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史证明，文学批评是一个古老的存在，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之中不断地与各种文学观念相生相应。不论是林黛玉、阿Q还是堂·吉诃德、安娜·卡列尼娜，不论是崔莺莺、还是哈姆雷特，这些文学形象之所以被称为典型，是文学批评阐释着他们在历史潮流中的意义。因此创作与批评，便一直被喻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今天在全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中，低俗化泛滥成为了当下文学的危机，于是，人们呼唤文学批评的引导与激浊扬清，并焦虑追问：文学批评是否发挥了有所担当的社会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在这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文学批评是否还在场？
这个追问首先是问：文学批评能否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发现经典，构建文学史，并为文学理论的各种命题提供素材。其次还问：文学批评能否以它的发现、创见和想象主动与这个时代最敏锐的思想者及其文学作品构成有力的对话关系？并推动各类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或者说，面对繁复多变的时代，文学批评怎样以有效的方式，发出明晰有力的富有建设性的自己的声音？从而对这个时代有所担当。这种担当既是对社会和时代的责任，也是对个人专业精神的坚守。
检巡当下的文学，有太多对消费时代的妥协，太多对当下现实的忽略，忽略作者与人心与现实的对接。因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全媒时代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大多来自媒体，来自间接的经验，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当下，却不关心我们的时代，不了解我们的时代，这不能不说是个误区与盲点。文学批评更为突出，因为评论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从作品到作品”的批评文本的内在循环，很容易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批评家与社会现实隔膜更深。于是，面对间接生活我们常常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面对市场我们容易弱视与轻信，也容易缺乏自信心与判断力，更缺乏担当。
所幸的是，面对繁复多变的文学现象，清醒的有担当的批评家已经在自我叩问：该坚持时自己是否坚持？我们如此执着追求变化，是否思考过哪些东西是“不变”的？我想，不变的是对文学本身的认定，是对专业精神的坚持。
比如，市场化这把双刃剑与大众传媒共谋时，可以使文学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我们不可以为迎合市场化而“三俗”，丧失文学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甚至丢失中国文学传统，如艺术门类专业基本功的训练，文学传统的人物、故事、细节乃至思想等看家本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文学的教化功能与审美功能是不变的。
比如，当低俗文化泛滥成为今天文化最大危机时，很多行业都有人文精神失落的现象，文学界也不可避免，无论做人还是作文。于是在今天，情怀、良知与风骨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专业精神的坚守变得弥足珍贵；于是，我们面临着如何通、续、连、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与优雅高贵，才能不失落做人作文的根本？这不也是当下有担当的文化自觉？
又比如文学批评，当“媒体批评”津津乐道地夸耀发行量、票房、收视率和文学家在富豪榜上的排名之际，批评家仍然要有勇气谈论“美学风格”，或者谈论这部作品为当代文学贡献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给时代给历史带来了什么？谈论这部作品是否有所缺失？而这样的谈论必须建立在“言为心声”的专业操守之上。考察文学批评是否称职，就在于是否“言为心声”。由于种种功利、误解或屈从语境，不少批评家不再忠于自己的艺术观感。讲真话，成为了今天有难度的文学批评，成为批评家是否有艺术良知与担当精神的一个标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