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评刊2008年第4期

 【主持人邵燕君】

    80年代出生作家横空出世已将近十年，身后90年代后生开始长大成人，而忧心后继乏人的主流文坛急于收纳后备军，这一切都使80一代作家自然成为期刊新人栏目的主力。而今天冒出头角的“80后”作家，其出身路数到底与传统“期刊新人”不同，双方的文学标准如何对接？新作家如何面对处理自己的新经验？如何为文坛提供新元素？这些都是我们关注《十月》、《大家》、《山花》、《西湖》等期刊新人栏目的焦点。
   
     《西部·华语文学》也在横空出世将近两年后于本期落下帷幕。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该刊集中刊发了相当一批著名作家、新锐作家有影响的作品，必将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印记。匆匆落幕令人惋惜，让人不得不感叹今日纯文学建设的步履艰难。
   
     本期中红柯的《老镢头》（《收获》）、阿来的《秤砣》（《花城》）、张楚的《大象》（《人民文学》）都是紧凑有劲的作品；李浩的《告密者札记》（《大家》）、七格的《雷锋塔》（《山花》）有意挑战读者智力，有兴趣者不妨一看。

看《十月》

丛治辰

    对于《十月》来说，2008年上半年是令人极其振奋的半年。第1期以已故名宿汪曾祺先生的早年遗作开局，声势夺人；第2期叶广芩的《豆汁记》将老北京的传统与人情讲得入汁入味，确属难得一见的佳作；第3期石舒清《父亲讲的故事》亦以极具特色的叙述磨砺出一种古旧的质感。刊物定位的摇摆不定和稿件质量的参差不齐，仍然是这半年《十月》未能消除的症结，但每期一部力作，也足够压住阵脚。而相比之下第4期则显得乏善可陈，竟呈现出全面的颓势。
　　
    本期《十月》最引人注目的，是“小说新干线”栏目强力推出6位8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小说创作，并配发白烨先生热情洋溢的评论。之所以未贸然采用“80后”这一已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即有待分析。当使用“80后”这一概念时，我们往往将其与上世纪末由《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们还将同时想到由其直接引发的少年写作热。这一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态，而其与市场的紧密结合更使“80后”这一名词带有某种文学之外的暧昧色彩。因此，在很多生于80年代的作者矢口否认自己属于“80后”群体的情况下，这个概念显然已成为具有特殊感情色彩和意义限定的专有名词，很难泛指同属一个代际的作者群整体。在某位被认为是“80后”的作者撰文声讨按照代际划分作者的做法之荒谬以后，大家似乎都纷纷认同以武断粗暴的术语掩盖多样的文学个体诉求有欠妥当。但或许同样不可忽略的是，8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因其成长环境与此前社会环境的巨大断裂，必然形成某种共同的文化特性，在他们的写作中，这样的特殊气质必然表现出来，成为一种文化症候。我们固然不应以简单的标签认知多元文化下成长的这一代人，但同时也不应用虚无主义的姿态放弃对一个时代的独特文化的概括和总结。80年代出生的作者们既然有着复杂的立场和诉求，那么在喧嚣的市场运作和有意为之的偶像效应之外，当然还应该有另外一批作者，始终在向文学的深处开掘。如今离“80后”作为一个话题提出已近十年，作为一代文学力量，80年代生人的作者们似乎已经到了以自己的作品确立主体性的时刻了。这大概也是何以《十月》、《大家》等老牌文学刊物纷纷为年轻作者开辟阵地的原因。而在此时刻，从这些作品当中考察这些作者在其文学表达中透露出的倾向与症结，可能比简单的评述更加重要。
　　
    或许只有采取这样症候式的解读方式，才能解释何以祁又一的中篇小说《失踪女》在这六部作品当中被重点推荐，这篇小说所折射出来的文化意义，相信作者在写作时并未意识到。小说在写作技巧上并无特别可圈可点的地方，祁又一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身，其叙述保留了青春写作一贯明亮流畅的作风，此种叙述的优点是还算自然诚恳，能够比较本真地传达出作者的写作心态和生命状态，因此反而是小说中偶然想要故作深沉的地方，往往令叙述陷入装腔作势又外强中干的尴尬。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以“我”与失踪女的分分合合为线索，铺展开一个“80后”摇滚青年的生活图景和情爱遭遇。摇滚生活已不再是新鲜题材，如今似反成表达另类青春和城市经验的老套。据说摇滚相较流行音乐，最大的价值即在于，摇滚是有灵魂的音乐，最能够表达青年人独特而富有爆发力的叛逆情绪。而令人多少失落的是，祁又一笔下的摇滚生活，完全消弭了这样危险的魅力。很难在这篇小说中找到所谓摇滚的精神或叛逆的灵魂，摇滚之于“我”，只是一项工作或一种商业。这大概就是“80后”所谓亚文化的真相，那是和“70代”的热血青春完全不同的记忆：叛逆已成伪装，包裹着看似精英的媚俗，内心则是温情脉脉的商业逻辑。看似最先锋最朋克，骨子里却是相当的怯懦和保守，他们嘴唇上和舌头上的那几颗闪亮的钉子，并不曾钉住什么坚硬的东西——80一代所表达的这苍白的摇滚经验，与小说本身的文学品质庶几相似：批判的力度和反思的痛楚都缺席了，剩下的是可以被轻易地反复生产的情节与人物。或许也就只剩下两性生活，还秉承了非主流青年一贯的混乱，和主流的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保持颇具吊诡意味的对抗。小说以“失踪女”为题，以充满抒情感怀的语调开始这个青春往事，而每一次失踪女从“我”的生活中消失，那种无所着落的失落感也确实真切地几欲使人感动。然而失踪女于“我”究竟有怎样的分量呢？最终不过是一个一夜情的对象，后来成为多夜情，再后来发展出某种可疑的类似爱情的东西。失踪女的每一次出走，都令我对她的感情更加升华，而这样的升华几乎没有道理可言，不免令人怀疑究竟是“我”真的爱上了失踪女，还是“我”因她的离去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让“我”无法承受，又或者，失踪女不过是“我”构筑自我形象的有力佐证，她的离去令“我”的自我意淫无法完成因而始终挂怀。尽管小说安排了一个王子与公主幸福定格的结局，但总难以让人信服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女主角不断逃离，男主角始终无望守候，与其说是为爱情所苦，不如说他们从未相信爱情。爱情太美好，太理想主义，不可能属于自己：似乎总有一些什么东西让他们感到害怕，这是对理想生活充满怀疑的一代。在这个意义上，祁又一或许确实表达出某种“80后”的本质，然而，这终究是对文本解读所得，未必是作者的主观表达。
　　
    之所以反复强调以上是对小说《失踪女》的解读而非评论，在于就小说本身而言，其实并无如上所说的自觉追求。故事情节、叙述格调，甚至人物的缱绻深情，都早成可反复摹写的路数，如果说小说告诉了我们一些新的经验，那可能要归功于作者的叙述还算老实。这样说可能对作者祁又一显得苛刻，但对于要在文学谱系当中确立主体地位的年轻一代来说，自觉和深刻地处理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时代的经验，从而为文学提供新鲜的元素，是虽然痛苦亦必须完成的使命。而有趣的是，80一代恰恰反映出对自身经验的逃避：通俗文学市场上架空的穿越小说和奇幻、武侠作品，都无一例外地规避了自我。而类似祁又一这样套路式的写作，与完全虚幻的架空作品相比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本期“小说新干线”的其它作品其实同样暴露了在处理自身经验上的怯懦或者乏力：要么没有勇气触及自身的经验，要么缺乏必要的思想积累，在处理自身经验时捉襟见肘。
　　
    王小天的《南香》（短篇）在六部作品中叙述相对成熟，可惜这个乡村女子随外来人私奔而遭遗弃的故事实在嫌旧，寄望于结尾出人意表，其实也颇落俗套。而其他四部作品，在叙述的基本层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马小淘作为在读研究生，过早表现出对职场爱情题材的偏爱，或许确有生活经验，但显然在提炼和处理上力有不逮。《不是我说你》（中篇）不但情节烂俗，人物也过于苍白，缺乏说服力。董夏青青《不羁的小马》（中篇），通过回乡经历表达对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抵触，大概是想仿效碎片化的先锋写作，可未免太多碎片，过于不羁。小说是艺术，终究还是需要控制，不是全盘打乱就成。恰恰越是表面上混乱的文字，越需要内在的逻辑，而以作者现在的能力显然还无法驾驭。桂石的《人在异乡》（短篇）以少时同学在南方打拼的风光和苦楚作为坐标，重新认知自己的生活；少染的《燕青》（短篇）讲述一个现代版的自由恋爱与父母包办相冲突的爱情故事。这两篇作品，无论在故事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乏善可陈。
　　
    本期《十月》的头条是李治邦的《天缘》（中篇）。主人公是一个极富道德感的律师，小说讲述他参与办理的几个案件，穿插他本人的家庭故事，近乎直白地谴责世道浇淋与人心不古。唯一与一般商业小说有所差异的，是该主人公从小就被认为是其曾祖父的投胎转世，作者或许是希望借此将古典道德与现代社会做一参照，但这样比附未免太过牵强，显得莫名其妙。罗伟章的短篇小说《赶街》再次讲述了一个缺乏真实感和感染力的所谓底层故事，其粗糙程度令人叹服。写小说这件事，或许有时候歇一歇养足了气比较好吧。

