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2009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是该刊创刊以来的第600期，又临近新中国60年大庆，如此隆重的庆典号以“新锐专号”面貌推出，又伴以因刊登郭敬明《小时代2》而脱销的新闻，格外引人注目。虽然编者称这份新锐专号并不是“几零后”专号，但“80后”各种写作力量确实在此集结亮相，并被精心编排：重推的是期刊新人，重磅的是偶像明星，殿后的是现在网上栖居的“纯文学”同仁作者。这似乎验证了一种说法：今日文坛已经从大一统变为三分天下（主流文学、商业文学、新媒体文学）。虽然编者有意选择比期刊还“纯文学”的同仁写作代替网络文学，显示出明确的精英标准，但仍然无法遮挡价值观念和艺术原则的冲突——郭敬明《小时代》中对“金钱奴隶制”的信奉推崇和对国内外流行文本大规模且常规化的模仿拼贴，都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严肃文学创作原则直接冲撞。这显示出作为“国刊”的《人民文学》虽有敏锐的纳新意识、宽广的吸纳胸怀和明晰的标准倾向，但对于另三分之二先入市场的“新锐”已难有整编力量，唯余聚集功能。
作为多方新锐的综合展台，本期《人民文学》显示的创作质量总体令人遗憾，深层更令人不安。这遗憾和不安不是来自《小时代》——它的成功与否更应该以文化商品的标准来衡量，而是来自与之抗衡的精英文学（姑且用这个概念）创作。无论是期刊新人还是网络“纯文学”社区同仁，都让人看不到足够的活力和冲力，甚至缺乏虔诚和才华。那些在郭敬明身上存在的病症（如缺乏原创性、疏离自身经验、语言泡沫泛滥，等等），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存在着，只不过变了一种方式。他们的创作笼罩在各种“腔”里，比如，“期刊腔”，“纯文学腔”。如果说，郭敬明是模仿，他们则是沿袭。而且，不得不说，前者模仿的背后有数十万粉丝追捧、“新新人类”欲望奔涌的生机，后者沿袭的背后却难掩精英文学日益圈子化、“贵族后裔”缺乏繁殖更新能力的暮气。老实说，作为受传统精英文学培养、与主流文学体制共生的学院派研究者，看到这点是最黯然伤神的。或许今日文坛之变局，不是新生力量太强大，而是传统力量太衰落。面对资本风暴和媒介革命，精英文学如何重新寻找立足点，再整山河，前辈需彻底反思，后生需脱胎换骨。
“文化新贵”的身份探底：由《人民文学》600号说开去
徐妍 刘莉芳
近日，《人民文学》第六百期刊发了青年新锐的作品专集。其中，郭敬明最新长篇《小时代》2.0作为主打内容，位置显赫，备受关注并引起争议。按下《人民文学》的编选意图不表，单说这个事件本身对于“80后”的文化意义。
不知不觉，“80后”从“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青涩出炉，到近日在《人民文学》以文坛新锐身份整体亮相，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来，“80后”身份的暧昧不清始终是其最为尴尬的心病。其中一位领军人物郭敬明同样承载了各种光环包围中身份悬空的焦虑。不过，随着《人民文学》第六百期的刊出，郭敬明终于在市场经济大盘震荡后确立了“文化新贵”的身份地位。换言之，《小时代》意味着郭敬明所意欲打造的文化产业共同体的构想全面开花，由此探得现代传统文学的底线。
回想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一副稚嫩模样的郭敬明实在低调得如同一位高中生，而随着时光的推移，当年那位“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仰望天空的小孩”①，俨然变成了市场和文坛的双栖巨星。畅销书作家、文化公司老板、天娱传媒文学总监、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文学之新”大赛评委、《岛》工作室监督和企划、《最小说》主编等等头衔，一并如镁光灯一样围绕着他，闪烁、耀眼，让人应接不暇。对此，郭敬明一一笑纳。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作家这个身份太小了。对于我整个人生的规划来说只是一个起点。”②看来，仅仅作家，并不是郭敬明的人生目标。“文化新贵”才可满足他的胃口。然而，要当“文化新贵”，首先要有出名的机会和平台。对于“80后”来说，最便捷的要算“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问题是，郭敬明作为第三届、第四届一等奖获得者，为什么会后来者居上？固然是时势造明星，但也有郭敬明的勤奋加聪明。郭敬明不像韩寒那么高调地以反叛者自居，也不像韩寒那样竟然在反叛之途闯入现代传统文学的营垒。郭敬明宁愿低调地以退为进，依据当下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需要，经营他的文学理念并付诸行动。
