实为相应的效果。
在格绒追美那里，“呢”“了”“吧”就像《妖风》（短篇）中村子里的松茸和开花菌一样俯拾皆是，“了”还永远跟“呢”和“吧”一样老老实实地待在句尾，这样的句子读多了，即便小说只有短短不到四页也会让人倍感疲惫。相比之下，《舅舅》比起《妖风》来语气词的花样更多些，用得也更妥当些，习作的性质也就略淡些。王顺健《公海归来》（短篇）的节奏感被那些拉拉杂杂的流水账和婆婆妈妈的心理活动驱逐得无影无踪。小说又写赌博又写怄气，又写《色·戒》又写艳遇，绕完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弯子之后，“我”在小说的结尾“突然像个孩子对着大街放声大哭”。当然，“我”作为一个离婚男人，又是一个诗人，还总有“挥之不尽”的“浓厚又微苦的性欲”，在压抑了8页之久后将这些情绪畅快淋漓地释放出去，我们对此还是可以抱有同情和理解的；如果作者能告诉我们他哪儿来的那么些矫情，干嘛非要那么压抑，还把这些压抑的产物叫做小说，那就更好不过了。
与之相比，本期头条荆歌的《赵家当年》（中篇）和李敬宇的《最冷的冬天》（中篇）能够让读者从头到尾毫无障碍地读下来，已经颇为难能可贵。《赵家当年》就是“文革”期间一个不着调的转业军人家庭集体出演的情景喜剧或者连环小品，荆歌惯有的饶舌风格将文字的狂欢化推向了极致。如果说小说对于革命经典话语及毛主席诗词的错位挪用是要和当时的大背景构成某种张力的话，那么连几十年后的《大约在冬季》都能融入小说的叙述（“赵妈妈指出，没有鸡的日子里，谁也无法珍惜自己”），只能说明这一切都不过荆歌自娱自乐的佐料而已。比起荆歌的一点正经没有，李敬宇对于大背景下普通人纠结内心和凄惨命运的观照表面上要更严肃些。《最冷的冬天》描写抗战时期被迫当上维持会会长的房继愚如何难逃家破人亡的下场，惟利是图诡计多端的汉奸形象也好，没有人性只有兽欲的日本兵形象也罢，都是通俗文化符码的简单重复，小说写日本兵如何残忍地剥人皮，如何一次次地强奸无辜妇女，批判的幌子底下是不厌其烦而又生动细致的详尽描写，大量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止步于一篇有可读性的通俗故事。最后笔者忍不住再提一句：小说写到房继愚两次看到自己被侮辱的女儿时，脑子里都联想到两个字，一个是“浪”，一个是“骚”，第一次“如果不是自己的女儿，他真想就这么放任地联想下去”，后一次女儿被奸淫致死，联想才“在这里突然中断了”；笔者想要追问的是：看到女性就满脑子胡思乱想，只因为是自己女儿才就此作罢，这是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道德底线？
《花城》2008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西湖》、《山花》
陈思
第11期《山花》上半月，“头条自荐”是王松的中篇《杜丽娘》。小说中那个名叫杜丽娘的女人总是受冥冥之中的克夫命控制，却居然能安之若素。自从丈夫谌三羊死后，提亲的男人总是离奇死亡；她接连给柳大枪、孟枚等男性带来灾祸，最后却平心静气地接受了麻脸。如果说文学经典《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是至情至性的化身，那么这里的杜丽娘则逆来顺受、浑浑噩噩，全然没了那股子精气神——即使是她对“孟枚”（柳梦梅的现实镜像）的情感，更多是淡淡的母性关怀而非热辣的情爱；她对麻脸的厌恶，也并不强烈。于是，除了人名近似之外，我们看不到作者所标榜的“对话历史”的真诚企图。作者当然有权说自己是在“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杜丽娘”，但是“木讷”就该比“敢爱敢恨”更真实吗？也许“对话”也好、“真实”也好，只是用来遮掩文本平庸无聊的那片叶子罢了。
“起跑与冲刺”栏杜璞君的《彼岸》（中篇）的缺陷更为明显。元理接到了陌生女人的来电，从而打了抛家弃子的荒唐主意。当他踏上的离家的火车却又找不到彼岸的化身——川江潭之后，对家人的念想又让他迷途知返。梦呓的语言、各种意象混乱的拼贴、对人物信手拈来又随便丢弃的坏习惯，并不是小说的最大缺陷。更大的问题在于，因为没有着力经营此岸生活的庸俗、沉闷、卑琐和窒息，所以主人公的出逃缺乏充足理由，难免显得庸人自扰、小打小闹。小说家可能希望让整个故事加加减减，最后在主人公犹犹豫豫之后又回归为一个零，可是缺乏足够的叙事上的“第一推力”，主人公又怎么可能迈出离家的第一步？于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寓言，从根子上变成了荒唐的闹剧。
