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依照惯例，每年第5期的期刊都应该是最饱满引人的（因正值期刊征订期）。看得出，各家编者都在摩拳擦掌。只可惜作家阵容不等于作品阵容，由此引发的关于文坛荒芜的感叹也真是老生常“叹”。本期值得关注的作品，除一个精细的长篇（毕飞宇《推拿》）和两个精巧的短篇（谈歌《苏子玉》、余一鸣《城里的田鸡》）外，还有几篇“80后”作家直面自身经验的写作，如笛安的《塞纳河不结冰》、手指的《我们干点什么吧》，以及以“打工作家”知名的王十月力图深入探索打工者心理暗河的《白斑马》。此外，维族作家阿舍带有宗教情怀的写作，以内心的光芒捕捉了汉语的光芒，也令人眼前一亮。
看《人民文学》
赵晖 陈新榜
北京残奥会即将召开之际，第9期《人民文学》推出了描绘盲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毕飞宇的《推拿》，可谓恰逢其时。本期封面配发的画作是一个闭着眼睛双手向前——也许是向外推也许是在摸索的女孩——意蕴丰富却又迷离难言，颇见匠心。
《推拿》是写盲人的。对毕飞宇来说，这是一次写作的冒险。
毕飞宇抱定决心不以窥奇的目光来打量这个特殊的人群。虽然字里行间中不断提及那属于盲人的“敏感”与“额外”的“自尊”，但不用通常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同情口吻。从股票、结婚、房子，到推拿所里纠结不清的世故与人情，盲人其实也很“正常”，生活五味同样汤浓汁酽，处处渗渍着内心酸咸。于是我们看到的始终是盲人推拿师的“生活”而不是“盲目”本身。毕飞宇要告诉我们盲人世界不为人知的曲折隐密幽微，甚至试图贴着盲人心脏温暖的律动，在黑暗中炼出光芒。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也洞穿了盲人和常人间的坚壁，所谓“盲目”，并非仅指肉眼的视觉障碍，也存在于常人和盲人之间、盲人与盲人之间、盲人自身的欲望和理智之间的种种错位关系中。
毕飞宇的小说惯于细密处见功力，早在《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中，其招牌式的对细节和人物心理的拿捏已见一斑，在这部长篇中益发密网层结。他施展开对人物心理的大力“推拿”，执着地揪住人物心理经络最敏感的穴位，兜兜转转地反复用劲，推、拿、提、捏、揉、搓，乃至撕扯开来，使内心皱褶一丝一缕的纹理纤毫毕现，把盲人沉默之心具象化为一个色、声、味、触混融的世界。于是《推拿》里的日子“泼烦” 了起来，没有了上个长篇《平原》中惊心动魄的转折，只有水到渠成的漫笔。其中的“泼烦”细节虽偶有疏朗却彼此攀附得水泼不进，且藤蔓虽繁而枝桠不乱，叙述的小身段依然一节一节地把握得周到。就局部来看，颇为成功。
尽管这种细腻密实而又汪洋恣肆的笔法在作家中短篇写作中已然得心应手，用它写长篇却还是一大考验。为了表出每个盲人的内心，他采取屏风式的结构，让王大夫、沙复明、小马、都红、小孔、金嫣、徐泰来一个挨一个鱼贯出场，并附加追述他们各自的身世际遇和难言心结。每一部分都浓墨重彩，每个人物都奋力掮起小说的一隅，谁也不偷奸耍滑，谁也不过分出挑。长篇的人物结构如同盆景，总要多结几个扣，方显婀娜多姿，毕飞宇深明此理，故设置多条矛盾冲突线路勾连各个人物，并在尾声中把人物聚拢起来使全篇得以紧凑收束。然而，仅凭这些，尚不足以扭转人物各自为营的感觉。“羊肉事件”本可令他们登场共唱一台戏，却被简化为沙复明、张宗琪二人角力。全篇中人物还是三三两两，未能真正纽结成扣。人物出场的徐和关系的散直接影响了小说的叙述速度，故事的展开与线索的交叠拖至中场才开始，而退场的疾却如秋风卷叶，小马的迫走、季婷婷的返乡、都红的受伤直至沙复明的胃病，可谓一层秋雨一层凉。细节的疏密之间笔力虽有轻重，强势的叙述却已将小说灌得太满；结构的徐疾之间笔力虽有轻重，却让人感到某种节奏的失衡。就此而言，毕飞宇还未真正完成由中短篇向长篇的转变。
以举手投足的颦笑来烘托人物的心理，原是毕飞宇的拿手好戏，但长于察言观色的毕飞宇在此却自我设限，以一种暂时性的失明来模拟盲人感受。肉眼虽闭，心眼仍在，其叙述也“意外地”被其常人“视域”限制了。比起看似浑不经意却能穿透失明者特殊体验的《失明症漫记》（萨拉马戈）等写盲人的名作，《推拿》刻意书写的盲人感知到底还是以己度人，大多是可推想的常人常情，缺少特殊经验所具备的穿透力，多少让人觉出单薄、隔膜和一丝矫情。比起《平原》，《推拿》中的冲突淡化了，其间各色人物也大多出落得温吞，让小说的泼烦少了生气。即使王大夫以血代弟还债、都红意外受伤、沙复明积病突发等情节搅浑小说的风平浪静，显露人与人之间隔膜的不安与焦躁，最后却都由温情敛起残局，归于淡眉淡眼的温和。这种力量的亏空并非缘于拂穴不准、或劲道不足，以毕飞宇的功力，这些都不在话下。问题说到底还是亏在了写作的心态上——凭借日常经验意识来推演，还有意抚平盲人世界中尖锐的刺。事实上，盲人有自己的“视域”，没有看透这一点，即使再将心比心，提供再多的“细节”，还是不能呈现真正的“盲人视域”，自然也写不透他们的生命体验。如此看来，这场一心介入黑暗生活的冒险虽有成功之处，却还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第10期头条《啤酒箱事件》（中篇）中，杨少衡把他的官场书写放到了乡村选举之中。事件的由头是一起装选票的“啤酒箱”被人淋湿导致纠纷的基层选举风波，不过小说的重心不是基层选举，而是围绕对这一风波的调查而展开的权力角力。农村基层的严重问题投射到官场之后却成了官场小打小闹的佐料。它反映了官场生态学和食物链之一角，披露了基层选举如何被上层操作。但说穿了，小说写的还是作者常写的充满小心机、小摩擦、小算计的官场日常样态，庶几只是作者常用元素的换壳重组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本篇叙述人“我”是个有几分知识分子性情而被戏称为“罗教授”的县民政局副局长，其从容有趣的叙述是很有效的润滑剂，使本篇和作者其它官场小说一样，依然好读。
晓航的《一张桌子的社会几何原理》（中篇）题目引人。小说里的“桌子”的四条“腿”分别是未来、想象、现实主义的务实、日常生活，“桌面”是生活的复杂性，那么“桌子”自然就是生活，上面所安放的“苹果”则是理想。沿着这几条路径，各个诡异人物的诡异之行及其互相冲撞的内涵所指也就迎刃而解：现代人出于对丧失未来想象的焦虑，热切拥抱“未来妄想狂”构建的美好未来图景，“乌托邦症”本身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及其受到的日常生活、务实原则和人性本能的等因素的制约，共同构成了生活的复杂性。晓航在此篇中寄托甚多甚深甚远，令人看到他思考的渐次深入，但也出现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人物逻辑生硬、情节枝蔓主次不明等，尤其是其故事层和意义层之间的缝合太过粗疏，直接用主题词进行焊接，过于突兀。
张锐强的《马赛曲》（中篇）平实地叙述一个“京漂”编剧写手在事业、理想、感情和家庭之间进退迎拒周转打拼的生活，怀揣理想主义的他摆脱了小公务员的桎梏，却难逃新环境下潜规则的规训，其中颇有辛酸况味和痛感。
津子围《博弈》（中篇）开头以冗赘的笔墨杂七杂八地写教授对女研究生那一丝暧昧难言的心思，只为给他在警局拒不回答自己行为动机这个关节做个铺垫，无非是要让人看其内心权衡中宁愿承受冒认行窃之辱也不愿透露心里的那点小龌龊之分毫——如此情节设计实在过于勉强且也太不经济。小说故事走向也七扭八斜，显得杂乱，令人几乎摸不到核心的所在。
《人民文学》2008年第9期推荐篇目：毕飞宇《推拿》(长篇)
《人民文学》2008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十月》
丛治辰
和大多数文学期刊一样，在关乎来年征订绩效的第5期，《十月》所选作品的整体质量是年度最好的。不但中短篇小说皆在水平线上，小说新干线推出的新人陈集益亦功底扎实，态度诚恳，甚至在与《延安文学》联合主办的“‘延安杯’征文作品专栏”中，都有谈歌《古城逸事》这样的出色作品。唯一叫人略感遗憾的是，似乎还缺少一部像年初《豆汁记》那样特别出类拔萃的小说，但这本来也就是可遇不可求的吧。