    《十月》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收获》

晓南

    五月发生的汶川地震一夕之间改变了中国人，也震惊了文坛，因而，第4期《收获》的头条由纪实性作品《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充当也是众望所归。
　　
    文学作品中，张楚的中篇《刹那记》是一篇成长小说，少女樱桃有着相当多的人生苦闷：彼此嫌恶的冷漠的母亲、新近搬来入赘的母亲的第三任丈夫、朦胧的既无法开始又没有结果的初恋、被同伴利用的友谊……原本贫寒的家境和卑微的地位与这些烦恼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读者怜悯地看着樱桃的单纯善良与无知懦弱令她频陷险境，看着粗野的充满口角的家庭生活周而复始，不由和她一起坠入了绝望的梦魇之中。然而，半途闯入这个家庭的继父，却像一把万能钥匙，解开了每个家庭成员的心锁。作者把这个过程写得丰满跌宕，他的父爱不仅考验着樱桃的接受习惯，更要经历樱桃母亲的猜疑与嫉妒，还经受着世俗惯常的“小人之心”的揣测。三个人微妙的心理变化通过事件不断冲突、化合、融解，渐渐地，他们都获得了成长：母亲在鞋匠的观照下看到了自己母爱的缺疏，鞋匠在捍卫家庭安全时的勇气赢得了家人的爱重，樱桃的世界不再充满了冷漠与绝望，一家人有了主心骨，有了家的感觉，温暖终于驱散了寒意。小说结尾，忽然由“实”走向了“虚”。究竟母亲的前任丈夫是失踪还是被害？如果前来生事的人果然是个精神病人，继父又何必拿他的话当真？继父用一根手指阻止了我们窥探的脚步，这凌空蹈虚使清晰的故事陡然充满了多重可能。
　　
    红柯的《老镢头》（短篇）是一篇需要多看几遍方能体会其妙处的小说。镢头是农人自置的常用工具，可是老贺却爱借人家的镢头，而且有借无还，几乎借遍了全村。怪的是，被借的人家不仅不计较，还都带着点讨好。借到第十二把时，一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来较真，证明老贺的镢头是从他家偷来的。这事最后虽被其父摁了回去，却引得老贺的女人跳井自杀。多年后，在外打工、成了家的高中生才逐渐明白事情的真相。老贺的身体不行，女人是家里的支柱，跟村里的十几个男人有瓜葛。原来，借镢头不过是老贺宣泄的一种方式，村人的纵容也是一种愧欠心理的表达。这一切或与虚伪无关，只因人生太过沉重和无奈——每个人都知道那里子是什么，却都心照不宣地维持着面子的和平与友善。“镢头”不仅是整个小说的隐喻与象征，也是故事中的砝码，平衡着人心，维系着种种岁月的沧桑以及苦涩的尊严。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谜面是老镢头，谜里却纠缠着秘而不宣、隐而不察的村人伦理，仔细咀嚼、回味，方觉故事里的味道完全是中国的，有人情，也有土味，还有些似有似无的禅意。小说的语言利落、洗练：“抡圆了镢头，只一下，就挖开了土地，连续挖下去，土地全部打开了，跟剖开动物的内脏一样，大地吐出新鲜的肺腑之气。镢头跟手融在一起，换句话说，镢头成为老贺身体的一部分，就等于老贺的胳膊和手，就等于老贺直接地把手伸进大地的身体里，触摸大地鲜嫩的肉。”这些字里字外的丰富指涉与巧妙修辞令小说简洁而又深厚。现代小说借镜西方久矣，可否从中国美学中发掘出“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技法？《老镢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鲁迅曾评说《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多智而近妖”，那么姚鄂梅的《真相》（长篇）里的主人公“姐姐”则是“多变而近妖”了。姚鄂梅编织了这样一个传奇：姐姐五岁以后就不长个儿了，维持在一个洋娃娃的状态；十岁时吃了一只奇异的生日蛋糕后，忽然像竹子一样势不可挡地往上长，初中时就已到了一米七九；并且，一夜之间，她又拥有了“第三只眼睛”，能在别人的额头上看到其内心的想法。厄运随之而来，由于脱口说出了致使女生苗苗怀孕的莫老师，导致苗苗投河自杀，姐姐也因承受不住巨大压力而离家出走，接着母亲痛苦而死，父亲监守自盗50万现金被捕入狱，而妹妹“我”则被这些巨款引来的恶棍轮奸并怀孕。接下来的情节更如脱缰野马，顺着作者想怎样就怎样的心思堕入了荒诞。最后，一直“呈现出某些智障患者和精神病人才有的症候”的姐姐，居然神智清醒地说要去结婚了。过山车一般的情节、漫画式的人物、夸张的性格、将小说写成神话的执拗逻辑，不仅削减了小说的现实力量，而且将小说变成了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游戏。小说中仅有的一点对世事的批判——父亲的堕落与姐姐“天眼”的失灵，本都有浓烈的讽刺意味，却被作者添油加醋的惯性引到了别处。作者将人物随意捏合，放任自己的写作快感而疏于思想的雕琢，令小说失去了主题的控制，遗憾地流失于奇观的展示之中。姚鄂梅近年来不断有中篇、长篇问世，可谓多产。但数量上高产，质量上下滑，未必是真勤奋。
　　
    朱文颖的《贾老先生》（短篇）将老人心理的寂寞与落寞写得细腻感人，看似朦胧，实则真切。落笔都是庸人自扰的小事，却在无事生非中勾勒出人生的白云苍狗，难得。苏德《没有如果的事》（中篇）故事的缝隙有些空疏，与《刹那记》相比明显发虚。皮皮《死去时的天气》（短篇）雷声太大，雨点太小，结果就像一个人说了个冷笑话，自己笑得半死，听众却莫名其妙。
　　
    《收获》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红柯《老镢头》（短篇）