阅读郭敬明作品，一直在反复讲述“一半明媚，一半忧伤”③的故事模式：成长中的少年主人公，拥有上天赐予的才情和财富，却不断遭遇磨难，其中不乏宿命和死亡。这个故事模式除了抚慰年轻粉丝的心灵，还提供了郭敬明如何依据体制需要从“文学青年”演变为“文化新贵”的踪迹。
2001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爱与痛的边缘》，是郭敬明的第一本散文集，虽然仅发行10000册，但一位体制外的文学青年的表达欲求诚挚、动人。2003年1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郭敬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虽然在结构上接受了日本动漫《圣传》的影响，但因他尚未成为畅销书作家，梦想的凄美，语言的精致，都显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文学天赋。2003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大多是高三时写的旧文，倾诉了一位文学青年的沉静、伤痛和向往。然而，2003年1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不仅装桢时尚、星味儿十足，而且因身份大变、手法也大变，从倾诉到转述，并陷入一场官司之中。2007年5月长江文艺出版集团推出了长篇小说《悲伤逆流成河》，不到一周，就销售百万册，此时的作者，虽然经历了官司风波，但市场体制的庇护和偶像派巨星的魔力，人气反而飚升，加上郭敬明熟稔煽情的秘籍、且在语言上花费了相当的心力，齐铭和易遥的恋情不知赚取了多少粉丝的泪水。不过，客观地说，郭敬明到《悲伤逆流成河》为止，既没有祛除现代传统文学的基本要素，也没有沿袭现代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故事是现代的故事、人物是现代的人物，但叙述——这个现代小说最难处理的要素，却被娱乐化的方式所取代。
到了《小时代》，“文化新贵”加上人气巨星的身份已经没有必要再受制于现代传统小说的规训。应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主义的需要，《小时代》1.0全新改版了现代传统小说中几乎所有安身立命的基本要素。这是《小时代》格外需要被关注的原因。
先看文体。如果单纯依据字数而论，每部近四十万字、一共拟写五部的系列小说《小时代》可谓堪具诗史规模。《小时代》出场人物颇有阵容——除了“80后”一代，还出现了前辈人物形象；场面也集中了现代大都市上海的顶级豪华消费性场所，线索纷繁。但是阅读其内容，姑且不说不具备诗史的思想容量、历史深度，单说现代诗史小说的文体特征也被消解。《小时代》围绕顾里、林潇、南湘、唐宛如四位同学、闺密的求职、恋爱，生发出上海新贵商业圈。每一章情节不断推进，但内容却选取了复制的方式。如果按照这种套路制作下去，以郭敬明的才华可以生产出N部。正如“小时代”对应于“大时代”，反现代诗史小说就是《小时代》的文体。
再看叙述方式。《小时代》倡导的是降低阅读难度的“浅叙述”方法。时间的倒叙如键盘回车那样易于操作，空间的转换如时下流行的肥皂剧换场那样便捷。这种时空的处理方式不仅与现代诗史小说有根本不同，而且与现代小说相比，也不太搭界，因为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就是如何设计高难度的时空。与叙述方式相关，郭敬明作品最有杀伤力的语言，在《小时代》中也缺少了以往的精致和耐心。类似于“这是一个以光速往前发展的城市。旋转的物欲和蓬勃的生机，把城市变成地下迷宫般错综复杂。这是一个匕首般锋利的冷漠时代。”等等璀璨句子，大多是他人经验的转述；而类似于“他像是一枚难看的补丁，缝在上海物欲横流的精致街头”等等比喻，原本是郭敬明作品的“招牌菜”，却显得生硬和蹩脚。或许正是因为《小时代》1.0的语言泡沫沸腾，《人民文学》第六百期刊发的《小时代》2.0进行了再编辑。比较《小时代》1.0，《小时代》2.0的文字和结构精良许多，但也因此让人心生疑惑：“整容”后的版本是否失去了原貌？如果小说可以被如此大段删节，这个文本岂不成了注水的电视剧的脚本？
最后再看叙述立场。小说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主义潮流的认同和推崇，消解了现代小说的批判性立场，由此成为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对象。《小时代》的核心词不再是“明媚的忧伤”、“45度仰望天空”，而是“国际一线品牌”、“名车”、“豪宅”“文件”“讨价还价”、“心机”、“盈利率”、“商业价值”等语词，让人感觉不是在阅读文学作品，而是在接受一个新业态公司的总管培训。此外，当作者、叙述者和《小时代》中的新贵联手巩固并强化市场化时代残酷的竞争机制、认同一种“富则贵，穷则贱”的生存哲学时，现代小说叙述立场的批判性也被消解。相反，为大牌明星郭敬明量身定作的广告倒是抢眼。