本期头条是王十月的中篇小说《白斑马》，王十月以“打工作家”而知名，在这篇小说中，他依然选择了一个令打工者们闻之色变的地方展开叙述——那个地方叫木头镇，在很久以前，“那些没有暂住证的外来者，被治安收容后，旋即遣送至此，等候他们的亲朋拿钱来赎”，可以说，这是打工者的挫败和耻辱之地，它标识了三十年来农民希望改变身份，进入城市的理想和梦魇。很多年过去了，这里已变成一个外地菜农聚集的平和小镇，或许还风景秀丽，以至令画家李固选定为隐居作画之地。但晃动于小说中的人物，仍然是那一群为了进入城市而努力而奔突而焦虑的人们，只是时至今日他们已然分化，面目各异：画家李固，经历过颠簸坎坷，也享受过荣华富贵，可算是外来打工者中成功的代表，而如今他已看累了世道人心，他选择隐居在木头镇，除了看中它的清静，是否也有某种凭吊的意味？“你”的朋友桑成，从农村来到深圳，奋斗多年却仍然无法接受这欲望都市的逻辑，也无法被这都市接纳，他选择退到木头镇，这里有他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不堪回首的过往，这过往仿佛一个与生俱来的印记，预告了他在面对城市时的无能。菜农李贵等人，他们凭借一种本能的精明来到木头镇，为咫尺之遥的城市提供新鲜蔬菜，与桑成等一批最早的“进城者”相比，他们没有那种改变自我身份的强烈激情，只有对金钱的贪婪追求和一身市侩气，这使他们在同为打工者的作者笔下永远精神卑琐。英子，作为打工者的第二代，她被刻意强调的丑陋或许同样可以理解为某种先天不足，但她偏偏选择与她的形象不相匹配的洗脚妹作为她的工作，并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尊重，可以说，她的执拗和尊严打开了某种实现价值的可能性，因而当她终于被桑成于无无意识中扼死，我们就备感怅然：不管如何努力，深切的无力和沮丧终究是打工者不能摆脱的命运吗？桑成临终前那一声“无法进入”因此显得何等悲凉。
当然还有“你”，这个作者虚拟的第二人称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者王十月本人：“你”突然发现“你”已无法写作，仓皇逃离招安，逃离深圳，来到木头镇。显然，“你”希望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所在找到什么，找到自己在写作当中的真正立场，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真实身份。记得在一次关于“打工文学”的讨论会上，王十月表达过这样的焦虑：他并不希望被贴上“打工作家”的标签，这多少让人觉得他是在贩卖他独特的打工经验而显得不够文学，他也努力进行其他的文学尝试，但是却发现离开了“打工作家”这个立场，就无法进行写作。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十月才写作了《白斑马》，在这篇小说当中他努力让“打工文学”更富有纯文学的价值，他不再简单叙述打工者的故事，而是要提炼和表现出打工者深层的历史，他们内在的、抽象的痛苦和屈辱，社会和时代对他们的挤压和不容。但在这些之上，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表达出打工者那种无论如何不能磨灭的激情与梦想，因此他塑造了“白斑马”这样一个神秘的形象，这世间绝无的马，被认为是死亡的预兆，在市侩的菜农李贵看来是诡秘的挑衅，必杀之而后快；但在李固、桑成、英子和我的眼中，那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人间大美：白斑马是所有美好的化身，是善良，是希望，是耀眼的理想，是为了追求奋不顾身。作为隐喻，它使打工者对于进入城市的渴求蒙上了一层形而上的光芒，使打工者的奋斗与屈辱都得到了升华。
平心而论，《白斑马》绝非本期最出色的作品，它的叙述还有很多青涩甚至造作的地方。但王十月在文学性方面对打工题材作品的探索和提升，使小说具有独特的意义，不但值得放在这期杂志的头条，甚至可以期待它成为一种更深入的底层写作的开端。
陈集益的中篇小说《城门洞开》，同样讲述一个进城的故事。父亲终其一生都希望改变自己的农村人身份，吃上“商品粮”，与《白斑马》中的打工者们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追求不同，父亲对于城市的向往是近乎信仰的盲目崇拜，其追求因此多少表现出一些卑琐和偏执的色彩，显得可笑。在自己的努力失败之后，将希望放在了自己的三个儿子身上，却造就了“我”大哥和二哥的人生悲剧。二哥两次高考，都以几分惜败，终于发疯，离家南下生死未卜；而大哥被父亲送去当兵，却被分配到比家乡的山村还要偏僻的西藏边陲驻防。最后，大哥将变成城里人的希望寄托在婚姻上，终于如愿娶到一个杭州姑娘。但省城姑娘如何能够融入乡村社会呢？大哥带新娘回村的经历，已预示了他失败的婚姻和窝囊的一生，更暗示了城市对于农村根深蒂固的拒绝。父亲已死，不会知道他的城市媳妇对他的身份的厌恶，不然他是否会对自己一生徒劳无功的追求有所感触呢？如果说《白斑马》是在为一代人的努力与挫败书写心灵史，表现他们的壮烈与悲怆，并进而折射出社会结构上的巨大不公，那《城门洞开》对于父亲一门心思要挤进城市的叙述，则多少带有讽刺的意味，毋宁说是在反思进城这一行为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是对于幸福的追求，又在何种程度上毁灭了现有的生活。但在表达农民急欲破茧而出而不得的无奈上，则让人有同样的痛楚。陈集益显然经过踏实的文学训练，在《城门洞开》当中显示出相当成熟的叙述功底和提炼生活的能力，可以期待他有更加长足的发展，可惜在本期另外一个中篇小说《阿巴东的葬礼》中，表意未免过于直露和粗糙了。
人始终是有理想的动物，又始终是有局限性的存在，我们总是被各种重浊的力量拉回缺乏想象与激情的地面，但心中永远有一个必须到达的远方。正是在这样的挣扎与突围当中，力量和痛楚都呈现出来，《白斑马》和《城门洞开》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从这个层面看，姚鄂梅的中篇小说《出山记》讲述的是同样的故事，“我”的养父多克在小镇长乐坪从来都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斯文，有教养，不像一般的中年男人那样粗鲁地打招呼；他常年戴帽子，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标志；他教“我”学英语，教“我”西方的亲吻礼，还惋惜镇上没有好的训练班可以让“我”学芭蕾舞。他对“我”这个养女的亲昵，令镇上人都对他的品行产生怀疑，最终连“我”本人也认为他侵犯了自己而常年对他不予理睬。多克也和《白斑马》和《城门洞开》里的人们一样，他的生活在别处，但在现实当中，他将永远被误解，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内心，甚至他最亲爱的养女都背叛了他。而对“我”来讲，对多克的背叛又何尝不是一种逃离呢？养母最初将“我”从小山坳带到长乐坪，这是“我”的第一次逃离；多克给我长乐坪人所无法理解的现代教育，这是“我”的第二次逃离；而在前两次逃离之后，与多克破裂，离开小镇，从而走出“我”的少女时代，这第三次逃离几乎是必然的。小说名为“出山记”，几乎每个人都想要从某座山中走出，包括我的养母，从一个小裁缝，成为镇上主治医师的妻子，成为经营服装店的女强人，最终走出婚姻，走到不知哪里去。出走的结果当然未必都尽如人意，养母下落不明，可能靠乞讨为生；“我”则始终怀着对多克、对我的出走之地的愧疚。姚鄂梅的女性笔触细腻婉转，将小说写得几乎像是一个恋父少女的成长故事，而所谓成长，不正是对于自己的不断出逃么？只是出走这一姿态本身十足动人，其意义已远超过一个少女缱绻的恋父情结。
谈歌的短篇小说《古城逸事》讲保定城里的两个老故事，清淡俊雅，自有一股文士气，是本期最圆润的作品。《龙粥》写哑女李小龙得师兄传授熬粥秘法，靠做龙粥为生，而竟在保定城中名声大噪。丈夫邢广元屡次要骗粥方未得，后与其姨妹柳叶儿通奸，李小龙发现后携子翩然离去，龙粥也就此失传。时代几经变迁，当年种种是非早成过眼云烟，而邢广元于无意间重新得尝龙粥，味道依旧，往事故人却已杳然，不但邢广元，连读者也不免心下惘然，慨然一叹吧。《苏子玉》讲保定城里书画家的故事，苏子玉是当年保定城里最富盛名的画家和藏家，家富万金，为人侠义豪爽，有古君子风。东雪青亦是当时名动古城的书家，潦倒时多受苏子玉接济，后悄然离开保定。解放后，东海青以省长身份回到保定，古城人才知当年苏子玉的接济，多是做了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而东省长与苏子玉谈话论艺依旧，不做俗人往来。文革时候自然难逃一场离乱折磨，苏子玉不惜蒙冤，保全一干文物不遭红卫兵荼毒，自己却在平反前夕撒手人寰，所谓命运弄人，大概如此，而故事也正因此而动人心弦。《古城逸事》确从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幽幽古意，这不但在于故事发生时代的古旧，也不但在于叙述之轻灵雅致，关键倒在小说人物那令人久违的古典气质。谈歌早在2001年出版的小说集《人间笔记》，即以这样讲古的小说为主，小说的主人公，也多是苏子玉、东海青、张冲和这样有着君子气度的人物，他们急人之所急，而从不谋一己私利，他们隐忍地承担损失甚至委屈，但从不对人言，令人读来回肠荡气，顿生思古之幽情。应该说，此类小说能够在商业社会存在，令人惊喜，也自有其意义。但是对谈歌本人来说，从2001年至今，似乎进步不大，《苏子玉》与《秦琼卖马》等旧作庶几相似，只是叙述上更加自如了而已。