看《人民文学》

陈新榜

    继第6期号外“汶川，汶川”诗歌专辑之后，第7期《人民文学》用一半的篇幅以“中国的作家，奔赴震动的大地”为总题，刊发多位作家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散文和诗歌。小说篇幅较往期稍少些，但质量颇高，其中《大象》尤属难得。
　　
    张楚素有对小说形式和城镇小人物生活的双重迷恋，在《大象》（中篇）里这两者熨贴地粘合为一体。故事由两条线索分别展开：一条线索是，孙志刚、艾绿珠夫妇为谢恩进城寻找曾资助过养女孙明净治疗的捐款者，却在进城的过程中不断遭受侮辱侵害，欲报恩而不得；另一条线索是，孙明净的病友劳晨刚替她寻找亲生父母，试图说服他们为之移植骨髓，却被他们拒绝。失败的寻找掀起了底层人物悲苦生活的冰山一角，显示了卑微者在生活重压下惶惑无助的挣扎、千疮百孔的心灵和“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同时更凸现了悲苦生活下面深藏着的善良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凭借着朴素信念和感情的支撑，他们得以渡尽劫波，超越了苦难。张楚曾在一次采访中谈道自己的优长在于作品“包含了一颗悲悯之心”（《先锋文学的正反面》，2008年4月22日《河北青年报》），从《大象》中的确可以读出他对底层人物生活和心灵的深切体认。
　　
    “张楚善于设下埋伏，使小说出现层峦、回旋和曲折，他的故事往往是半遮的，点到为止，待迷底揭开时已积蓄下相当的力量”（李浩《蔷薇之弱和现实之强》），在此篇中他将这种设伏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颇得“藏山”之妙。在小说前面部分，人物的动机一直隐着，只是展示他们的外在行止，而当高尚动机显露出来，之前人物一个个看似琐碎甚至猥琐的举动获得了新的完全相反的动人意义，一直潜伏的力量也随之爆发出来。作者对叙述距离的控制也可谓炉火纯青，开始时只从外部观察人物，随着叙述的展开，对人物心理的刺探悄然增加、深入，让读者不知不觉中走进人物内心，一同体验他们的多舛命运和汹涌情感。本篇精心的结构也在小说里被“不经意”地点出了——“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人物关系的枢纽孙明净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现身，当平行而不交叉的孙氏夫妇和劳晨刚即将相遇之时，小说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作者本篇所用的双线结构以及铺垫照应的细密编织能力《多米诺男孩》（《大家》2008年第2期）中就已颇为纯熟，在此处，由于故事的强大吸力，这些技巧的运用更显无形。总之，一方面，对孙志刚们生活现实的发现和心灵世界的挖掘，使作者完全摆脱了炫技的空洞；另一方面，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巧妙地遮掩着那些最动人的内容，有效避免了此类题材易见的煽情感伤。于是，《大象》给人的感觉如同海底岩浆一般，不停地被海水冷却，却始终炽热地翻滚喷涌着。
　　
    陈昌平《秘密生活》（中篇）中的老杨为了让家人在他死后能继续领取退休金而绞尽脑汁，最终迈向了假扮植物人的秘密生活，他的算盘虽小，其中滋味却也令人嗟叹不已。作者一板一眼按部就班的正格叙述把老杨推到了不得不假扮植物人的境地，不过，情节的推进多少有些勉强，未能完全写透荒谬现实背后的辛酸。郭文斌《中秋》（短篇）用质朴诗意的笔触记述一户村民如何欢度中秋，将儿童的天真乖巧、家庭的天伦之乐、邻里的友善和睦渲染出来，虽然新意无多，倒也味道醇厚、温暖感人。林那北（北北）《唇红齿白》（中篇）没有在叙述者和人物间拉开合适的距离，陷入女主人公杜凤的内心独白不能自拔，虽道尽她心中种种款曲，却无法跳出来审视剖析。

    第8期小说中，须一瓜《大人》（中篇）通过孩童目光透视“文革”时的小城世相，那里毫不例外地充满着背叛、落井下石。父亲被打成反革命、母亲的发疯令原本就由于长着黑皮手而特别敏感的童蓓对成人世界更是充满深深恐惧。黑皮手是她脆弱心灵的隐喻，外人里只有和她青梅竹马的“我”亲眼见过，而“我”在大人们猎奇的怂恿下未能保守秘密，使她最后一丝信任破灭，陷入彻底的孤独。作品细致地描摹着孩子们之间天真有趣的勾心斗角，试图呈现本应无邪的她们在“严肃、诡计多端、性情冷漠”大人的阴影下被渐渐扭曲染上那个年代阴郁乖戾残酷的过程。写儿童对成人的戒惧或从儿童角度写“文革”都不鲜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还是见出新意。
　　
    叶舟《羊群入城》（中篇）里全力塑造一个能和羊说话的极品羊倌，他给每只羊取名字，把它们当作自己无可替代的倾诉贴心话的伙伴。作者个性化的语言趣味横生，然而过犹不及，他抑制不住自己一贯得意的逗笑功夫，居然将羊倌也写得油腔滑调，全然不顾和其身份、性格是否贴合。而且羊倌对羊群长篇累牍的倾诉也过多过繁并缺少变化，显得拖沓呆板。
　　
    本期的头条计文君《天河》（中篇）的毛病和上期的《唇红齿白》相类，也是叙述者和女主人公贴得过紧。那个在姑母的威压和庇护下始终未能长大的女旦角，虽韶华凋零却依旧眈于幻想不谙世事，动不动就掉泪，俨然是现代版“林黛玉”，然而，既无个性又没主见，实在是难以激发同情，作品中一味渲染的感伤情调难免适得其反。
　　
    王保忠《萨克斯》（短篇）道出泥水工老孙头的爱与怕，他费心费力为子孙后代谋算，为了探听为草台班子奏萨克斯的孙子是否被抓而刻意讨好当文化官员的雇主，反因擅自允诺减价而被儿子埋怨。然而他因过分关心而举动失措，多少有些尴尬人行尴尬事，并不让人特别同情。周洁茹《201》（短篇）平淡无味地抖出一位公交女司机的乏味生活和烦躁心理而已，别无深意。
　　
    《人民文学》2008年第7期《人民文学》推荐篇目：《大象》张楚（中篇）
    《人民文学》2008年第8期《人民文学》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刘纯