不过，上述问题也许压根就构不成《小时代》的硬伤，反而隐含了郭敬明成功的秘籍。郭敬明借助《小时代》终于在探得现代传统小说的底线后，又越过底线打造“文化新贵”的梦想：以文字生产的方式，既富且贵。在“80后”一代集中承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压力的背景上，《小时代》以白日梦的形式满足了人性中意淫的需要。这样，尽管《小时代》对于粉丝读者没有任何承诺，但粉丝的眼睛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不禁泛绿飘红，阅读的快感油然产生。不仅如此，“粉丝们从文化工业的商业产品中（文本、明星、表演）创作出了自己的文化。”④对于郭敬明来说，粉丝，作为“过度的读者”“不仅经常大量地购买‘衍生’的产品，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宝贵而又免费的有关市场趋势和偏好的反馈。”⑤因此，郭敬明可以依靠粉丝这个额外超级市场坐收红利了。
然而，郭敬明的成功之路不可仿效。《人民文学》第六百期其他“80后”作者依然接续了现代传统文学的路数。马小淘的中篇《春夕》、吕魁的中篇《莫塔》和王甜的《集训》同样描写都市“80后”的情感世界，但均以现代小说的叙述方式击穿了都市新贵眼中漫画般的白日梦。吕伟的短篇《狼烟》讲述少年成长的伤痛历程，充满先锋小说的荒谬意味。蒋方舟的散文《审判童年》对人性进行深度拷问，其现代的阅读谱系构成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批评武器。苏瓷瓷的散文《一望无际的忧伤》、顾湘的《六楼厨房》忠诚于青春经验的书写，并没有逾越现代散文的文体边界。可见，“80后”与现代传统文学告别，也着实不易。
郭敬明自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后，又因《小时代》而创造了市场和文坛双重成功的神话。《小时代》改变了现代传统文学的既定观念，也就难以用既定的现代传统文学的评论标准来评价；既然郭敬明早已不把自己当成作家，又如何能够用作家的标准来要求他呢？随着“文化新贵”身份的确立，这道“明媚的忧伤”逐渐由立场转换为姿态，也就不足为怪了。
八零后写作：狂欢下的失语症
丛治辰
我始终认为，对1999年以来所谓“八零后写作”或“少年写作”或“青春写作”现象的探讨，应该从郁秀的《花季·雨季》开始。尽管在这之前也有个别少年文学天才的传奇，如据说五岁能写诗的老咪，如《少年文艺》时代的饶雪漫，但都寥寥落落不成气候，也未受到广泛关注。而《花季·雨季》不但迅速畅销，使郁秀成为第一个具有明星效应的少年作者，而且带动出版了一系列跟风之作，甚至在此之前出版的散文集《十七岁不哭》（孙芳芳），都因之重新得到读者关注。跟风的作品中，虽也有少数为成年作者创作，但大多如郁秀一样，是以学生身份书写校园青春生活。
我记得我是在一个阴霾下午，从我家乡小城新华书店的角落抽出那仅剩的一本已被翻烂的《花季·雨季》。对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我来说，这本小说显然别具魅力：在此之前，我从未读到过由同龄人书写我们自己生活的小说。尽管小说中的中学生活，其实与我的生活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或许正因如此，我格外迷恋于这种可供想象的现实镜像：仿佛触手可及，其实镜花水月；而越是镜花水月，越有阅读的欲望，想要看看我所在的狭隘现实，其实可以是怎样。这样的生产与消费逻辑其实十几年来都未曾发生变化，据此更可理解我将在下文提到的所谓“八零后写作”的新特点。当时《花季·雨季》的封底，照例请一些著名评论家写下片言只语以作广告，其中一条引起我特别关注，原谅我已记不得出自谁手，只记大意说：《花季·雨季》是自肖复兴的《早恋》之后，最生动真切反映校园生活的作品。充满阅读欲望的我自然到处寻找肖复兴先生的《早恋》，而一读之后竟然让我险些跌破眼镜：从人物性格到关系设定，从情节安排到叙述形式（两部小说同样都以第三人称叙述和借助日记、信件的第一人称叙述交叉进行），《花季·雨季》都与早它多年出版的《早恋》过分相似。我当然很难判定《花季·雨季》是否抄袭，这样的判断需要严格的界定，但至少可认为是一种过度模仿。除了稍微重组情节，点缀时代道具，郁秀唯一的贡献可能就是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深圳高中生的语言方式嵌入小说当中而已。
之所以以如此长的篇幅讨论《花季·雨季》，绝非借此缅怀我懵懂的少年阅读经验，而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既可说是后来“八零后写作”的先声，更可看作一个预言。后来“八零后写作”的种种特质，都在《花季·雨季》的小说文本及市场现象中症候性地出现了。容易被注意的当然是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在商业运作中的成功，但在我看来更不可忽视的是封底那则评论所透露的，主流文学界对它的暧昧态度。我一直怀疑那位批评家乃是有意为之：以我当时的文学水准都能看出两部小说的惊人相似，该先生会懵然无知？