尽管现在来看，或许还很难说笛安的小说已达到多么难得的水准，但她的两篇作品可能是本期最值得关注的。“80后”作者往往沉湎于唯美、伤感甚至病态的青春叙事，退居到狭窄而偏执的私人生活中，在写作中表达出一种幽怨甚至愤恨，文字中有一种冰冷的意味。此类写作初看富有个性，其实往往是未经充分理性处理的青春感触，几经转写，反而未免落套。又或者驰骋想象，或奇幻或武侠，或穿越时空的宫廷言情，完全回避当下与自我的经验处理，同样落入类型小说的窠臼。而笛安的写作则不同，从去年发表的童话小说《莉莉》开始，其小说当中便涌动着一股温情，到本期发表的短篇小说《圆寂》中，甚至转成一种慈悲。笛安总是怀着一种爱意而非恨意在写作，即使结局仍难免感伤，也只是更显出现实本身的令人无奈。《塞纳河不结冰》当中的郑韬，虽然失意落寞，但终究未曾堕入颓废。他与蓝缨的感情，尽管被定义为两个天涯沦落人凭本能演出的故事，但相比伪饰滥情的恋爱俗套，更显真切。而且不管感情本身是否已经消褪了温度，叙述本身始终是带有温度的。苏美扬代表着作者的一种理想，那是一个虽然久经沧桑但是仍然真诚和单纯的形象，尽管这个理想因为苏美扬的自杀而早早就成为泡影，但作者令她化作一只人鱼的童话式处理，毕竟透露出作者对于将希望完全磨灭的不甘。
尽管很多人反对将“80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但我始终坚持，在这同一代际人的写作中，一定表达出某种共同的东西。在《塞纳河不结冰》当中，新一代写作者所携带的时代因素和个体在这样的时代中特有的情感印记，也因作者对于经验的认真处理而清晰地表露出来。小说写的是几名青年在法国巴黎的生活状态，但是这样的故事也未必发生在巴黎，在全球一体的世界格局当中，中国的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和法国的巴黎共同分享着同样的经验。如苏美扬和郑韬一样，并未身在异乡的人们也在不断相逢又告别，尽管有着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但是琐碎的生活使我们变得慵懒重滞，反而不再往来，亦不通消息；和蓝缨一样，没有远离家乡孤身在外的人们也在遭受现实生活的强大压力，因而迅速变得世故、成熟和富杀伤力。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个人近乎野兽本能的坚强独立，自然因异国生活的格外孤独和残酷而更显突出，但本质上是与后现代社会的特性有关。而小说中那段最为动人的叙述：
她在十八岁的时候经历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十九岁的时候懂得了什么叫做相濡以沫，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任何梦想。现在她二十五岁了，世故，坚强，性感，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都很独立，对这个世界依然胸有成竹。
这岂止是单单对那游走巴黎的弱女子蓝缨一个人的描述，它是这个伟大而卑微的时代里所有青年的写照，甚至与性别无关。
小说难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蓝缨和苏美扬是小说中着意塑造的两个人物，其实也可以看作一个人物的一体两面。蓝缨是现实的存在，而苏美扬则如前文所说，带有某种理想的影子。或许正因如此，作者在处理这两个人物时很难达到效果上的平衡。对蓝缨的刻画只寥寥几笔就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单“她裹着被子坐在昏暗的斗室里一点点地算房租和电费”这一个细节，就叫人感慨良久；而苏美扬这个人物，尽管虚虚实实地贯穿小说始终，所费笔墨不逊蓝缨，却始终缺乏一个有力的细节，面目总是模糊暧昧的，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或许要求笛安在这个年纪就将这个理想的寄托写得清晰可感，确实有些苛刻了；又或许，现在的效果正是最为真实的。
《十月》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谈歌《苏子玉》（短篇） 笛安《塞纳河不结冰》（短篇）
看《花城》
刘纯
照常理说，由于关涉到来年刊物的征订绩效，双月刊的文学杂志总会在每年的第5期拿出自己最有分量的作品，摆成一桌丰盛的大餐以飨读者。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期《花城》刊发了今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离骚》。可惜这部肉气哄哄的长篇实在压不住阵脚，更别说挑起大梁；中短篇方面除《城里的田鸡》或可一读外，其它三篇小说也都虾兵蟹将一般疲疲沓沓，提不起精神。如果读者先前还对本期《花城》抱有什么期许或希冀的话，那么这桌粗茶淡饭注定要让他们感到失望。
先说曾维浩的《离骚》（长篇）。这部小说跟三闾大夫屈原的那篇同名楚辞没什么关系，跟同名楚辞所表现出的高尚情操和高雅格调也没什么关系。所谓“离”，一方面对应小说的大背景，指共和国成立后小说人物对于旧有生活状态的别离；另一方面对应小说的主人公，指吴天成和王一花始终无法在一起的分离。所谓“骚”，则直截了当地对应着“骚情”的“骚”，或者“发骚”的“骚”。从小说第一句“我就是想见那个骚货”开始，作者就试图将一切“离”的内容纳入到“骚”的框架中去。吴天成对王一花跨越五十多年的艰辛追求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干，无论是这五十多年的跌宕历史，还是吴天成对王一花坚贞不渝得莫名其妙的爱情，说来说去总跑不开“身体”二字。在作者看来，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女人睡觉，而女人因为自保也就不得不和男人睡觉，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全部；至于“爱情”，也无非就是生理冲动和欲望本能。试看小说的结尾：七老八十的吴天成和王一花去成人用品商店买来矽胶器官，通上电后一边看着它们运动一边老泪纵横；也就是说，再来之不易的爱情，最终也必须通过这一进一出加以表现，即使没有了能力的老人也不能放过。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别离”和爱情的“分离”更像是个幌子，归根结底都是在为作者汪洋恣意地书写“身体”提供空间。作者对于女性的身体似乎有着无比浓烈的兴趣，动不动就来一段赏玩式的叙写，或者发一通自以为是的议论。为了充分展现作者从理论到实践的丰厚学识，小说津津乐道于各种男女之事（还有女女之事），对其饶有兴味的描写俯拾皆是，每隔几页肯定会有一场“床上戏”如约而至，强暴戏、勾引戏应有尽有，整部《离骚》仿佛一部三级片的剧本。小说写“离”为辅，写“骚”为主，写“离”是假，写“骚”是真。