    本期《花城》为了纪念汶川大地震、悼念死难者，特意拿出将近70页的篇幅、以“世纪之恸”为总题刊发为这次灾难而作的散文和诗歌，小说的篇幅也因此较往期有所削减。
　　
    在《阿来小说二题》里，阿来又向我们展示了他炉火纯青的小说功夫。无论是《秤砣》（短篇）还是《蕃茄江村》（短篇），讲述的依旧是发生在机村里的人和事，语言不温不火，叙述沉稳从容，其中又以《秤砣》为上：藏区解放后，头人的小秤由于分家落到了这个因此得名“秤砣”的老人手里，面对这个象征着公平和权柄的东西，老人表现得格外细心和较真。由于不知道现在的秤已经由十六两一斤改为十两一斤，固执的老人坚持向因为工作组的关系住到自己家里的年轻人讨要“欠下”的粮票，善良的年轻人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致使“秤砣”后来又因为粮票数量的出入和饭馆的收款员大打出手。真相大白之后，老人举起秤砣对准自己的额头重重地拍了下去，年轻人也因为这件事情调离了机村。藏区的解放与工作组的入住，意味着新旧两种生活的冲突和交替刚刚开始，阿来不但通过“秤砣”与年轻人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举重若轻地把握住了这个大背景，更巧妙的是他将这个大背景与对公平、权力等命题的探讨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了一起。恰切的分寸感使得小说的反思力量含蓄而坚实，扎实的写人工夫又使得阿来只用了寥寥数笔就将“秤砣”和年轻人勾勒得栩栩如生。可以说，无论是立意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秤砣》都是一篇上乘之作；结尾处“秤砣”终于逐渐地被人遗忘，又给小说平添了几分淡淡的怅惘。比起《秤砣》来，《蕃茄江村》饶有兴味地讲述了江村和蕃茄之间的缘分，深度上要弱一些，时代背景也没有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读完之后会心一笑，体味故事本身蕴含的盎然兴味。
　　
    相比之下，本期的其他几篇小说都略有瑕疵。萨娜的《诺敏河》（中篇）塑造了一个勤劳坚韧而又敏感多思的女性形象。主人公梅斯因为不能生育被丈夫抛弃，她和邻居特木热以及草原汉子呼麦的情感纠葛也就由此展开。小说文笔纯净优美，字里行间渗透着大草原独有的那种明朗的忧伤和真切的欢快，许多细节都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然而，无论是梅斯拒绝特木热、要和呼麦一起生活，还是她决定离开呼麦、重新和特木热回到家乡的诺敏河畔，其理由都被作者用一个简单的梦境来表现，这种根植于草原文化的飘渺与空灵固然可能像在呼麦那里一样被毫无困难地接受，却也可能像在特木热那里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对于大多数草原文化语境之外的读者来说，这样的处理未免有些草率和轻易，难以让人信服，梅斯的敏感多思也就在一次次的心血来潮后显得有些飘忽和随意。在翰儒的《家园》（中篇）里，八十多岁的老汉尤大松为了把村前那条百年的泥土道铺成水泥路，四处奔走号召村民踊跃捐款、自筹资金，最终使工程顺利上马。主人公尤大松显然是作者极力塑造的典型形象，其一心为公的精神与雷厉风行的作风也的确有感染力，只是作者不断采取回溯的方式把尤大松的一生都交待得事无巨细，尤其津津乐道于尤大松和前后三个老婆之间的情事，反倒影响了这个人物的力度。晓苏的《甘草》（短篇）以名叫“甘草”的女儿为视角，试图讲述贫穷但自尊心强的父亲如何想过一个体面的生日而不得的故事，可是女儿关心的东西好像始终和父亲隔了一层，叙述视角与叙述对象老是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这就使得小说出现了大量的闲笔，到了该用力的地方却草草了事。葛亮的《大暑》（短篇）描写了“我”与儿时伙伴成洪才之间短暂的情谊，其间穿插叙述了成洪才的一些家事。小说传递的情感朴素真挚，惜乎处理的事件和经验都有些惯常，略显陈旧。
　　
    最后说说丁新征的《颠倒》（中篇）。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摆度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动辄就是“我真想抱着一大堆钞票像抱着个大婊子一样狠狠睡一觉”这样露骨的内心独白。他一方面兴致勃勃地骗取朋友的钱财、追逐女人的肉体，另一方面又把自己描述得饱受委屈、楚楚可怜，仿佛自己做的一切不道德的事情都师出有名、天经地义，这个形象让整篇小说显得颇为惊世骇俗。从小说对“革命”、“组织”等词的刻意挪用以及摆度最后一无所有的下场来看，这篇以“颠倒”为题的作品似乎是要表达对当今社会世风日下的某种批判；可惜摆度这个人物的气场实在太强，那些振振有辞的自我辩护又过于理直气壮，稍不留神就会误以为作者在鼓吹这种毫无底线的处世方式。小说呈现了“颠倒”的社会现实，却没能让我们看到颠倒回来的可能性或希望，惩恶变成了扬恶，这种尴尬恐怕是读者和作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花城》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阿来《秤砣》（短篇）

看《钟山》

丁幸娜

    头条黄咏梅的《契爷》（中篇）大概可以算是“半部佳作”。该篇作品一反作者惯常描写畸零人的直拗劲头，将笔触伸向了80年代中期处于沧桑变迁中的乡镇一隅。在作者松散的、生活化的叙事之中，童年记忆里点点滴滴的小镇故事被渐次抖落了出来，而民风民俗与世道人心从中可见一斑。小说通过两个人物绾结起小镇的人与事：其一是作者情有独钟的市井小人物“卢本”。一方面，他在小镇承担了特殊的文化功能（充当“契爷”、捉“坏信息”），被人看重并接受送礼；另一方面，他又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卑微肮脏，是民众轻视和欺凌的对象（在夏凌云怀孕后又充当了发泄民众集体愤怒的替罪羔羊）。这两方面奇特地统合在了“契爷”身上。“契爷”就如文学作品经常描写的傻子、疯子、哑巴这类形象，他们本身并无戏可唱。但他们像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周围人的内心。例如，“契爷”就折射出了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和社会心理：迷信，惧祸，欺小，嫉妒，把不幸归咎于别人，向小人物发泄情绪。他承载着民众的不良心理，同时也成了这些不良心理的牺牲品。风烛残年、孤苦飘零的“契爷”形象也就此印在了读者的脑子里。与独特的“契爷”形象相比，“夏凌云”这类形象并不罕见，如鲁迅《故乡》中的“杨二嫂”、电影《芙蓉镇》里的“豆腐西施”等。这类人物类似“大众情人”，天生丽质，富有交际手腕，能凭自身美貌赢得商机；但除初恋那段文章以外，小说对人物后半部分命运的设计已落入窠臼。
　　
    作品运用了大量的闲笔，自然、散乱、亲切，有生活的气息，又不至于过分冗长琐碎。这样亲切的叙述更多见于对契爷的刻画之中。严格来说，契爷只有生活，没有故事。即使勉强称为“故事”，这样的故事也缺乏紧密连贯的情节；它是松散的、日常化的、几乎后退到背景里的，是由位于前台的夏凌云的故事来牵引带动的。后者的故事构成作品的脉络与筋骨，主导着叙述前进，但是实在过于陈腐和老套。如果小说意在以情节与人物命运震动人心，则作品虽不乏刻意出奇的细节，但占大部分篇幅的模式化叙述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果小说意在营造自然、闲散的抒情氛围，以一个紧张却又老套的故事作“底子”未必适宜。然而，小说的好处仍在氛围营造。掩卷之后，那份怅然悠远的抒情意味仍存在读者的心中，如幽灵一般徘徊其间，哀而不伤，历久不散。这或许是在传统抒情被实际生活压抑和肢解之后仍形亡而神存的结果。
 
    与《契爷》相比，其余中篇还要逊色一筹。陈昌平《复辟》（中篇）中的门卫刘富贵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秋菊一样，不为个人利益而为“讨个说法”不断上诉。在右派平反的会议上，刘富贵发现右派名单之中没有当时被当成右派打倒的他，所以他就坚持给各层次领导写信，百折不挠地要求证明自己的右派身份，给自己二十年的艰难生活讨个说法。人物的内在情结原本也可以理解，但那种不近人情的执拗心态似乎已经超出常理；反过来说，也许是由于作者对人物深层次心态的交代和铺垫不够，导致读者与人物不能共情；不过，作者沉稳细致、老练雄厚的叙述风格犹存其间。袁亚鸣《心如发髻》（中篇）?在写法上似乎是在追步80年代余华的先锋小说：内心化的写作方式，抽象的人物与背景，工笔画的手法，对感觉的刻意开掘和延宕，个性化的比喻和陌生化的文学效果，力求塑造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真实等，其种种招数都与余华不谋而合。但因刻意模仿显得匠气过重，又控制不好整体的叙述节奏，在很多不必要开掘的地方作过多停留，致使作品整体比例不当、臃肿散架。薛媛媛《飘落的红格子》（中篇）用现在和过去两线交织并进的叙述方式，追述了一段“两男一女”的知青恋爱史；小说所记录的关于知青生活的历史背景、生活细节和生存体验，恐怕是它存在的唯一理由。杨怡芬《别怕》（中篇）?几近于都市通俗小说。写在两性关系过于随意和泛滥的现代社会之中，真挚长久之爱的失落以及挽救爱情的努力。为数不多的女性的细腻深刻的心绪和体验，是小说仅有的亮点。
 