依据我的揣测，这位先生既被请来为小说做广告词，自然不能不说好话，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又实在没能忍住，于是将腹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如此隐曲地戳穿极具吊诡的意味，或许可令我们想到时下主流文坛对“八零后写作”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而更重要的则是发生在文本内部的重要变革：如果我们不把两部小说的相似理解为抄袭，而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是不是更能够理解当下“八零”一代写作的困境呢？而商业运作的模式、主流话语权的影响和作品的形态又构成复杂的互动，在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当中彼此规约和改变。
1999年上海《萌芽》杂志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其实本来是希望借此对体制有所反思——当时对于语文教育的讨论正热火朝天。韩寒之所以后来被那样重视，也与此相关：这个七门挂红灯却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孩子显然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符号。而当这一符号被市场注意并充分发掘，进而成为某种文化偶像，当其长篇小说《三重门》以极不理智的狂热被购买、阅读、吹捧，以及模仿的时候，八零后写作似乎已再难与消费文化和商品市场脱开关系。白烨的判断虽然为韩寒所愤慨，但还是说出了一个重要事实：与前此的文学写作者不同，八零后并非从文学体制内部登上文坛，而是出道之初就遭遇了他们成长的独特环境，与市场的密切关系必然影响这一代的写作方式、写作理念和写作形态。在这种境遇当中，甚至连愤怒、偏执与个性都有可能成为某种表演。如果我们还能回忆起韩寒刚刚暴得大名时，与三好学生的代表黄思路一起参加的那次电视访谈，想必仍对他桀骜不驯又机智聪敏的表现记忆犹新，但是摄像机几次有意无意特写他紧紧拧在一起的双手，已暴露这个当时不过二十岁的少年内心的紧张与焦虑。记得那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寒的高中同学们都认为他在学校生活中很好相处，并非尖酸刻薄之人。则我始终担心，在他后来的博客中他动辄的破口大骂，究竟是他才华横溢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潇洒本性使然，还是已经完全沉迷于他甫出道时媒体们大力营造的体制叛逆者形象而自失本心？
而继韩寒之后，郭敬明这一超级偶像的横空出世具有一种更新的标志性意义。自《幻城》出版，到《最小说》创刊，到加入作家协会，到成为长江出版集团的副社长，郭敬明在商业上的空前成功甚至使他频频接到主流文学界递来的橄榄枝。即使如我的小人之心所揣度，韩寒嬉笑怒骂的批判乃是别一种自我营销，这一商业行为毕竟还是戴上了纯文学或者说知识分子传统的面具，那种阅读的快感和批判的力度往往使人叹服。而相比之下，郭敬明提供了一种完全商业化的文学创作模式，他向消费主义的全面倒戈和彻底投靠为新世代的文学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其实指责郭敬明抄袭的声音并非从《梦里花落知多少》开始，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类似的投诉就不绝如缕（指《幻城》的情节取自日本漫画《圣传》）。前者的抄袭案已由法律做出裁决，而后者，根据我的判断，郭对于部分日本漫画确实有重度借鉴，甚至他的大部分小说，我都认为情节上要么很粗陋，要么有搬抄的痕迹。但是我并不认为应该因此而非难郭敬明，这涉及到我们在指控他的时候，运用的是何种典律。从传统文学批评的角度看，郭敬明的小说当然不但在思想上缺乏深度，更在故事情节上缺乏原创的能力，而语言虽然华丽，但是浮夸甜腻，辞藻的丰满大过表达的实质，乃是历代文论最鄙薄的末代文风；简言之，郭敬明也就语言还有特色，但是不会讲故事，还有抄袭的嫌疑。——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用传统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审视郭敬明以及此前的郁秀吗？我从未认为郭敬明抄袭是问题，是因为我从未将他看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家，而更多看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对于一个秉持独立创作精神的传统作家，抄袭是最大的罪恶与羞耻；但是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收集生产资料，加工、组合、提炼，以生成有价值的商品来出售，乃是天经地义。这样说可能会令读者误以为我在刻薄地讽刺郭敬明，那么请大家注意我的定语“传统意义上的”——或许我可以换一个说法，即郭敬明恰恰背叛了传统的写作方式，开创了全新的文学创作手段。在这个传统退位、什么都可以旧貌换新颜的时代，谁规定了文学一定得是原创？谁规定了抄袭的文学就没有价值（至少我有商业价值！）？你怎知我的“抄袭”不是后现代小说中所谓的拼贴与戏仿呢？