小说题记所谓“离便是骚，骚便是离；不离不骚，不骚不离”，试图向我们揭示“离”（历史、爱情）与“骚”（身体）的同构关系。然而自“新历史主义”以来，以欲望叙事颠覆革命历史经典叙述的写作策略早已屡见不鲜，到《白鹿原》更是抵达了一个巅峰，《离骚》背后所依凭的，不过是二十年前的思想资源。当读者早就习惯了“欲望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陈词滥调之后，前仆后继的文人骚客们只能在对“欲望”的叙写上大做文章，那条被百般矫饰的行文逻辑，说到底不过就是《离骚》里那句“人家为革命献了身。我为革命献了下身”；从这个意义上讲，颠覆革命历史经典叙述的初衷已经彻彻底底地沦为了一个借口，简单粗暴的冒犯姿态不过是块用来遮掩不可告人的意淫想象的遮羞布，冒犯越放肆，想象就越放荡，《离骚》正是这一作品脉络中的最新代表。更令人胸闷的是，作者非但像小孩拆玩具一样糟蹋了历史，甚至更进一步把爱情也给牺牲掉了，到头来连累得自己笔下的人物一个个都成了下身动物：下身是他们思考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其人生转折的根本动力。抛开历史、爱情都不谈，即便单纯说身体叙事，《离骚》也远远不及《金瓶梅》那样圆熟自然，更多地只能让人想起明清之际末世文人的那些三流艳情小说。当表面上花样繁多的床戏描写实际上只是作者枯竭想象力的同义反复的时候，毫无快感的我们早已身心俱疲，只剩下作者一个人在那里不厌其烦而又自得其乐；当身体叙事已经不可遏止地沦落为精神泄欲之后，脸红心跳的我们只能在暗地里佩服作者的泰然自若，或者明目张胆。相比之下，由于删改造成的情节跳跃、虎头蛇尾等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说《离骚》是不知疲倦地铺陈一段又一段床弟之事，那么王松的《欢乐歌》（中篇）则是不知疲倦地铺陈一场又一场宿命般的死亡。小说以“文革”期间一群因为肾衰而必死无疑的患者为描写对象，试图揭示其复杂而纠结的心理状态，可无论是“文革”背景下特殊而微妙的人际关系，还是患者之间由冷漠紧张到温情脉脉的心态转变，作者都没能写深写透，全浮在表面上，小说最后只剩下了流水账般的接踵死亡让人触目惊心。王秀梅的《攻击》（中篇）抽丝剥茧地描写了一个解谜的故事，故事的谜底是女主人公有被害妄想症，小说编织得还算细密，但也仅此而已，没什么可回味的。周瑾的《返乡》（短篇）讲述的是乡下女人进城的老旧故事，语言因为过于追求诗意而显得做作。
余一鸣的《城里的田鸡》（短篇）从一个少年在捉田鸡时与老总的偶遇入手，用极为经济的笔墨为我们白描了一个韵味绵长的故事：少年姓王，老总姓张，本都是固城张王村人，少年的爷爷当年将老总打残，老总后来发家致富，专门雇佣固城的王姓民工给他盖楼。少年的父亲也在老总的工地上，已经被选中通过自残的方式敲诈老总，老总听到风声后到工地周边勘察地形，这才在无意之中遇见了少年。老总从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最终饶恕了少年的父亲，还给了少年一大笔钱。作者在处理这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复仇”故事时，体现出了明显的小说意识，叙述语言从容不迫，布局谋篇也颇为用心，老总与少年之间的微妙关系表现得尤其地道熨帖。尽管整体上还略嫌单薄，但这篇小说无疑让人看到了作者巨大的潜力。在看罢先前那些或满眼肉色，或死气沉沉，或故弄玄虚，或矫揉造作的作品之后，也唯有余一鸣这篇短短六页的作品还能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曙光。
《花城》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余一鸣《城里的田鸡》（短篇）
看《收获》
晓南
作为本期头条的，是王安忆的中篇《月色撩人》。与作者今年第一期上的头条《骄傲的皮匠》截然不同，同是写今日上海，这一篇却显得凌虚蹈空。王安忆精心编织了一个传奇：来自小城、出身低微、芭比娃娃一般的小女人提提如何实现她在大上海的升浮大梦？在不长的上海生涯中，她先后与艺术家潘索、洋场美男子子贡、商场巨擎简迟生、简迟生的旧情人呼玛丽之间戏剧性地勾连在了一起。“提提”如其名，仿佛提纲挈领，作者写她，醉翁之意却在写与她关联的众生相。而其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奇，不仅有传奇般的外表，传奇般的经历，还有传奇般的情感，传奇般的行为。如潘索：“他有着极好的天赋，感受能力超强，思辩能力也超强。倘若他生在古代，就是哲人，都能通天地，可惜如今的世界太多的物质，壅塞了人的耳目。而他又气场大，元气旺盛，特别能吸纳……”；如子贡：“从发际经耳鬓，至腮和颔，无比的端正，秀丽，就象吸取了犍陀罗艺术的中国石佛，融会贯通东西方的美学要件，集为一体；……材质优良，他肌肤莹润，散发着贝类的光泽，令人目眩，是造人艺术的极品。”简迟生和呼玛丽更是一对“极人”，两人“都是那种爱的能力巨强的人，可以为感情作出忘我的牺牲，再发过来为悲壮情怀折服。事实上，他们具备悲剧的性格，像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的性格，特别能创造并且感动于不寻常的价值。” 在这个“创世纪”的场中，每个人都是一种极致的典型，令人想起古龙武侠小说里所醉心的那种传奇之癖：营造神话，逃离平庸。
小说里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描写：“灰白的天光里，‘哗’一下注满成亿计的尘埃粒子，均匀布开。灯熄了，这城市裸露出坚硬、粗砾的质地，就象礁石丛海水中突兀出来。你这才知道，魔术师的手已经来过了，又走了，玩意儿都变出去了，或者使收进夹层里了，空空荡荡，可是，玄机处处。”这超越现实的抒情的画外音为小说蒙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而这色彩，究竟与现实的上海有多少相似之处？作者将生活抽象成另一种存在，以一种理念的想象方式将它从世俗中抽离，赋予其奇特而独立的时空。《骄傲的皮匠》中的神髓是生活赋予而作者捕捉的，《月色撩人》中的神髓却是作者坐了上帝的位置自己赋予的，于是，一场神神叨叨的繁华大梦之后，不过令我们重温了另一种形式的武侠传奇而已。
张悦然的《嫁衣》（短篇）倒有几分张爱玲的狠辣，但张爱玲是藏在骨子里的，而张悦然却是凌厉在外的。娟与乔其纱明是好友，暗是情敌。娟嫉妒乔其纱的一切，既无法抢走后者所拥有的，又担心后者抢去自己所拥有的。在娟即将结婚之际，乔其纱行李中的一件足以抢去女主角风头的漂亮连衣裙便成了展示娟过往不幸情史创伤的证物。其实，这与其说是两人之间的暗战，不如说是娟心中的一个人的战争。一厢情愿的战争发生了，娟和我们都了然于心，只剩得那被怀恨的一方，莫名而怅惘。张悦然将女友间温情脉脉的外衣撕烂，露出了貌合神离、丑陋残忍的一面。这篇小说与张悦然以往作品颇异，从前作者热衷刻画触目的残忍景象，如今这种残忍转移到了内心深处，反而更令人惊心动魄。此次“转型”固然令人欣喜，不过，作者小说的动力——以偏执始、以悲剧终的模式一如既往，若能突破“偏执”走向“平衡”，才会见出真正令人刮目的成熟。
麦家的《八大时间》（短篇）是一篇以小说名义篡改的私人日记，除了标题貌似小说外，看不到多少小说的肌理。川妮《玩偶的眼睛》（中篇）的语言效率极低：“禾香心里，一直是有一点期待的。小凹村的女孩，对嫁人都是存着一点期待的。禾香已经长大了，她不再期待天使了，她已经知道，天使是不会出现在小凹村的，从古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小凹村的女孩，见到过天使。女老师说的奇迹，从来没有在小凹村发生过。小凹村的女孩，却个个都会出嫁。嫁人，才是小凹村的女孩，唯一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嫁人才是她们生活中，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情。”拖泥带水的语言俯拾皆是，就这样将小说拉成了稀淡平庸的中篇。
《收获》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谢琼 顾虹
第10期的《上海文学》给我们带来了本年度迄今为止最大的惊喜，陈希我、鲁敏、王松、荆歌等“一线作家”汇聚，作品质量也相对较高。与此相比，第9期的《上海文学》像是一个平淡寡味的过门。
第9期的头条中篇刊发了郭兆瑞的《泪钻》，用一个封建大家庭在解放后的衰败与艰辛生活来勾勒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家中唯一的男性是“我”的疯舅舅。这些女性以她们特有的善良、坚韧以及对美的向往，克服了政治风云带来的重重家庭危机，过着冷暖自知的日子。但是，这篇作品的诸多细节少有新意，总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姥姥一家之长的威严，六姨才貌双全的女厂长形象，穿上旧旗袍的盛宴以及盛宴后的落寞，这一切仿佛是数篇同题材小说的场景拼贴——并且是专门搜罗了各类型典型人物和场景的几近做作的拼贴，同时却没有一种属于作家个人的历史认识或情感贯穿始终。如果说在90年代文学刚开始试图以消解宏大历史叙事的时候，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这一题材本身就包含某种革命性意义的话，那么在今天，用日常生活的破碎来消解意识形态神话几乎已成为套路，我们便不得不对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有作家个人化的细节体验以及历史理解。