    本期短篇并无佳作。晓苏《陪周立根寻妻》（短篇）以周致、平实的笔法叙述了“我”陪丈夫风餐露宿地“寻妻”过程，卑微、深情的丈夫栩栩如生、真切可感。但如果这种大路题材的作品没有格外的表现，就很难脱颖而出。朱文颖《看不见的灯塔》（短篇）着意叙写波澜不惊的中年情怀，僧俗两界的模糊界限及其共通的人性与情怀。不过，作品在宗教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氛围的营造方面均显不足。钟正林《河雾》（短篇）以“汶川大地震”附近地区为创作背景，主要描写当地女青年在乡村文化背景之下对性、爱情的探索和体验；只是地域文化色彩并不浓厚，致使它与同类作品雷同、缺乏鲜明的个性。赵言《墓地情书》（短篇）的写法似中国古典小说，刻意打通阴阳两界，虚实相交、明暗掩映，演绎了一段“人鬼恋”、“师生恋”，可惜无甚创意与深意。
　　
    《钟山》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陈新榜

    本期《大家》同大多数文学期刊步调一致，刊发了“情系汶川抗震救灾诗文辑”铭记五月那场巨大的灾难。本期杂志还恢复了封面人物介绍，选用的是今年刚过世的法国“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或许是巧合，本期的小说也颇具“先锋”气息。
  
    本期的头条《告密者札记》（李浩，中篇）把一个虚构的人物不可辩驳地当作真实人物来处理，挑战的是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小说里德国犹太人西吉斯蒙德·马库斯曾向纳粹告发几个试图暗杀纳粹市长的犹太人，成为了告密者，后来却转变为抵抗组织的成员，用多个不同的身份不停地逃亡。在叙述者“我”的研究札记里集结了关于马库斯的宠物、恋情、诗歌随笔、阅读史、和文豪们的交往、对黑暗的迷恋等等种种碎片记录。这些碎镜片折射出来一个斑驳残缺的的形象——动机难辨的告密者、作用难明的抵抗组织成员、被时代重压扭曲性情的诗人等等模糊的重影。作者在小说里用力最多的是如何把虚构事件和历史叙述缝合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了和他的《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同样有浓郁“德国味儿”的人名、地名、语言、史实等各种标识。作者令叙述者“我”信誓旦旦地保证叙述的真实性甚至检举自己的虚构，然而又明目张胆地欺瞒读者，在札记和注释中提供各种篡改过的似是而非的材料，虚构出马库斯的生死爱欲。他用很多极其小巧的元叙述小花招，甚至还提出一份读者调查表，把阅读的过程也卷入进去。于是，小说如同满是机关的甬道，处处都是知识和智力的考验，读者要跋涉重重障碍，才能在有限程度上重构出故事并做出自己的读解。作者意在透过马库斯切入历史，表现文人在国族、艺术和生存之间非此即彼选择的思想挣扎，并讨论纳粹时代人们的原罪等等诸多哲学、历史、社会的问题。然而，札记作者“我”的读解强势地遮蔽了马库斯的存在和他的内心，以至于小说中段以下失去了丰润的弹性，变得干枯艰涩。同时，作者又有些过于炫技，恋恋不舍地在叙述中和读者较劲角力，不惜冒犯默认的阅读契约，以至于让人只顾着防备他的暗器，不敢贸然进入虚构的故事世界。不过从总体上看，虽然此篇的内容挖掘和叙述探索互相拧着做反向运动，远非完美，但作者执著的意志、筋道的语言、对德国文本的良好消化和过人的叙述功底保证了小说形式试验的彻底，成就了一篇有特色的作品。
  
    朱山坡《单筒望远镜》（短篇）触及了“文革”年代的某些特质：食物匮乏形成的对肉食的极度渴望、人际间的不信任感等等，而且选取了由哥哥讲述弟弟这样可以容纳丰富内蕴的叙述视角，有一个上佳的小说坯子。可惜作者未能有效安排好这些爆破点，叙述显得动机单一，简单粗糙，只打开了那个世界的一丝门缝。小说中弟弟杀人并啃吃其腿的惊悚情节在叙述中是留白的，只在结尾用一笔暗示就勾销了，其干脆利落值得赞赏。而作者另一个小说《丢失国旗的孩子》（短篇）虽然也讲出了颇有内涵的故事，但小说建立在孩子忘记买国旗这个基点之上，却对何以如此没有充分的逻辑解释，整篇小说就很难成立。其实孩子何以忘记买国旗才是小说真正应该处理的，若能写出此偶然事件背后的必然性，尤其是和那个时代大气氛的关联，则小说将打开一个广阔的空间。黑丰《走入芈地》（中篇）以略带诗意的笔触兜出许多关于“伊”的片段，彼此相似又互相交叠，构成叙事的迷宫，依稀仿佛格非的《青黄》。不过这些片段并没有酿就多少可值品赏的意味，似乎只是练笔之作。
  
    “大家雅座”栏目中有徐则臣两个短篇小说。《南方和枪》中，妓女青蓝为到底是远走南方寻找新机遇还是留在花街同猎户高桑厮守而举棋不定，高桑则固守猎人身份不愿改行不愿缴枪，最后以自残的方式挽留住青蓝。小说圆熟老到，写出了妓女和情人的特殊情怀，更凸现了社会发展背景下人们面临现实考量和梦想羁绊之间选择的两难，为作者的“花街系列”再添精彩的一笔。《我的朋友堂·吉诃德》里，老周力图返璞归真，打破现代都市人际的冷漠互相戒备，然而终究被强大的现实否定。这显豁无隐的叙述动力使小说显得过于简单明了。
  
    肖元生《双桥》（中篇）上篇书写童年记忆，笔法并不出众，下篇则以景照人，颇具川端康成的余韵，把同性恋情写得淡雅清新。娜彧《流水哗啦啦》（中篇）以床下长出的绿色植物映衬一个穷困潦倒热爱文学的写作者对精神世界的坚守，意旨浅显，平淡中倒有些许朴素的诗意。周海亮《尖叫》（短篇）、吴君《牛黄解毒》（短篇）按部就班而已。墨人钢《秘方》（中篇）铺开不少故事线索，最后却只用一个讽喻性的结尾草草了结。王洪勇《农民工李海》（短篇）不过是一则社会新闻的细化扩充。