张楚《地下室》（中篇）明显比本期《山花》、《西湖》中其它作品更为老练，虽然立意未见高明，却因前后照应而稳健扎实。宗建明的太太曹书娟爱上老板，抛夫弃女，还为老板顶罪坐牢；小柔在陪宗建明寻妻的过程中爱上了他，为了得到宗建明，还绑架了他的女儿；宗建明一路祈求曹书娟回头，甚至不惜恫吓、行凶，最后只得绑架了自己的妻子。自《大象》以来，我们就可看到张楚操作复线情节的才华。几人之间的情爱纠葛环环相扣，关系虽杂却丝毫不乱。从高中初恋的偷食禁果、到拐骗孩子、行凶伤人、甚至最后绑架爱人，小说把风筝越放越高，让爱情变成了彼此伤害。这样离奇的情节存在着陷阱，一般写手的平庸处理，很容易沦为街头小报的做派。张楚的方法在于，以小柔——宗建明的关系作为宗建明——曹书娟的镜像，前者不断暗示后者的走向，后者又不断以前者确认自身。情节有了“厚度”，结尾“地下室”的抖包袱因为先前另一次绑架事件的铺垫，就合情合理了。
第11期《山花》下半月的“山花看好”，刊登了徐兴正的《有多坏》（短篇）和《天才的去向》（短篇）。《有多坏》饶有兴味地讲述了沈小阳一次又一次乏善可陈的出轨——先是与王冬梅之间半推半就毫无激情的性事，随后是对隔壁女房客单方面失败的勾引。主人公在学坏之中竟保持了可笑的幻想和矜持，是本篇的卖点。然而男人学“坏”而不得的失望心理，多少存在着自说自话或自我辩护的嫌疑，于是这一优点也岌岌可危。
如果说你进我退的偷情内心戏，先天呼唤作者的节制与分寸；那么《天才的去向》里这条捆仙绳就不知去向了。小说中号称“天才”其实神叨的阳光辉，痴迷于研究“黑”，因此饱受冷眼、甚至面临牢狱之灾。故事通过几个人物视角的转述不断线性接续，而主人公之外的视点却并不提供反思性或批判性的新观点。于是这种自得其乐的调调未得节制，反而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穷开心的叙述口气，配合无所事事的青年毫无实效的“科学研究”，使小说难免沦为一腔废话。看似天花乱坠其实单薄贫瘠，是本篇给人的最大感受。
这一期80后作者曹永的中篇处女作《愤怒的村庄》讲述了“复仇”的故事。曹树根的儿子猝死，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半年前曾遭到曹毛狗和马不换的先后毒打。由于伤势久远，医生无法判断死因，警察也无从立案。曹树根求告无路，只好提刀上门。生活重压之下的“复仇者”，本想借复仇为名，索要一些微薄的经济补偿和起码的歉意。但是，周遭环境与人物一次又一次有意无意的因势利导，使他将愤怒的刀子捅进了仇人的身体。小说家可能想以粗粝的语言，再现粗粝的底层生活，然而却没有遵循生活本身逻辑去将故事说圆——为了一个牵强的借口，人物就兴师问罪，这不像“复仇”，更像一次失败的寻衅和勒索。如此一来，“悲情英雄”不过是借机发泄对生活的不满，底层的道德底气又何在？
第12期《山花》上半月“头条”刊发了黄梵的《马皮》（短篇）。连腊鱼都不敢吃的好人曹孟，和“我”一起去看县里的集市。走散后，“我”无意中见到了一个酷似曹孟的背影正在对无助少女施暴。事件的特殊性使“我”难以启齿，无从考证就无法释怀，“我”与曹孟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小说试图悬搁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去揭示人性真正的内在幽灵：更多的情况下是猜疑而非善恶之分，造成了我们的隔膜。立意本身难见高下，可是主题与写法之间需要门当户对。小说没有选择多米诺骨牌式的连串事件去呈现猜忌造成的多米诺效应，却想简单地以一个事件去一蹴而就，未免让人感到小题大做。简单不应当作被攻击的口实，但“讲个故事，说个道理”的轻描淡写用在这里，即使加上叙事人的大段宣谕，却还没有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本期姚鄂梅《骄傲的拇指》（短篇）似乎高明地叙述了一双童鞋引发的连串事件。“骄傲”的勇枝不满怀孕期间丈夫的行为，与之分居；随即因为又虚荣心作祟偷窃童鞋，她被逮住后为证实自己“清白”不惜砍下了自己的拇指。在母亲事后畸形的教育下，勇枝的女儿竟然也沾染了盗窃和说谎的恶习。小说尝试通过对主人公的反讽，去质询世间越发泛滥的物质追求。问题在于，故事的奇观化破坏了小说意图的实现——小说刻意营造的“挫折—追求虚荣—新的挫折”的单线结构，读来更像神经质女人一次又一次严重的发病，并不能为读者提供多少借鉴与警醒。