本期的第二个中篇《苹果落地》（刘玉栋），可以和沈东子的短篇《三种口味的包子》相对照。二者都涉及中年男人的暧昧情感。在刘玉栋笔下，主人公丁顺义对同事蔡小芹的暧昧情感是一个中年男人在离婚和生活的重压下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但这种迫于压力而非出于爱情的暧昧必将如落地的苹果一般无可挽回地失去，只留给主人公更多的绝望。这种绝望是实存的，作者的笔力也是在实实在在地刻画人物心理冲突或行动细节。而在沈东子那里，述说不清的暧昧早已成为中年男主人公李小楷的生活常态，作者更关注的是这种暧昧基础上展开的都市生活故事，比如跟情人逛街，回忆曾经的爱情，和可能是自己的儿子的拉丁网聊等等。题目“三种口味的包子”就是拉丁对“三自一包”的解释。在这一群都市人的生活中，不仅是情人，甚至是父子之间也早已失去了固定的情感纽带，而代之以一种无奈的散漫，一如作者通篇散漫的笔触。如果说写乡土作品出身的山东作家刘玉栋更多是在写“中年都市男人的不能承受之重”，那么同时从事写作和英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广西作家沈东子写的则是都市人看破了并且挣脱了“重”之后那不能承受的“轻”。
储福金的《枷》和《小尖》两则短篇，延续“棋语”系列脉络，借具体的棋语来写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遭际、不同的人生。同是写“棋与人生”，长篇《黑白》有着充裕的空间来演绎棋盘上的进退攻守、开合变化与生命情状的相契相合，来将黑白棋子充分糅进人的成长经历、血肉灵魂之中，而这系列短篇只能轻轻点到棋与人的关联，而且关联太过直露就会使小说呆滞缺乏灵气，所以作者在很多地方都有意写空、写虚，来拓宽小说回环的余地，增加余味。但是，篇幅的短小毕竟限制了结构的多样化，两篇作品仍免不了让人觉得是硬将生活套入了棋语，而有概念化小说之嫌。其余短篇中，郑小驴的《八月三日》是一个当下常见的残酷青春故事，相对有特色的是一些成长细节，比如“倾听自己骨骼生长的声音”。刘水清的短篇《过山云》写一件器物——望远镜给人的境遇带来的改变，但在我看来这器物更大的作用是聚集了一堆猥琐的色情偷窥狂。叶和君的《寻找玛园》似乎想写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对“理想家园”的寻找及其失落，但生硬的故事与“崇高”的哲学显然互不支持。
第10期的《上海文学》，开篇是陈希我的中篇《我们的罪恶》。故事围绕一件酒吧命案，从酒吧妈妈桑、妓女、厨师、“我”等不同人的视角推测命案的原因及经过。故事发生在日本，故事结构也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黑泽明的《罗生门》。不同的是，《罗生门》通过数个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讲述，道出的是“人人都是自私的说谎者”这一主题，而陈希我的《我们的罪恶》则通过不同人针对命案表现出的不同的推诿态度，揭示“人人都是罪恶之网的节点”的“泛罪论”。全篇的故事主要通过妈妈桑向我讲述故事的直接引语展开，其他人的讲述都通过妈妈桑的口转述，直到最后主人公“我”才站在道德高度上发出了关于罪恶的“演说”。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各人立场都采取直接引语，形象生动，冲突直接，而缺点有二：一是作者对各人物的刻画还不足以分出明显差异，二是引述结构过于复杂同样会妨碍读者进入。此外，“我”文末突然的道德演说颇为唐突，也就是说，作者的立意并没有在故事中埋好伏笔。和陈希我既往的作品如《冒犯书》中的中篇相比，作家特有的对人性罪恶的关注未变，但篇章的行文结构却似乎变粗糙了。
鲁敏的短篇《在地图上》写一个邮件押送员在寂寥的列车旅程中培养钻研地图的爱好，研究程度之深令人惊叹，甚至能发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地图上，从这个点到那个点而已”的哲学式的感叹，让做记者的“我”深受震动。但几年后我再见到这位邮递员，他已调离工作岗位，并特别要求“我”把他从前送的地图都扔掉。鲁敏在这篇小说中写出了生活的哲学意味，颇有分量。不过，这篇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那个在纳粹监狱中疯狂钻研棋谱的棋痴。两相对照，便可发现鲁敏作品的缺点，那就是过于沉重的哲学意味影响了故事本身的精彩，而这二者本来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刘纯插话】《在地图上》写的是一个邮件押运员和地图之间的故事，作者想要表达的哲理或者说小说应该具有的味道当就蕴含在押运员从一开始对地图的疯狂痴迷到最后对地图深恶痛绝的转变过程当中，可惜恰恰在这个地方，作者的处理未免太过敷衍了事，仅在一大片对押运员生活稀汤寡水的散文化叙述后突然另起一段，告诉我们几年后的押运员看见地图就想吐，原因是某位同事某天突然打开窗户后从列车上掉了下去。且不说这个至关重要的细节缺乏足够的铺垫、实在无法让人明白那位不幸的同事怎么就“像你（小说叙述人）那回一样”，单就从这个事故到押运员彻底转变之间的距离而论，差了也远不止十万八千里。作者在缝合故事和哲理的时候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无力和生硬，也许那些对于地图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像珍珠、翡翠或者白玉一样熠熠闪光，然而一旦当它们被强行嵌入到过分平淡散漫的故事之中后，整篇小说也就成了一碗索然寡味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另外两位名家的短篇，王松的《痩龙河纪事》，利用主人公候棍儿的户口父亲是贫农，血缘父亲却是地主的双重身份来消解简单划一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作者的本意是要将这种消解贯穿在故事展开之中。小说的各个细处刻画得颇为传神，从中也可见成熟作家的游刃有余；但是，从总体情节来看，身份的模糊导致批斗时必须要说明地主抢占候棍儿妈妈的细节，那些下作细节的说明又导致候棍儿的贫农父亲暴打党工作干部，这个故事实在缺乏说服力。就像作家的旧作《哭麦》有一个愤怒的农民不收麦的荒唐结尾一样，这篇作品也多少为了故事的极端化而牺牲了推演的自然。荆歌的短篇《眼泪》以一个不会流泪的女性为主人公，从小女孩一直写到老，写她对伤痛的自我承担以及对爱情的终身不渝。以“不会流泪”这个生理性细节为切口，写的却是一种因不常见反显珍贵的人生态度。在这个短篇中，作者保持了他一贯追求情节奇巧的创造力，同时理念先行、饶舌、残酷等既有文体风格则被一种生活的平缓所克服；但奇怪的是，少了这些荆歌式的文体风格，荆歌作品特有的力量与感染力竟也削弱了。也许柔下来细细淡淡地写一段日子，毕竟不是作者的长项吧。
本期还有傅露佳的中篇《夫妻之旅》，开头写作者为寻找亡夫足迹而踏上的旅程，行文多如游记散文；最后却转向一个交织着同性恋、婚外恋等一系列流行元素的都市悬疑故事，和前半部风格大相径庭。倒是林雪儿的短篇《没事你就看看河流》，写一个乡村男孩在革命年代的坎坷境遇和不变爱情，未有惊人之处，却也中规中矩，靠清丽怅然的文笔给人以感动。
《上海文学》2008年第9期推荐篇目：空缺
《上海文学》2008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当代》
闫作雷
本期只有一个长篇，钟求是的《零年代》。
惯于写都市反常家庭的钟求是在《零年代》中依然写了主人公及其家庭的荒谬、灾变，但与以往不动声色的冷色调处理不同，这部小说多了一股脉脉温情。赵伏文在落水时无意识中踢向女友的一脚，就像《一生有你》（钟求是，《当代》2008年第2期）中突然患了自闭症的儿子一样，一个不经意的荒诞事件从此改变了主人公一生的命运遭际；也是这一脚，结束了小说开头的老套故事。林心死后，赵伏文带着她的骨灰来到一个叫林心村的荒村中；在这里，赵伏文建立家庭并有了三个孩子；但是好景不长，当孩子们长大向往城市的时候，他们不能不移居城市；而城市的困顿生活又迫使夫妇俩将孩子们一一送掉，在一种辛酸和伤感中，夫妇二人又回到了荒村。