    《大家》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当代》

闫作雷

    本期《当代》和其他一些期刊一样，有“汶川地震专辑”，专辑收录了三位四川作家和以为军人的地震亲历记。小说部分只有两篇东北作家的作品：刘国民的《首席记者》（长篇）和周建新的《街灯不语》（短篇）。
　　
    刘国民的《首席记者》（长篇）为近年来以记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又增添了一部。小说对拆迁问题的揭示，其冲击力不下于一场地震。作品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高楼大厦、经济发展背后是如何的血腥和暴力，看到有良知的记者“大喊一声”是何其困难。拆迁后的老白党新区被评为全国百强工程，无疑是巨大的反讽。新建集团雇用的拆迁公司居然是一群亡命之徒，为了拆迁打砸烧杀，不择手段。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高楼大厦的“基石”，是罪犯，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工具和打手；其实他们也是资本原始积累中最血腥一群的缩影，是一轮轮新圈地运动中宰杀羊群的急先锋，他们背后是整个官商利益集团，拆迁历史潮流般不可抵挡。被誉为铁肩的首席记者对命案的调查勉为其难，如他所言，刚开始的调查是为了报纸的私利和自己的“沽名钓誉”，即使这样也是困难重重，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他也没有胆量立即将之曝光，如果不是车祸事故，也许就不了了之了，那个好像救万民于水火的铁肩形象其实要大打折扣。除掉小恶，将杀人罪犯绳之以法，但除不了整个社会的大恶，或者如结尾的那个政府官员的说法，这根本不是罪恶：经济的腾飞总要有个垫脚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垫脚的刁民百姓的遭遇就微不足道了，小说结尾提到的物权法和拆迁法，其“物权”，也就只能是一部分人的物权的获得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物权的丧失基础之上。结尾还提到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从诞生那天起，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但又有一种“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无奈。黎梁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打手梁洪畴与被害者祝美渝的骨灰放在一起，照片上目光交汇，这种和解，难道是作者暗示的出路？马克思的意思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而不是这种“忍”的哲学。
　　
    小说反映的问题虽然惊心动魄，但作者的立足点并不是“代言”。作者对钉子户、农民工甚至贺小贺的描写仿佛是隔了一层、情感中立的“新闻笔法”。小说暗示，对于那些刁蛮的“职业钉子户”，也许只有海查干拆迁公司那样的黑帮才能对付。各有各的苦衷。在有性情的“坏人”和有缺点的“好人”之间，作者的态度暧昧模糊。其实这部作品更像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现实问题是骨架，那些充满戾气、血腥和黑土味的情节、人物构成血肉，而后者才构成所谓的“小说性”。但读过之后，让人记住的更多的是骨架，虽然从总体上看首席记者、贺小贺、肖庆芸等人物刻画得不乏生动鲜明。黎志坚在小说中是中心、焦点人物，神乎其神，各种证据都会交到他的手上，小说不断成就他的英雄色彩，但过多的“相像”、“巧合”，太多的小说手法，反而使其显得虚空虚假，如，当拆迁户和海查干拆迁人员械斗时，“铁肩”神记横空出世，发表了一篇各打五十大板的演说，下面拆迁户的妇女如粉丝般大喊：“铁肩我爱你。”作者忘了那是什么样的场合。类似的油滑之处还有很多，这样的“不正经”在严肃的主题之下，不是让小说轻松，而是大大败坏阅读口味；一些对话矫揉造作，最极端的是贺小贺、黎志坚在余建设墓前的“阴阳对话”，登峰造极，不能卒读。较之于“首席记者”，贺小贺更有血有肉，形象饱满，这个发疯着魔、母兽般的女人，其毅志力让人过目不忘。另外小说的枝节显得太多，结构上还可以更紧凑些。
　　
    对于这样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也许这样“文学”的点评不合适宜；不过，《当代》到底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镇，而不仅仅是发表反映现实作品的地方。《首席记者》的篇名，就像《大房地产商》一样，足够吸引读者，却令评者望而生畏。
　　
    周建新的《街灯不语》（短篇）是对一个恪守生命仪式的老人的追忆，是对一种传统的缅怀。小说的叙述温馨里有一种沧桑感。周不语那些无语的神情、行动已经将内心的痛苦传达出来了，但不幸得很，小说还是陷入了众多类似作品的神秘化窠臼：周死后，古槐突然訇然炸裂，所有的树干摔落在地，猫头鹰为周不语守丧，死在他的墓碑上，爪子嵌在石头里等等。在看过太多的类似场景、经历了“神秘化”训练之后，已然没有了新意，读到此处，了无兴味。这就是过犹不及的效果。

    《当代》2008年第4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谢琼

    炎炎夏日的《上海文学》，这一次给读者带来了不少可圈可点的作品。虽然并不都是大家压阵，也没有触及重大题材，但几篇作品分别在各自的生活领域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些真实却又新鲜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情感，读来倒觉得舒坦。
　　
    第7期的开篇之作便是王蒙的短篇小说《太原》，虽说是小说，读来却更像散文，回忆了主人公在50年代和爱人在太原留下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中渗透着不少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如果看一看去年底作者在太原接受媒体采访便能发现，王蒙不仅确实在50年代和爱人在太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甚至那些看晋剧、跑双塔寺的情节都确有其事。不过小说的两位主人公还是有自己的故事：相恋又因为政治原因分手，各自结婚又重新单身之后，男主人公重新带着身患残疾的女主人公走上了太原的街头。看过了太多50后直到70后作家的近乎公式化的怀旧作品，再看这位出生于30年代的老作家的怀旧之作，我们便能发现，老者毕竟是老者，他比他的后辈们更有底气去比较整整几代人的青春，面对现实也更有一种宽容而调侃的幽默，而没有一般怀旧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过去与当下的紧张感。当然，更多的时候，这部作品的怀旧也大量依赖于一些代表过去的符号，比如一个地名，一种食物，一段歌曲等等，这些符号却并非都渗透了主人公或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有时更像是一种公式化的罗列。不禁让人觉得这篇出自老者之手的怀旧作品，终究还是不能完全褪去怀旧八股文的印记。
　　
    常芳的中篇小说《一只乌鸦口渴了》，讲的是一个叫做林林的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乍看都是些堆雪人、家长会之类的小事情，却触及到当今教育体制的大问题。或者说，正因为作者没有选取某个尖锐矛盾如师生关系等作为主要切入点，而是像唠家常一样地将租房子、上重点小学、夫妻吵嘴、孩子堆雪人、老师叫家长等事情按时间顺序一一说来，他才能够将教育体制这样一个概念化的宏大问题异常具体而又全面地反映在他的故事当中。不过，主人公林林塑造得似乎过于可爱了，作者想要通过这个可爱的孩子引起读者的同情，却反而显得做作。
　　
    本期其它的作品中，李淼的短篇《红颜乱》写了一个叫做红姨的女性和“我”的妈妈之间同性恋倾向的姐妹情谊，这一份无法声张的爱，作者也用一种隐匿的笔触写出来，通篇都以一种大姐对任性小妹一般的关爱之情作为铺垫，直到作品的高潮才用一句话言及红姨给妈妈的吻。这由关爱到爱情的突然转变让人强烈感受到姐妹情谊所独具的细腻、无私和模糊不可定义性。只是悬念抖开之后，作品却越写越急、越写越草率，让人遗憾。钟晶晶的短篇《夜行客车》，借用了恐怖小说常用的无人电车主题，描写了主人公在车上的梦境种种，意在抒发作者形而上的感悟，那就是人生永远无法达到目的地。但是，俗套的主题和牵强的梦境并不能有力地支撑起这种感悟。阿袁的中篇《老孟的暮春》写大龄男女间实际到琐碎的婚嫁事，但既没有传神细节又没有真情实感，只如一个小市民在冷嘲热讽而已。
　　
　　迄今为止，江一桥已经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三篇关于重庆长江捕鱼人的小说，分别是《往事已飞》、《南岸尾数》和本次的中篇小说《与长江一起流淌》。三篇的主人公明显出自同一原型，即一位因文革武斗入狱、出狱后靠高超的捕鱼技巧为生的重庆本地人。故事则每次略有不同，这一次是这位捕鱼人韦庶在从江中摸到文物后与收藏家米锅巴周旋的故事，个中还插入韦庶妻子的偷情。和此前的两篇作品一样，故事的看点是那浓浓的江岸风情和具有传奇色彩的江边人的生活细节。但这次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暴露技巧”的叙述策略，专用几段文字明确地点出故事出处和写作动机，那就是将这样一位主人公的生活看做重庆一方水土生活的浓缩，而又将表现这方水土的文化风俗看作是重庆本地作家的责任。这一叙述策略确实彰显了作品的人文关怀，但另一方面，需要对故事的含义加以专门说明，本身就暴露了作者讲故事的功力不足，无法将作品的深层含义自然地渗透在故事当中。
　　
    也许是如今大龄女青年越来越多，写大龄女青年私房事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上一期刚有阿袁的《老孟的暮春》，这一期又有黄咏梅的短篇《文艺女青年杨念真》。黄咏梅的这篇也是琐碎，琐碎到会花大篇文字写msn和短信的对话，但却细腻感人。作者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独特而有真实感的，因此能够跳出那些描写大龄女青年的公式化的情节。与此同时，作者在整体故事建构上亦不输于人，杨念真的落寞和赌气随着小门结婚以及婚后生活的开展而一点点递增，直到发现小门老公在帮小门给自己写短信时，这种情绪达到了最高潮。不过，和杨念真这边新鲜、精准又微妙的那些细节相比，对小门婚姻生活的描写却多少有些程式化。而细节中渗透着的对主人公过多的理解和怜惜，也让人忍不住要诟病一下作者的小女人情结了。
　　
    本期还有苏苏的中篇小说《交换舞伴》，讲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各家夫妻互相乱情导致离婚或婚内危机的故事。作者刻意制造了一个A夫乱B妻、B夫乱C妻、C夫乱A妻的连环套情节，却因为这不必要的复杂性而使得故事展开得过于急促和混乱。罗伟章的短篇《哑女》则以一个被捡来后被养父以传后为由强奸的哑女为主人公，着重描写了养父对哑女爱、恨、强迫与愧疚交织的情感以及其它周围人对哑女的各种不同情感，似乎意在展示人性矛盾与无力的一面。不过，哑女本身的感受模糊不清，养父和周围人的情感描写也流于表面，人性的展示并不成功。此外，强奸这个包袱也没打好，早早就露出端倪，让人未到揭开谜底时已猜出七分。