郭敬明小说情节原创性的丧失，实际上表征的是其真切的现实经验的缺失。这方面的不足当然与他出道时年纪尚轻，未能积累足够的个人经验有关，但显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每个年代的写作者，步入文坛的时间并不都比八零后晚多少，如王蒙，但是其写作仍然呈显不同的样貌）八零后一代是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长大的一代，其写作更是一开始就建立起与市场的合谋，在这样的时代，曾经鼓舞着他们前辈写作者的那种历史的沉重感消失了，不再有历史与个人相撞击时那种英雄的悲剧时刻，有的只是被拉平的时间和空间，是平庸的日常生活，是琐碎、无聊、纸醉金迷，以及作为文人未能进入这一社会主流的那种挫败感。没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人的作家那种沉重的经验，个人的欲望反思与书写又已被七零代人耗尽，留给八零后代的只有一个不堪面对的生活现场，一派符号丛生的虚假繁荣，以及一个不断激发表演欲的灯光舞台。因此，八零后代既不承担，更不反思，甚至也不宣泄，而只要表演，看与被看。
从这个层面说，八零后写作的最大问题，并非写作技巧层面的不足，也非创作态度的不严肃，而在于普遍缺乏独特的个人经验和时代经验，缺乏真切、深入而必将带来痛苦的观察与思考——既针对自己，又针对时代。我说这样的缺乏是普遍缺乏，即那并非郭敬明或郁秀个人的问题：我们重新来读《三重门》，那些绝妙的比喻和格言或许仍然令人拍案，但是不可否认，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都显得粗糙单薄，小说变成了格言集，只能说明作者还缺乏提炼生活和重新组织生活的能力；我们来看张悦然，她的决绝与残酷当然入骨三分，但是在那近乎变态的情绪之下，真的有我们真实的痛楚吗？那些想象性的痛楚，真的能够替代我们个体的感觉吗？又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以此建立对于痛楚的想象？想象性的表演是否将在此再一次替换掉经验本身呢？
而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市场上移开，转向纯文学阵营，结果又将如何？2009年第8期《人民文学》以整整一期，排发年轻作者的作品，这些作者除一位之外，全是八零代生人。卷首的《留言》义正词严地说明这样编选的道理，但仍然难掩试图向年轻一代写作者和市场示好的尴尬心态。其实在八零代作者最大的已届29岁的时刻，这样的示好理所应当：他们已经应当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而我们正可以借此“国刊”组稿的情况，了解一代文学创作的实力和生态。在这一期作品当中，收录了郭敬明、蒋方舟这样依托市场开始写作的作者，但更多是八零代作者中，依然在作协的体制下写作、发表、步入文坛的年轻人，也就是所谓纯文学体制培养出来的写作者。他们的纯文学视野和操练，是否为我们打开了一些新的经验呢？即以中篇小说言，头条是吕魁的《莫塔》，讲述了刚刚大学毕业的“我”如何通过当下最流行的SNS网站“校内网”（笔者撰写此文时，“校内网”已为日资购买而更名为“人人网”）与俄罗斯族美少女莫塔相熟，莫塔一方面为了生存，一方面为了虚荣，过上傍大款的生活，而被她作为哥哥看待的“我”始终压抑着内心对她的爱，而叹惋她的凋零。小说就好像一个九十年代的老情节，撒上了点网络时代的味精。是不是有了流行网络工具的点缀，滥俗的故事情节就能够摇身一变，称为网络时代的新经验呢？这样的搬用和郭敬明、郁秀的“借鉴”又有多大的差异？纯文学对于时代和人性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又表现在什么地方？马小淘的《春夕》探讨的是恋爱中的某种微妙心态，能够把人与人的关系、内心与现实的关系处理得透彻清楚，已属难能可贵。但令我不耐的是江小诺和徐子清在小说中一触即发的贫嘴斗嘴，语言汪洋恣肆，看似有趣，实则根底空空，未能承载任何有质量的东西。当然，这或许正是马小淘希望营造的文本氛围和希望塑造的人物性格，但我的不耐也绝非个人趣味使然：以语言的蔓延掩盖小说的筋骨，是否恰恰透露出作者对于小说重心的倾向？小说的戏谑趣味和内在主题，究竟哪个更被马小淘看重？还是在写作的快意中已经恍兮惚兮，从而放松了控制和经营？而王甜的《集训》，则不管在语言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殊无可观。大学生应征入伍，本来应该非常具有时代特质，而在王甜写来，倒更像是大学一年级军训之后的回忆文章。军营的复杂性，人在谋求前程时的压力以及在此压力下难免的心理扭曲，人和人之间残酷的竞争关系，王甜未尝不想涉及，但是都只稍稍停留便轻轻飘开，作者显然还未学会如何在军训故事的老瓶子里提炼出最独特的经验。而本期刊物编选的三个短篇，则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想起文学史传统中的那些前辈写作者，如朱岳的《敬香哀势守·迷宫制造大师》，先锋派的痕迹一目了然，平心而论，手艺也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躲藏在纯文学传统的迷宫当中，真的就比包裹在消费主义的糖纸底下更加高尚更加富有价值么？对于文学的创新而言，丰厚文学资源的继承当然非常重要，而且必要，但是如果不能携带着自己真正的痛楚和沉思从中刺出，如果没有这临门一脚，那就不过是另一种封闭和想象，或者仅仅还在学徒的阶段而已。