总体来说，这是个不错的构思。主人公归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最终“归隐”乡村，重归那静心之所。那里有教堂、古井、草药、黑狗、耳朵爷，这个逍遥世外的小荒村，这个自给自足的中世纪田园，既鬼气又温馨。在作者心造的幻影中，生活简单幸福。这荒村，也许在作者看来，是爱情的忠贞的见证，是自在“生命”的高扬和是人之“尊严”的维护之地；同时，这归隐，也是在城市中身心俱疲的无奈选择，是无力直面现实的逃避。与荒村的理想化相比，移居城市的生活却异常现实，丈夫屡次失业，妻子代人受孕，各种不幸纷至沓来，处处显示出一种宿命味道。这里很难说作者有多么深的体验，只能说是一种抽象的命运呈现。就那种不幸中的温暖、艰辛中的温情而言，小说倒很像《活着》，但却缺乏后者那高度简洁化的叙事，也没有其因了历史距离而产生的从容。四个孩子一一被送走，是小说最感动人的地方，仿佛让人重温了一遍《我的兄弟姐妹》；骨肉分离的至情如何才能不导向苦情戏的矫饰，这是需要强大的现实说服力的。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小说最没有说服力，虽然作者铺设了许多现实困境，但显然，还远没有抵达那种无路可走的“绝境”。为了所谓“尊严”，而将孩子全部送人，这是更大的没“尊严”；不是平等的诉求，而是一种后撤的消极姿态。困境是为了送子，送子是为了归隐，作者一步一步地将主人公推入荒村的意图过分明显；为了先设的理念，而置叙述上的逻辑漏洞于不顾，最明显的就是，赵伏文的父母始终处于缺席状态，他仿佛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存在，在孩子无人可送的时候，他从不曾考虑一下自己的父母。心造的幻影、生硬的命运、矫饰的苦情，生命、尊严的人性教堂建基于这些之上，如何能保证它不摇摇欲坠？
一对命运乖蹇的小人物、一个无能无力的家庭，或许在作者看来，折射了这个“零年代”的时代主题：一种情感的空无，儿女的空无，隔绝的空无。显然，作者是有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有一种抵达彼岸以获救赎的冲动的。或许，这也是作家未来创作中令人可期待之处吧。
《当代》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陈新榜
本期《大家》栏目又有大变动，但仔细一看，不过是办刊思路不稳定的老毛病的又一次发作：“前沿”是盲人骑瞎马，不知前在何处；“实力”是先前“良工运斤”的改头换面，只是看不出有多少斤两；新生的“青春”孤零零单薄得不成气候；原本主要刊发散文的“任性”吞并了“大众”，包打天下，眉毛胡子一把抓，芜杂凌乱。没有佳作支撑，一味在名目上搔首弄姿终究无益。小说方面，本期共有7个中篇、6个短篇，阵势看来浩浩荡荡，其实只是汤汤水水，一番苦读下来，竟找不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尽管如此，几篇不约而同地书写当代青年生活状态的小说还是值得关注。
“青春”栏目推出手指的2个短篇，有些单薄，然而气韵连贯，在本期一片芜杂中竟也属难得。《我们干点什么吧》里的“我们”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想干点什么却又没有方向感，故作麻木不仁日复一日吊儿郎当地打牌赌博，最后连失去女朋友都觉得无所谓。“我们”被社会遗弃也被自我流放的边缘人，在生活意义被抽空、价值被消解的不可承受之轻中对虚无敏感而又无可奈何。80年代出生的作者让“我们”作为年轻的彻底出局者的代表发言，而小说叙述中入骨的无聊感不但是“我们”，而且也是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心理感受。《大摇大摆地离开》里的三叔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活在农村中的“我们”。两篇小说选材和风格上的一致可以看出作者对特定经验的执着，这使他的叙述显得真切而统一，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同时似乎也正成为一种叙述的惯性。
【谢琼插话】总是有人问，“80后”的年轻作家为什么不如他们的前辈那样，敢于直面自己的经验，相反，却往往采取一种逃避的态度，去不厌其烦地描绘一个个虚幻的世界呢？我的回答是：因为“80后”的日常生活世界已经彻底丧失了任何宏大的意义，而使得任何为其赋予意义的举动都变得不再真诚。而直面自身经验的写作，说到底，是需要为自身经验赋予意义的。否则，它就只能是一些自己都无法解读的经验的堆叠，毫无传统文学美感的流水帐。这样的写作，会让写作者本人首先怀疑起自己的生活和写作，阅读者就更是打不起半点精神。真的，连写作者自己都找不出重要性的事情，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这一点在《让我们干点什么吧》里面得到了验证。这篇小说乍看起来实在无聊得让人感叹如今的小说真是没内容到了极致。屁大的几个小孩（这当然是借“大人”的口吻，其实我也和他们一样屁大）拿没了女朋友作由头，聚在一起发泄那莫名的郁闷。为了振作一点，他们数次提议“让我们干点什么吧”，却最后也没干出什么来。除了满口的牢骚和行动的迟缓，整篇小说还有什么呢？没有对女朋友痛心彻骨的爱，有的只是对自身无能的自怨自艾；没有受刺激之后奋发的决心，有的只是几句在最低限度上维持自尊的话而已。所描绘的生活毫无意义。连反面的教育意义也没有。作者似乎也并没有任何想要去为其寻找意义或出口的企图。它只是如实地展示了在这个充满了巨大物质欲望和名利色彩的世界中，一个小小的我的毫无悲情的失败。从传统的思想角度看，这可真是一篇失败的小说。但问题是，如果不是这样，它还能是什么样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我们干点什么吧》首先绝不是像它看上去那样无聊的一篇作品。这种无聊感本身，其实正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着作者直面生活的勇气。但是，我要说，如果作品能够在沉浸于自我生活之外，寻找到别的对照点、别的生活的坐标系，真正找到“什么”去干干，也许将能成就更优秀的作品。只是，这个“也许”在什么地方，连我自己都不太知道呢。
本期头条王威廉《合法生活》（中篇）写的是一个有哲学家气质的大学毕业的推销员，和室友过着逼仄的犬儒式生活，不甘沉沦也不想上进，后来在社会现实、父亲、前恋人的刺激下挪步迈向热闹庸俗的“合法”的生活。本篇是作者拟定中“法三部曲”的第二部，然而和颇受好评的《非法入住》（《大家》2007年第2期）相差何止以道里计。《非法入住》寓主题于浓缩的本土现实经验之中，扎扎实实地推进，具有坚实的现实感，对第二人称的活用也为之增色。而《合法生活》则一开头就生硬地直接用一段干巴的哲学对话来点题，前半部分用传统写实手法写主人公的“非法”生活，然而对主人公刻画的不到位使其愤世嫉俗只显出不可理喻的戾气，后半部分由实转虚，让主人公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后灵魂出窍去观察生活的周边以表达对现实的讽喻，自以为讨巧，实际上不过是偷懒。对本篇的失望不禁令人怀疑，《非法入住》是否为妙手偶得之作？年轻的作者是否还未成熟到真正能为自己的哲理思考和生活经验找到配套小说形式的程度？
杨遥的《我们迅速老去》（短篇）里，同学老季的故事和“我”乱糟糟的恋爱故事之间没有多少逻辑关联，把两者粗放地摞在一起让人摸不着头脑。故事之余的关于那些青年生活记述倒是可能给人一些真切的感受。
上述几篇小说中的青年最大相似处在于他们都丧失了对宏大意义的追求，充满苦闷。他们或继续追寻，或构筑小世界，或选择逃避，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找到答案。尽管境界的萎顿和视阀的狭窄显示这几位作者仍卡在瓶颈中，但直面自身黯淡现实的勇气使他们有别于那些背对现实凭空飞翔的青年写手，让人对他们的继续追问有所期许。