看《山花》、《西湖》

何不言

    2008年第7期《山花》“头条自荐”所刊发的王棵的《美发史》（短篇），并非关于某个行业的历史，而只是一段个人史：“我”在始祖岛上服兵役期间，由一个拒绝理发的士兵逐渐成为岛上的理发能手。在“理发”的透镜中，孤岛士兵们寂寞、无奈而又不乏温情与憧憬的生存状态被折射出来。《美发史》展示了一种真正独特的个人经验（或许是想像性的），可惜它只是经验的陈列，平铺直叙之下的心理刻画难以动人。王棵关于“海岛生活”的小说水准一向明显高于其他题材的创作，《美发史》在这一系列的小说中，算是达到水准。
　　
    “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中，仝欣的《月亮是一条河》（短篇）以冷酷决绝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关于宿命的故事。一个突如其来的催债电话，成了全家人厄运的肇始：弟弟杀人、母亲受伤住院、父亲受辱从此一蹶不振、“我”失学……而后得知，催债人在打催债电话一分钟之后已遭遇车祸而死。此种“多米诺效应”虽不乏现实可能性，但稍嫌勉强，催债电话与全家人的厄运之间所需的的强大逻辑关系没有在小说中得以有效呈现。读者没能如愿地在小说中真切窥知世界的荒诞与悖谬，倒是体会到了作者将人物赶入绝境的迫不及待之情。
　　
　　七格的中篇《雷峰塔》登上了《山花》第8期的“头条自荐”。与七格发在《山花》07年第6期的《真理与意义》（后被收入“北大评刊”年选本《2007中国小说》）一样，《雷峰塔》也是一篇天马行空的幻想小说。地球人联合外星的雄伯人推翻穷奇人的统治，其关键步骤便是在一次太空戏曲表演时，通过操纵雷峰塔来夺取深入地核的探针中的热势阱珍珠。在这篇硬科幻作品中，作者构建丰富而自成体系的世界的能力让人佩服；简单的故事，也因七格详尽备至的细节铺陈而扩展成洋洋洒洒两万字。较之于将哲学概念与文学形式完美融合的《真理与意义》，《雷峰塔》少了曲折动人的情节与充满智慧的幽默，多了大量无关紧要的枝蔓，读者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也大打折扣。
　　
    肖江虹的《求你和我说说话》（短篇）是“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栏目半年来所推出的最佳作品。小说里的乞丐王甲乙把一个捡到的女孩抱回自己所住的桥洞，领养为女儿，并为之取名“王说说”，每日与她说话，疼她护她。一日，王甲乙为了捡一双女儿过冬的鞋子而被人打伤下颚，失去了说话能力。而他的女儿，原来是一个充气娃娃。小说所选择题材的尖锐性让读者感到疼痛：一个底层的乞丐再无言说的权力/能力与自我确认的资格。深具现实意义的人文关怀气息弥漫在有节制的语言中，哀而不伤，痛而不言，质朴而有力。美中不足的是“王说说”的真实身份藏得不够隐蔽，早早就露出了马脚，小说的语言也尚需锤炼。
　　
    另外，本期“起跑线”发表了许城的短篇《橡皮》。沈从文式的田园意境里，农村姑娘商枝喜欢用铅笔和橡皮在纸上描绘自己的未来。商枝与有妇之夫何涣的爱情故事固然充满了田园诗意，却略显刻意与单薄。
　　
　　《西湖》从2008年第7期开始，“新锐”栏目每期推出两位作者。
　　
    第7期《西湖》“新锐”首先推出刘按的五个短篇小说。刘按的小说写的都是无聊荒诞之事——通篇的“废话”、莫名其妙的逻辑、情感的无厘头宣泄，加上不绝于耳的脏话，自然使之异于众人。如果试图梳理它们的故事情节，基本等于自讨没趣，因为故事（如果有的话）经阅读之后会被迅速遗忘，而一种荒诞莫名的情绪将留在读者脑海。这是因为刘按不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才华决定他像电影导演昆汀那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他的小说成为他自己与读者共同的发泄工具。《榨菜》里的人，分不清哪是无聊，哪是欲望，或者二者原本就是交缠不清。《僵尸问卷中的十三个问题》，虚拟了一份名为“僵尸问卷”的十三个问题，既无原因，亦无结果。《冰虫记》中的《冰虫记》是一部永远看不到的电影。《此时世界上有多少人正在想你》与《无聊变速箱》更像小说一些，里面的“想你想你想死你”与“无聊变速箱”这两个古怪的机器隐喻着现代人无所事事、绝望空虚的精神状况。刘按的创作谈《为什么要把小说写得那么好》的行文与他的小说也没什么差别。这类小说难以用主流文学批评的眼光去审察，它们看起来从不深刻、沉重与严肃，它们追求另外的维度，比如“放肆”，比如“快活”（张万新语）。
　　
    刘按的“另类”使他自身与他的小说一样都成为可供解读的“特异”文本，其价值虽然谈不上多高，但是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勇气正是当下“困兽之斗”中的纯文学写作所缺乏的，其小说的趣味性也令众多“严肃小说”汗颜。刘按的小说虽恣意汪洋，却也章法大乱，殊不知，节制也是一种才能。
　　
    一番宣泄式的阅读后，紧接着迎来第二个“新锐”王秀梅的两篇“表情”严肃的小说。《秘密》（中篇）的主线是王展向李中讲述弟弟张约翰之死的来龙去脉，其间穿插了李中、王时芳等多人的情感故事。追踪张约翰的死因与描述王展是否有梦游症的情节没有悬念感，而张约翰对姐姐王展的不伦之恋、李中对多人的复杂情感这些部分又缺乏精彩的细节，因此整篇小说枯燥乏味。《下一个会是谁》（短篇）是一个生硬的魔幻故事：在一个现实般的梦境里，不知道下一个被没来由地锯掉的人是谁。尽管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渲染诡异的气氛，但是收效甚微。
　　
　　第8期《西湖》“新锐”推出手指与李立。
　　
    手指的《在大街上狂奔而过》（中篇）的主人公有一个癖好：每天一到凌晨两点，就兴奋得要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狂奔而过。在这关于“狂奔”的故事中，唠唠叨叨地穿插着各种当下的现实问题：煤窑安全、买房租房、拖欠工资、偷窃、抢劫、考研、查证、性工作……整一个“东北乱炖”，浮光掠影，杂乱无序，并且充斥着一股猥琐之气。《吴胖子，你还好吗》（短篇）大概是一个关于“欠债还钱”的简单故事，却被包装得很“酷”。这两个小说都有些嬉皮劲，看似“时髦”，实则毫无生气。这种流水帐式的、情绪化的写作，本质上是无难度写作。
　　
    李立的三个短篇都比较精致。《长眠》以极富跳跃感的情节与语言讲述了一场亦真亦幻的谋杀；《春天流放的声音》将“我”送“你”去机场时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缱绻动人；而《劳动周》像是一篇多声部小说，几个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情感被用一种纠缠不清的语言写出，使读者的阅读不得不减速。这三篇小说喃喃自语，迂回婉转，凄凄切切，在浓烈抒情中不断切换各种富于象征意味的场景，接近于电影《广岛之恋》式的画面效果。但是致命的问题同时也凸显出来：这些小说带着过度明显的“新小说”的痕迹（《广岛之恋》的编剧也正是“新小说”作家杜拉斯），三篇小说一致的生成方式与肌理结构可能导致写作有些机械化的倾向。李立的写作并不像后面的评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先锋’姿态的写作”，因为，大而言之，它不过是老调重弹；小而言之，它在自我重复。
　　
    《西湖》这一期的“新锐”典型地代表了当下年轻一辈的作家们两种“伪先锋”的创作姿态：一种如手指，在嘻哈炫酷的流水帐中宣泄一气；一种如李立，其认真的态度确实可敬，但他们的作品总是可以明显地接续到西方过去的某个流派的写作传统中，缺乏创新。如此看来，“先锋”真是件困难的事。