纯文学刊物对于八零后或曰年轻一代写作者（朱岳就并非八零代生人）的示好或试图收编其实早就开始，2008年第4期《十月》亦以几乎整期刊物的版面发表他们的创作，所展现的水准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与这期《人民文学》亦相差不多。不管是郭敬明，还是所谓纯文学，我们几乎都已无法在其中发现新的故事、新的质地，甚至哪怕是新的细节。仿佛所有的故事都已讲完，只是所有的故事都又再涂上新的颜色，以期焕发出新的光泽。无论是韩寒的愤怒，郭敬明的忧伤，张悦然的决绝，还是纯文学对于文学传统不加更新地继承、对于现实生活不加处理地描绘，都不过是一种光泽而已，而敲打之下，腹中空空。当然，我仍然无比真诚地、毫无讽刺挖苦之意地提出我的困惑：是否这样的写作，恰恰是新的写作的方式呢？至少现在，我很难回答。我只能说，我所看到的八零代的写作，尽管看上去光怪陆离，像一个狂欢的夜场，既有语言的泛滥，又有情绪的张扬，甚至还有纯文学资源的堆砌，更不用说在文学文本之外、文学场域之中的种种喧嚣；但在喧哗与骚动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黑洞，一个表达的黑洞。我们真正的声音，或许从来是喑哑的。
2009-9-15
面对时代错位与尴尬
——看《人民文学》总第600期“新锐专号”
陈新榜
今年第8期《人民文学》是该刊创刊以来总第600期。此际推出“新锐专号”，不但有吕魁、马小淘、蒋方舟等一众1980年代生人的作者登台，更是邀来“80后”的标签人物郭敬明压阵；另外还吸纳了黑蓝论坛的朱岳、赵松、顾湘和搜狐网的吕伟等活跃在网络社区中的“纯文学”写作者。如此阵容，不难看出其中暗含整合新一代文学写作者的意图。总体而言，和该刊2007年第11期有些老气的“青年作家专号”相比，本期小说有不少时鲜材料，语言生猛，算得上本色当行。然而从更严苛点的高度看，本期对“新锐”的选择其实充满了误认，充分折射出传统文学期刊与当前文化环境整体的错位，以及其所处位置的尴尬。
首先要说的是据说令本期杂志迅速脱销的《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郭敬明，长篇小说《小时代》第二部节选）。此篇最刺目的是一溜明晃晃的商标：LV，Longchamp，H&M，Dior，Prada，Channel，Vertr，Kenzo……，人物的英文名Lucy，Neil，Kitty……，还有一副西崽相的人物嘴里不时蹦出用以自高身价的粗浅英语。以及文中还不厌其烦地罗列的四十四块五钱一盒的番茄、二百九十九块钱一盒的口香糖……。甚至于看人、叙事都是物化货币化的：形容感情“比环球金融中心的地基扎实”，形容脸色不好则是“以为信用卡欠费被起诉”……。小说里的人物按金钱与权势顺序排列构成等级金字塔，所有人都在上层面前俯首帖耳，在下级面前颐指气使。而金字塔尖的“唯物”主义半神们一身富贵披挂，只是靠堆积贵重饰品以填充空洞自我，提升自身附加值。于是，自我实现就是物化，自恋自然就表现为恋物，“俊”“美”等等都不过是附丽于金钱的标签罢了。小说的叙述则充满了笃信商品拜物教的虚荣、艳羡以及无法抑制的炫耀欲——这些大多是由“我”（林萧）叙述的，可是这个将“要想在娱乐圈或时尚圈立足，那就只需要做到一点：接受不公平”奉为圭臬的人物在其好友顾里心里竟成了“最干净最珍贵的宝贝”。文中大段华美堂皇的赞叹不过是矫饰以炫目，连篇累牍说的无非是俊男靓女貌美多金，背后纯粹是鼓吹消费欲的实现，以满足低劣的挥霍想象，充满暴发户特有的市侩伧俗的酸臭。于是，越赞美就越显得反讽。如果全篇都是严格的第一人称叙述，尚可推脱为只是“我”的特定视域，然而诸多视角溢出之处叙述也相差无几，那么显然“我”只是作者的肉喇叭而已。对此，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于是反过来又在叙述中频频不无反讽地自我调侃，然而诡异的是：越反讽越张狂，越让人觉得溢恶横行，越是充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快感。此种怪现象根源就在于：这个“时代”是“小”的，其呈现的世界只有封闭而单面的物质化现实，因而，除了现世的货币与权势，在其中找不到别样的价值认同，也就没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来制衡势利的拜金主义。无怪乎人物、叙述者乃至作者都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布资本奴隶制的君临天下。