《英雄》（葛亮，中篇）算是中规中矩，却没有什么新意。“英雄”是叔叔的名字，他凭借为人朴实、牢靠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后又精明地开风气之先，事业蒸蒸日上，意气风发，不料终因婚外恋弄得家破人亡。透过“我”的视角，小说前半部分详尽地描绘这一家人的光鲜体面，到后半部分则翻转透视出他们生活坑坑洼洼的背面。在“我”带着淡淡的惋惜和温情的叙述中，叔叔和依凤阿姨的形象生动饱满起来。不过小说取材的无新意，所谓的“英雄”的含义一直停留在名字上，最终引发的也仅仅是一声叹息。
“大家雅座”栏目下林那北（即北北）《天桥上的邱弟》（中篇）讲述邱弟对一味捞政绩、漠视生民的市长父亲心存不满，却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父亲权力的荫庇之下，最终他勇敢地决定走出父亲的阴影。对邱弟心理的描写是否到位是决定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作者费了许多笔墨铺陈他对乡村牧歌情调的依恋、对乡民的同情，然而这些浮泛的书写没有为邱弟的行动提供足够的心理动力，不足以让人信服。总之，要么是作者根本没有充分理解人物自身的逻辑，要么就是这个故事本身缺乏现实性，只是作者一厢情愿。
陈鹏《水岸》（中篇）设置了互映的两层故事，由报摊主人讲述一个凶杀推理故事引导警察侦破一个杀人案件，可惜作者笔力不逮，使得小说刚咂摸出点味就匆匆了结。和晓梅《是谁失去了记忆》（中篇）由纳西族老妇人和烟杨的追忆铺叙她和古宅纠缠的一生，不过是一个老故事，而且主人公只是作者借来的壳，和其叙述语调全然错位，不免显得拿腔拿调。阿成的新笔记体短篇小说《杜尔伯特笔记》殊少笔记体小说该有的紧凑与隽永，寡淡无味，只略同记事文罢了。杨遥的《在旅途》（短篇）大约只是抒发对被抛掷状态感到的恐惧和无力，其中“我”梦魇般的遭遇不可索解，恐怕连作者本人也不明所以。易清华《感觉自己在飞》（短篇）生硬地安排巧合，以求讲圆一个并不动人的故事，对跳水与裸奔的着迷描写似乎有所寄托，其实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在飞。吴亚丁《眺望英格兰》（中篇）中的小老板整天精神出轨，妻子则在英格兰红杏出墙，情节纷乱跌宕却不过是一些俗套元素的集合，没有多少味道。
最后，还需特别一说的是遥远的《谁能说出真相》（中篇）。这篇小说除了篇名以外，一字不易地抄袭了叶舟的《亲爱的生活起了变化》（《飞天》2003年11期）。自2005年以来，遥远以此种赤裸裸的抄袭方式共发表了10篇作品，不但没有立即被揭发，反而获得进鲁迅文学院深造和加入中国作协的机会。此事暴露出的文学生态恶化、文坛监督机制低效等问题发人深思。
《大家》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钟山》
丁幸娜
《钟山》杂志创刊至今满30周年，本期特意附赠了彩色的纪念手册（1978-2008），然而小说部分的质量并未因此而上升：篇幅颇长的5个中篇和4个短篇皆表现平平，支撑不起大刊物的场面。
先来介绍本期两个有特色的中篇：鹤坪的《老东西》和纪尘的《绝代芳华》。
《老东西》叙述了中国建国初期“军事管制小组”组织“夯班”用以改造西安“杂痞”的历史，展现了一个游手好闲又具特定文化价值的人群在新中国经受劳动改造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境遇，是一篇具有浓厚地方风味的历史文化小说。“老东西”是指他们劳动时所用的“大夯”，是一件贯穿了全篇始终的器具。这原本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历史题材，可惜小说主题陈旧、不离套路化的新旧对比：“旧中国把人变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小说缺乏深入感人的细节和切肤的人生体验，似乎一直浮漂在表面的历史材料上；给读者的印象是，似乎有那么档子的事，有那么档子的人，但“杂痞”们的群体形象还是形影模糊，立不起来。原因可能是作者对杂痞们的历史和圈内文化仅限于道听途说或资料上的掌握。值得一说的还是那种泛黄的历史感、丰富的民俗文化和浓郁的地方风味。作为一位研究西安民俗文化并执意以文学形式记录地方文化的作家，鹤坪的《大窑门》、《说西安》等作品皆着眼于叙述西安的历史和民俗，《老东西》依然如此；不过它提醒我们，如果缺乏有血有肉的人物和鲜活的人生体验，单纯依靠方言的运用、民俗的装点、资料的铺陈不足以成就一篇有生命力的好小说。
《绝代芳华》（中篇）是广西瑶族女作家纪尘的作品。小说主要叙述了一位出生奇异、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女性，一路乞讨流浪，历经中国灾荒和改革开放时期，最后成长为“酿酒师”并因情杀人的故事。女主人公的原型可能来自作者带有自叙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缺口》（《大家》，2004年第3期）中的女乞丐：她来自盛产疯女人的斜阳坝，怀有身孕，靠沿路乞讨生活。不过，在《缺口》中只有关于女乞丐道听途说的见闻；而在《绝代芳华》，作者正面处理女乞丐的身世经历，并把故事安放在了具有历史感的背景之上。在小说前半部分，女主人公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巫婆”；但在后半部分，在因被爱情唤醒之后，她却通过毒死恋人的决绝方式守护了爱情的永恒。显然，人物这套内在心理逻辑和爱情理念无法从其自身经历中推导出来；它们似乎来自一位过分重视爱情的现代青年女性的自身经历，而这个经历是外在于小说的。虽然作者竭力在塑造一个另类女性，但在精神层面上似乎容易“推己及人”，在人物身上植入了自己的爱情理念和终极的精神求索。那种孤独而漫长的流浪，更像是作者内心的一次自我放逐。小说的理念化痕迹太重，越到后来越明显。由于人物的经历和理念的分裂，理念本身缺乏人物经历的支撑，故事的前进或转折就显得突兀离奇。另外，小说的叙述缺乏必要的节奏和起伏，显得过于平坦。令人震惊的还是开篇之处，那奇丽的、带有异族风味的人物、意象和场景，那疯魔化和邪性的风格，都给读者以陌生化的感受。只可惜这奇异的写法持续不到全文的四分之一，小说就滑入了平庸的叙述之中。
下面介绍几个周正平稳的中篇：首先要端上来的是吉林省（满族）的传统风味菜肴《生拌鱼》（高君），小说围绕这道传统菜肴，描写了两起相似的、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夫”案件，主要凶器都是做生拌鱼必须使用的配料“食用醋精”。小说在侧面叙述妹妹的经历中缓缓展开，其篇幅之长让读者渐渐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如果作者意在写妹妹的宿命，这样的絮叨读者本来也能容忍，但絮叨到最后，却仅以一个“杀夫”案件结尾，对于妹妹命运的解读并无过人之处。反过来，假如作者意在写两起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杀夫案件，以情节的离奇吸引人，则小说前半部分又显得用力太多。总之是两不讨好。陈武则的《习惯势力》主要叙述了“我”担任《江城文艺》编辑时“编辑部”内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和政权更迭，其中又贯穿了这位男青年编辑的情感经历，似乎带有作者的自传色彩（作者曾任连云港市剧目室专职编剧）。作品意在揭露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及变幻莫测的人心，所以人物形象随着情节进展几经变脸，使得这一大路题材作品稍具新意。林雪儿《天使的困惑》（中篇）以一位女医生的职业与婚姻为主题，大抵偏于中年人自传式的写作，文字平实，也多少有点絮叨。
在本期的5个短篇之中，张学东《麦香入梦》略胜一筹。小说围绕屡见不鲜的“饥饿”主题展开，叙述了灾荒年代一个农村家庭的艰难生活和悲惨结局。小说将饥饿写得诗意而离奇，似乎仅仅靠想象推进。不过，那诗意流畅的叙述还是能见出作者的才华。俞胜《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在体裁上比较特别，是一则短小的寓言故事。叙述了一心想往上爬的小蚂蚁，偶然得到了博士的赏识而飞黄腾达；同时，他在蚂蚁王国里地位也大大提升。为了保持博士的这份宠爱，他忍受着种种屈辱、曲意奉承，最终却死于博士的一个喷嚏。虽然寓言中类似的主题早有人触及，但小说的演绎也小有趣味。鲍十《东北平原写生集》叙述东北平原之上的“小五屯”和“尚书屯”里发生的故事，一是小五屯的开创者利用各种手段欺压百姓最后被村民所杀，另一个是尚书屯里一个绝望的农民杀害了克扣口粮的生产队长。故事短小，语言简练，有东北的地方风味。王夔《马小明消失在游戏中》（短篇）写贫困生考上大学后，迷失在城市的女人和游戏的诱惑之中。在本文中描写现在网络游戏的界面和游戏过程，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无论是作品的叙述还是终极指向都平淡无奇。