本刊“起跑与冲刺”栏目，阿航的成长小说《任务》（中篇）颇有趣味。“我”在不断执行“任务”之中完成了自我蜕变。为报答柴建民的“知遇之恩”，“我”最后的任务是替支边的他看守恋人凌岚，甚至不惜跟踪、恐吓那些强大追求者。然而爱情狱卒最难防的就是监守自盗，“我”并不清楚自己这种变态的守护和霸占，恰恰是因为已经对凌岚初生爱欲——我的无意识已经背叛了自己的“任务”。阅读中，我们眼前出现了那个在阳光下打着赤脚的瘦弱少年，“我”迷惑而煎熬的神情让读者心生疼痛。可惜结尾掉了链子，作者点出柴建民并没有来信指派任务，不过是为了说明“我”因情欲而产生了莫须有的幻觉——这个亲近凌岚的“任务”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然而在前文中却缺乏足够的暗示和交代，反让人大惑不解。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神来之笔，不如说更像当年那些倒在柏林城外的苏联老兵——距离成功还差了一步。
《西湖》第11期推出两位“新锐”。
“新锐一”张学东展现了他驾驭两种不同写作风格的努力与困境，我们期待他早点拿定主意，找到自己的合适路向。《猫命》（短篇）中，饱经苦难的秋皮恋猫成癖，甚至对自己的老婆乃至儿子瘦瘦都不管不顾。在老娘、儿子先后因猫而死之后，秋皮终究在找猫过程中发疯。猫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果小说企图告诉人们，是畸形的环境造就了病态的人格，那么非历史化的书写将会使对现实的批判沦为一只挥空的拳头。同时，秋皮的性征缺失、变态的性偏好以及对儿子、老婆的仇恨，则使他的遭际太过偏狭，无法与更为广大的社会语境相关联，小说由此更像一次探索扭曲人性的精神分析。最后，作品无法在社会批判与心理探寻之间作出选择或进行缝合，反而在两者之间来回漂移，左右不靠。另一作品《未来的婆婆》（短篇）乍看铅华褪尽，似乎贴近了生活。小说围绕订婚前后未来婆婆的内心独角戏，将老太太与老姐妹、小儿子、众亲戚的隔膜进行呈现，结局的尴尬也还算合情合理。看惯了儿媳妇受的夹板气，“婆婆”也应该对我们絮絮叨叨地敞开心扉，这是小说家取材上的用心所在。问题在于，老人家身上那些因遭人忽视的产生的不甘心理等等，又更像缺乏生活阅历的作者一次不算成功的“推己及人”，其实还有想当然的嫌疑。
“新锐二”林晓哲的短篇《假如》和《借口》都讲了关于“阴谋”的故事。这位80后作者的《假如》，以精短的篇幅展布了男主人公失败的初恋。李椿奉行谋定而后动的原则，费尽心机构想了余佳对自己追求行为的各种回应。追求眼看就要失败，李椿又想方设法挽回了自己的面子，仿佛一切都在他可笑的掌控之中。《借口》有雷同的地方。身为机关职员的“我”为了升迁，不惜写匿名信状告有利益冲突的挚友，而挚友却始终对我信任有加。小说在我内心煎熬的顶峰戛然而止，不失为明智之举。作为初次发表的作品，写出一个男人单方面的内心纠葛与苦心孤诣，是这两篇小说的突出之处。但是单线情节缺乏跌宕转折、一个人的心理战也有深挖余地，小说难度偏低还是不争的事实——作者不过是在大家面前精心排演了一套广播体操。
《西湖》第12期“新锐”许仙的作品，“鬼气森森”却难掩单调无聊。《水妖》（短篇）并行着两条线索，其一是我与春茹妹妹的恋情，其二是我痴迷的水妖传说。前者实实在在、后者荒诞不经，作者卖力地让它们逐步靠拢。结尾终于完成了彼此的交融，我接连遇鬼，恋人春茹也被水妖勾走。另一篇小说《无边的苍穹》（短篇）中迷恋鬼故事的“我”，现实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不光见到了死去多年朋友的鬼魂，还发现自己听众之中也有一个女鬼。两篇作品以不同时空演绎了相同的故事：慕鬼者终究遇鬼。鬼故事可以写得趣致盎然，但小说情节的雷同性，恰恰暴露出了作者对“鬼故事”模式的有限理解和固步自封，又让人审美疲劳。于是，小说在抛掉了深刻性和现实性之后，连丰富性和趣味性都算不上了。
本期推荐篇目：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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