事实上早有读者指出《小时代》第一部《折纸时代》的情节和氛围乃是《欲望都市》《绯闻女孩》甚至《流星花园》等室内喜剧、偶像剧的杂糅乱炖。而明眼人也不难看出《虚铜时代》关于时尚界的诸多情节桥段其实是直接转贴自电影《时尚女魔头》（一名《穿Prada的女王》），以至于有人讥讽为“穿Prada的妖蛾子”⑥；其搞笑段落尤其是唐宛如这傻大姐式悲惨绿叶形象对郭本人而言算是突破，不过这些堆砌的笑料及其手法基本上也是沿袭自日本动漫的过场常套——更明显的例证则是其中不时脱节地点缀着的《新世纪福音战士EVA》片段；而屡屡出现的男性角色之间暧昧联想则取法于BL（Boys’ Love）小说，只因如今耽美受众的“禁断”情结已然成为一种时尚。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郭敬明先生“借鉴”成癖路人皆知：甫出道时所写的校园感伤体散文就已如安妮宝贝附体；一鸣惊人的《幻城》也拖曳着CLAMP《圣传》《东京巴比伦》《X》的影子；其后惹上抄袭官司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更不必提了（或许宣泄对抄袭事件之满腔怨毒的《夏至未至》才是郭先生最贴近自身经验最富原创性的作品）。多年实践使郭先生练就了一时无两的文字改装术。当然，如此过度“借鉴”并非没有代价，《虚铜时代》中除了十三不靠的大段抒情段落依稀留有痕迹，当年在“爱与痛的边缘”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幻城华丽丽滴悲伤到“内牛满面”的1.52m惨绿少年无影无踪，其实众所周知，在混迹娱乐圈前这个形象就已形神俱灭。从清纯媚雅到任性媚俗再到张狂恶俗，郭敬明凡经三变，如今俨然娱乐圈宠儿的他惟有媚态依旧可掬。于《虚铜时代》，与其说他是厨师，不如说是调味师甚或是拼盘的更为合适——当然在细处依然不失其一贯的玲珑乖巧。作为文化掮客，尽管郭氏对时尚、美剧、动漫、耽美等各方面的知识刚刚迈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他拟想的受众并非资深漫友也非耽美腐女亦非时尚达人更非学者教授：专为自己主办的杂志《最小说》连载而创作的《小时代》，本来是只要够唬弄中学生便告大功告成的，可是如此菊花宝典居然堂而皇之进了《人民文学》，如此才导致囧态毕现。这种深刻的错位的产生，说到底是由于当前中国文化娱乐产业之欠发达之故。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全民广播文学的粗放阶段，没有建立起发育成熟的按受众需求进行充分分流分层的文学窄播机制。而“郭精明”的精明就在于从这种粗放结构中发掘商机，针对teenage（青少年）这个特定的受众群体的兴趣，从雅文化乃至亚文化中挖来材料加以重组。郭先生不但主办目标清晰定位明确的杂志，此番更是亲自捉刀上阵，将时尚、大众文化、纯文学各路文化资源大杂烩一锅炖，制造出《小时代》这样一个非历史、伪写实的恶俗幻梦。此次艳遇似乎双赢：于郭敬明而言，是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自我营销，一次象征资本增值的潇洒走穴；于《人民文学》而言，也获得了满意的销量以及“新人”的拜纳。然而，胸怀宽厚的杂志编辑以及老眼昏花的研究者善意地将它视为“新”的青年文学创作而加以推介，似乎浑不知伟大的小四早已超越了“纯文学”乃至“文学”。
类似的误认也存在于本期的头条小说。《莫塔》（吕魁，中篇）起笔便是大学生中流行的交友网络校内网里号称“校内之狼”的“我”与学妹莫塔的网络调笑实录，粗看似乎写出了新世纪顽主们“玩儿嗨”的生活状态，显得生猛新鲜——恐怕这也是它之所被摆在头条的缘由。然而其后无论是“我”与莫塔之间的似爱非爱还是她吊凯子傍大款，一系列情节与叙述皆落入老套。此篇试图揭开莫塔以及“我”这票人浮华喧嚣之下的大悲凉，用心不可谓不佳，然而吕魁的本钱似乎只是“忠实于生活感受”（宁肯《吕魁——自我与他者的对话》），而此篇失了仔细观察用心体会的老实本色，是故小说前半部已显放纵后半部倍感矫情。可以说，开头处的炫新就已埋下人物心理线条走形的祸根。
假若说《莫塔》的麻辣语言毕竟像是老实孩子学说花嘴，磕磕绊绊，《春夕》（马小淘，中篇）则伶牙俐齿，一路如撮盐入火，毕剥爆响，活脱脱是一台斗嘴呛声集锦。小说里的江小诺混不吝地插科打诨间不容发，然而她千变万化的变脸下终究有副真面目，刺探打听试图掏出未婚夫陈年情事的醋海暗潮说到底是出于现世安稳的考量。作者的张致语言，以及她与徐子清由青梅竹马而夫妻不成成死党的诡异友谊，的确令人有新鲜感。不过，本篇天花乱坠之下对江小诺微妙心理的体贴有加才是它比《莫塔》《小时代》高出一筹之处。可惜作者被人物传染，迷醉于逗乐语言的狂掷，甚至连小说叙述都被挟裹在其中唱和，与之同调共鸣，笔便常常收势不住，滑了出去，最后将未婚夫钟泽也写成了同样的腔调。如此，不难看出，正是对“新”的狂热追逐妨碍了作者的进一步挖掘。
以上三篇面目一“新”的作品都绊倒在“新”上，而其余看来较“旧”的作品则受制于文学传统，羁縻于“旧”的囚笼。和同样写新兵集训的《新兵连》（刘震云）比，《西南军事文学》编辑王甜规规矩矩的《集训》（中篇）虽然多少也带着新世代气息，偶尔绽出些调皮幽默和女性的温和轻盈，但到底难免让人觉得拖沓陈旧。