    《山花》、《西湖》2008年第7-8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西部·华人文学》

谢琼

    2008年第8、9两期《西部华语文学》，是这本2007年1月创刊的纯文学刊物的最后两期。它走过的岁月不长，但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却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文坛上不可忽视的小说作品，其中既有名家名篇，也有杂志主办方系统推荐的一系列中青年实力派作家。特别是首发的长篇小说包括了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储福金《黑白》、林白《致一九七五》、荆歌《鼠药》、阎连科《风雅颂》等一系列在文坛、社会上均有强烈反响的重要作品，让人不由得佩服主办者组稿的实力。
　　
    不过，对最后两期的评价，却让我有一点点迟疑。先说两个长篇，第8期刊登的是尤凤伟的《一九四八》。这部长篇其实是作者过去五篇涉及土改主题的中短篇旧作的合集，分别冠以“金”、“木”、“水”、“火”、“土”的小标题。全篇又以《一九四八》为题，和作者此前反右斗争主题的力作《中国：一九五七》暗相呼应，显示出作者意图以自己的写作来重新梳理并反思中国苦难革命史的良苦用心。《一九四八》中的五篇作品均以作者亲自接触到的故事为原型（作者在后记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对解放前夕土改运动的历史真相作出了有悖于一般历史教科书的书写，并辅之以个人的反思。这些故事包括民兵胡顺将土改地主偷偷放走、地主进步的女儿李朵为土改队长通风报信使得全村人免遭地主还乡团血洗、地主夏世杰与自己被抢走的小老婆忠贞不渝的爱情、国民党进步青年被土改势力围困后的惊险出逃等，向人们展示出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中人性的一面，以及革命的农民阶级与领导阶层武断、势力、不通人性的一面。作者极力向我们证明的是一些历史定论恰恰是对真实的历史生活的背离，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绝对性的势不两立、农民阶级的绝对正确与地主阶级的绝对错误，等等。此举背后的真诚与勇气令人敬佩，后记中还特别加上“真实性”说明，故事也跌宕起伏、栩栩如生。但是，面对这样一段正义与阴险、集权与民意彼此交织的复杂历史，作者的思想驾驭力却显得有些单薄。对历史逻辑进行简单的颠倒，缺少对诸种矛盾悖论的本质性的反思。而这种颠倒并不能因后记中的“真实性”声明就获得信任和宽容，因为即使是亲耳听、亲眼见的故事，也必然渗透了讲述者的个人解释和立场，绝对的真实从未存在过。在试图为一些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件寻找原因时，作者一会儿诉诸传统道义，一会儿倾向于政治正义，一会儿又从家族史中寻找线索，再或者便寄托于鬼神、命运等，说得模糊混杂。事实上，这种以颠倒历史为主要手法的新历史主义作品有着长长的发展脉络，从90年代初期的《白鹿原》到莫言的《生死疲劳》，一直到严歌苓的新作《第九个寡妇》。如果说此类作品在初期，尚因为探索历史真相并重写历史的勇气而令人瞩目，那么到了今天，尤凤伟的《一九四八》的进步意义显然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其作品中思想的简单和混乱就更成为让人难以原谅的缺点。不仅如此，旧作的重组也使得作品出现重复性，比如冤死者动不动就变成鬼魂低语扰人，连说的话都差不多，让人多少觉出了这部合集的粗糙。
　　
    如果说第8期的《一九四八》利用旧作组成长篇，至少还增添了作品的厚重感的话，那么第8期麦家的长篇《看风者》则有减无增，只是此前风头出尽的长篇《暗算》中第二部《看风者》的一个修改稿。文本的确做了些文字修改和结构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原作品主人公的名字钱之江改成了同名电视剧中使用的另一个名字安在天。鉴于《暗算》在此前的评刊中已有点评，此处不再多言。不过麦家倒的确是个写故事的好手，第二遍读来也并不让人生厌。
　　
    两期中其它的小说，包括第8期劳马的《烦》、《非常采访》等11篇中短篇小说（甚至微型小说），以及第9期鲁敏的中篇《燕子笺》。劳马的小说多以幽默的对话和略带荒谬的情节对讽刺当下人生和社会的暗面，其中一些短篇如《莫提包》，写了一个教授将装有离休干部证明等证书的黑提包爱惜如命，以至于演绎出一系列荒唐事的故事，颇有点契诃夫《套中人》的味道。糟糕的是，由于偏重于讽刺情节和讽刺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劳马的小说人物多有雷同，以专辑形式集中发表时尤为明显。鲁敏的《燕子笺》，写村办小学为建厕所引出的种种波折，和她的其它更深入人性的作品相比，这篇只能算是个文笔清新的小品。
　　
    尽管在这本杂志的所有期数中，我对这两期的评价并不是最高的，但却是最百感交集的。这两期是《西部华语文学》的终点，从它短暂的生命中，我们可以一窥当今纯文学杂志的步履维艰；但是仍然能够告慰主办者的是，正如它曾给我带来过喜悦和感动一样，它也一定曾给更多人带去过。
　　
　　《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八期推荐篇目：空缺
　　《西部·华语文学》2008年第九期推荐篇目：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