《钟山》2008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何不言
刘庆邦发表于第9期《山花》“头条自荐”的短篇《燕子》，仍是作者多年来执着经营的矿区故事，质量略低于作者的水平线。一次鬼使神差使小女孩燕子将矿工林志文误认为父亲，林志文遂与燕子的母亲宋小英隐藏了燕子父亲的死讯，三人俨然一家。刘庆邦不直接呈现矿难之痛，而步步推进燕子那令人心酸的幸福，真可谓让阅读过程悲喜交加。在显然的矫饰性的行文中，刘庆邦依然给我们带来了微薄的暖意。
本期“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推出谢琼的短篇《逆行精灵》。车友会内部臭味相投而又心存芥蒂，小说由此观照网络时代的个体的绝对孤独。小说温火慢炖，细节饱满，富于生气，作为一篇处女作已经不错了。“起跑线”中尼楠的短篇《年方十八岁》将一个女同性恋的简单故事写得亦真亦幻，如在梦境，也有几分缱绻动人。
第10期《山花》“头条自荐”发表红柯的短篇《扯面》。近十年来，红柯主要以其粗野而深情的西部风情小说感动着我们。这篇《扯面》仍然写西部。在戈壁中的工地里，只有王利峰一人坚持吃扯面，王利峰甚至不惜来回几百公里到镇上的饭馆吃某位老板娘的扯面。依旧是作者惯用的粗线条叙事，依旧是张扬着雄性气息的情节，但稍显杂乱，王利峰的生死爱恨也难以给读者带来情感上的震动。
高盛婕发表于“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的短篇《白房子》，几乎通篇都是“我”呓语般的叙述。“白房子”，或许是“我”绝望、颓靡的情绪的承载物或出口，遗憾的是，梦境般破碎、晦涩的场景与语焉不详的情节并不能为读者对“白房子”寓意的理解提供多少有效信息。小说里的情节与情绪都是在一个平面上原地打转，缺乏纵深方向的延展。
苏阳与毕非一登上第9期《西湖》“新锐”栏目。
苏阳的三个短篇《我们的村庄》、《童花头》与《我的师傅金大力》分别以钉子户老周、闵栀子与金大力为中心，在他们“几乎无事”的悲喜剧中，各自的生活哲学不声不响地裸露出来。为住房问题殚精竭虑的老周、工作懒散并淹没于众人的闵栀子、企图改变生活终至颓唐的金大力，作者在写这些人物时甚至不需某个特定的原型，因为他们具有如此广阔的普泛性。苏阳所织绣的人物群像，针脚细密甚至繁琐有余。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以及他们微不足道的个人史，既看不出花费了作者多少心机，也不需要读者的长吁短叹，但是它们作为对现实的仿真，似乎本身也具有“档案”的意义，如果在数量上形成一定规模，或许也自有其价值。毫无疑问，作者同时也被推到新写实小说曾经面临的致命问题前：既然文学与现实缺乏必要的足够的距离，那么文学何为？如果文学不再更新读者个人的阅读经验，那么文学的原创力究竟发挥在何处？更重要的是：老问题为何重又成为新作家的写作困境？
接着是毕非一的两个短篇。《我要坐牢去了》用无厘头的逻辑，从“我”初中遇到孙老师进而发奋读书考上高中开始，一步步推导出“我要坐牢去了”的后果。狂欢化的叙述不断地往真实感的气球里吹气，终于将之吹破，最终落得四不像的局面：看似紧贴生活实则全属臆造，看似荒诞不经实则荒唐有加，看似讥讽现实实则批判乏力，看似有所悲悯实则无所同情。《在古镇，张村》似乎可以拆分为两个故事。前半部分迷离恍惚，写“我”接到电话而回古镇探访故友，但不知探访对象是谁；后半部分突然“偷渡”到几十年前与伙伴摸螺蛳的回忆。作者所驶的渡船大概是一艘潜水艇，只是潜水艇在适当时候也该浮出水面，让读者心里有底才是。
《西湖》第10期“新锐”首先推出梁帅的两个短篇《晚饭新闻》与《爱情的陋习》。《晚饭新闻》用十一个片段组装起退休者老丁的尴尬生活画面，踏踏实实地描摹老丁的人际关系、情感历程这些日常生活情状，本来无事。但在后半部分，作者搞出老丁被女色诱骗这么一点“麻辣”故事来，翻不出新意，也就无关现实痛痒。相比之下，《爱情的陋习》在叙述上就没有这么老实本分，企图玩“移形换影”的花招：受“自杀”的嘎马电台主播嘎马的影响，PP当上了鬼故事电台的主播。一段扑朔迷离的情节后，作者揭开谜底：与PP同床共枕、为她创作鬼故事的作家L就是嘎马本人。如此写作无异于一次无效的铤而走险。两篇小说都把重心放到最后一段，“欧·亨利式”的结尾给读者带来无奈的小小惊讶，实则降低了写作的难度。
读到“新锐（二）”维吾尔族女作家阿舍的三个短篇，在对《西湖》的“阅读史”里，是一次久违的惊喜。
《核桃里的歌声》虚构了一个核桃林的精灵世界，精灵们优美的歌声成为暂时化解“我”的烦恼的外在力量，核桃林因此成为“我”隐秘的心灵居所。如此青春的、纯粹的想象，在作者笔下却不乏稳重，灵动的意象因此有了一定的重量。但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却是“我”（18岁女孩）对母亲美丽的身体的带着虔敬心理的想象与触碰，把少女心灵深处萌动的难以摹状的欲望表现得含蓄而淋漓。遗憾的是，“我”和母亲这一条线没能充分地发展起来。《奔跑的骨头》是对一个特殊情境中的母亲复杂情绪的切片。矿区墓地准备迁坟的消息，给映照妈带来了难处：映照父亲的坟只是一个空坟，而映照妈当年为了慰藉自己与女儿，欺骗女儿说已找到在矿难中死去的父亲的尸体。说与不说、怎么说，成了映照妈艰难的抉择。作者选择进入人物内心的角度之刁钻，之锋利，直接有力地将个体精神内部的艰难命题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奔跑的骨头》需要的，或许是更为紧凑的行文与更富于张力的结构。
《苦秋》是对民间伦理的一次诗意书写。
村里的好女子马尔焉，其哥哥患上了血癌。在村人的逻辑中，是马尔焉与母亲克死了父亲，如今又将克死亲爱的哥哥。一次偶然的机会，马尔焉得知母亲为哥哥治病的绝密偏方，乃是千辛万苦求来的三个月大的胎儿。为了挽救哥哥的生命，马尔焉在寒冷的秋夜潜入了男子苏来茫的茅棚，生硬地开了口：“过来，你抱住我。”
阿舍在《苦秋》中所借以运作的是完全民间的伦理，它把死与生的轮转、救人与自我救赎的共进简化成好女子马尔焉的一次“献身”。它甚至是“落后”的、封闭的，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形态的伦理观的渗透（虽然故事发生在当代），但我们无需诟病，因为这种简单、自足而略带粗暴的乡村的伦理与逻辑，正以它反诗意的力量而恰好呈现了某种诗意的美学效果。
马尔焉的伊斯兰教信仰内化为现实的生存态度，她的价值取向不在于未知的彼岸世界，而在于此在，在于对现实生命的拯救。在乡村，马尔焉的宗教信仰与乡村伦理紧密相扣，共同促成了她的“献身”。因此，这个看似波澜不兴实则惊心动魄的的现实场景，带出了丰富的历史纵深。
所幸，《苦秋》没有像众多反映乡村伦理的文学作品那样苦情，它带给我们的不是廉价的感动，它流动于暗处的朴素的力量静水流深，厚积而薄发。《苦秋》不是民间传奇，甚至不是寓言，却包含了粗砺土地上令人怦然心动的生存秘密。
从《苦秋》所看到的女作家阿舍，身上带着的是真正的民间姿态。民间，在这里不仅是一个作者身份或作品题材上的概念，更是对土地的虔诚，与直面土地暗处的勇气。此外，在语言的严肃性被消解得支离破碎的当下，我们尤其需要像阿舍这样对语言保持敬畏的作家。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光芒，实质是作家内心的光芒，是对纯正的文学性的坚守的折射。
固然，阿舍的作品并未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感，它浓郁的抒情气息也不可避免地带着青春的痕迹（有时甚至过度），使它偶尔略显稚嫩。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对阿舍的潜力保持充足的期待。
《山花》、《西湖》2008年第9-10期推荐篇目：阿舍《苦秋》（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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