其余几位来自网络文学社区的作者，但除了以网络为交流媒介外，其作品本身与期刊“纯文学”实无二致。赵松的《邻居》（短篇）写都市鬼故事，其空间调度颇为小巧，然而没有经营出平淡中见恐怖的氛围，老楼房的昏暗阴郁以及冷漠的现代邻里关系这真正的现实恐怖被忽略了，于是到头来其实只是兢兢业业地写了一个鬼喊有鬼的老套故事。他的另一短篇《象》则努力把孩子们比附为失去亲情就会暴走的幼象，展示他们沉默之下无法言说的爱与怕。而小说从身为老师的父亲切入，并对他的心理进行过多不太必要的铺叙，卒使主线不显。《狼烟》（吕伟，短篇）努力塑造一个在家庭变故、同学欺侮的压力下狂奔街头的瘸腿少年（忒像《阿甘正传》里的少年阿甘），到底总是疏隔。
以上诸人皆“旧”不到家，相比之下，作为学徒，朱岳则聪颖得多。《敬香哀势守》（短篇）沾染日本剑侠小说风，虽然其刻画描写、氛围营造乃至主题都学得有模有样，然而缺少了精彩情节的纽结，便只是一篇浮浅的说理文章。而他步武博尔赫斯的另一短篇《迷宫制造大师》敢在博氏最擅长的迷宫主题上动土翻新，而且也翻出了些新花样，算是难得。作者于此构建了充满奇趣想象的迷宫类型学，从迷宫捕鼠器等现实范畴的迷宫，渐渐走入想象的领域，构拟出悠远杳渺的星座迷宫、音乐迷宫，以及别开生面的以基本迷宫样式为字母、以扩展迷宫方法为语法的“迷宫语”，最终通过“仿迷宫的迷宫”“反迷宫的迷宫”，质询此在世界的真实性，将迷宫的存在导向了思辨领域。作者将“迷宫”一词不断延伸，造就能指奇观，可说已得博尔赫斯三昧。作为玄学型小说，《迷宫制造大师》之所以不寡淡，还在于小说数个迷宫大师所制造的迷宫类型和他们的性格相呼应，而迷宫大师儿子死于自己的迷宫、迷宫大师在普通道路上迷失方向等等一笔带过的情节也意蕴丰厚。作者图谋还不止于此，他隐约要以五篇迷宫大师小传拱起第一层叙事，如同小说里以五个外围小迷宫环绕中心迷宫一般，试图将小说打造成迷宫中的迷宫，使小说阅读成为一次迷宫旅行。可惜整个小说的迷宫框架虽在，然而入口和路径过于偏狭幽暗，难以让人捉摸，就和只针对迷宫大师的“反迷宫”一样，读者难以察觉到本篇小说的自涉性。更严厉的质问则是源自文学传统的压力：面对博尔赫斯的典范作品，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众多“先锋”卷帙浩繁路数繁杂的操练，《迷宫制造大师》如何获得自身的意义？
其实，最为要命的压力还来自“文学”之外。
通览本期《人民文学》，《小时代》叙述上的粗糙散碎一目了然，然而不得不承认，就阅读的冲击力而言，它则比其它的强多了，而且它从头到脚洋溢着一种我主沉浮的文化自信。这恰恰是因为，它更契合这个“小”时代，更集中更全面地反射出我们时代的症候。概言之，“文学”之所以“失去轰动效应”并日渐边缘化，正是因为该“文学”是建立在晚清以来中国为完成现代转型而建构的“严肃性”以及由此催生的“革命”文化霸权基础之上。而1990年代以来，中国完全融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后革命”状况。这种社会转型自然带来相应的文化转向。在“有XX特色”的旗号下，市场、权力合伙建立了新的权贵资本的文化霸权。在默认甚至与之合谋的情况下，欲望、商业、通俗等“被压抑的现代戏”元素得到了全面释放，于是“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等策略性口号在失去其现实针对物——暴力斗争思维和伪理想主义之后迅速沦成为庸俗现世主义的伥鬼。与“新中国”伴生的共600期的《人民文学》观察在1950-70年代达到巅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运行状况的浮标，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从宏大叙事的“大时代”到如今“小时代”蜕变过程之一斑。因此某种程度上，本期试图容纳“新”的异质的努力，其实也可视为面对“小时代”手足无措的失位。与其说是它在整合《小时代》，不如说是《小时代》们悄然扩张地盘增强实力后开始砍旗，因为综览当下文化整体格局，实则大有可能演出反噬的一幕。从这个角度看，本期杂志的畅销倒成为一个令人替它胆寒的征象。
① 郭敬明：《爱与痛的边缘》第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9月第1版。
②陈万颖、王媛：《郭敬明：我早就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作家》，北青网，2008年12月19日07:31。
③ 郭敬明：《我和我的〈幻城〉——郭敬明访谈录》，见《幻城》第24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④ 约翰·费斯克：《粉都的文化经济》，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第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⑤ 第17页。
⑥ 蒋双超，《小时代》：穿着Prada外衣的妖蛾子，《中学生》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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