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名利思想
读书报：您第一篇小说是1972年当矿工时写的，为什么写完放了六年才发表？
刘庆邦：当时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都停刊了，写了小说无处发表，积极性很难维持。但我写了第一篇小说没舍得扔，把它压在了箱底。此后六年，我没有再写小说，调到矿务局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写人物通讯，对写作也是一种锻炼，对写作素材也是一种积累。直到1978年，各地的文学刊物纷纷开办，我想起自己也写过一篇小说。翻出来一看，觉得还可以，就投给了《郑州文艺》。让我深感幸运的是，这篇在箱底睡了六年的小说一拿出来就发表了。
读书报：那么到今年，您创作已经整整40年了。
刘庆邦：没错儿，从写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已经写了整整40年。要是做别的手艺，我可能早就练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可写小说这种事，谁都不敢说自己已经写得很熟练，写一篇成一篇。要是有熟练的感觉，恐怕离被小说抛弃就不远了。
要说写作历程，至少在写作动机上是不同的。在农村为广播站写广播稿，是想摆脱农村，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煤矿写小说，是为了拿给女朋友看，显示自己的写作才能，以赢得爱情。调到北京继续写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出名，为了得奖，为了挣稿费补贴家用。眼下的写作，不能说名利思想一点儿都没有了，但主要成为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是为了自我修行，完善自己。写作的方法有过变化，也像西方的小说家学习过，但变来变去，又变了回来，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论长短
读书报：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腰封上打着“短篇小说的教科书”、“短篇王刘庆邦的经典文集”。您自己怎么看这些评价？
刘庆邦：您看到了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庆邦短篇小说选》，其实我今年已出了三部短篇小说集。还有两部，分别是求真出版社出版的《风中的竹林》，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麦子》。前者收录的是我近两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新作；后者是“中国短经典”丛书之一种。
因为出版短篇小说经济效益不好，一些出版社不愿出。我很感谢这三家出版社，他们可能冒着赔钱的风险。
关于“短篇王”的说法我一直在否认，一直在自我摘帽。可不管我走到哪里，人家还是愿意拿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戴，看来想摘掉帽子实属不易。
不管是写长篇，还是写短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无可厚非。问题是目前对长篇的追逐成了一种潮流，几乎形成了长篇崇拜。
出现这种状况，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如：市场不看好短篇；按字数计稿酬；短篇与影视不容易对接；有些文学奖不设短篇小说奖；短篇在网络上的点击率上不去，等等。说白了，主要是利益在起作用。有人甚至提出了“扬长避短”，把长篇看成了“长”，把短篇看成了“短”，这就有些过了。
其实长篇和短篇各有千秋，谁都代替不了谁。长篇有“长”也有“短”，而短篇有“短”也有“长”。长篇因体积大，包皮厚，容易掺假使水，泥沙俱下。这是长篇的“短”。而短篇至少有这样几点“长处”：其一，短篇小说因篇幅短小，节奏均衡，不容杂芜和放纵，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其二，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现实有着极强的穿透力。其三，短篇小说出手快，能够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以速度体现短篇小说的力量。其四，短篇小说还被称为礼貌性的文体，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
读书报：在《想象的局限》里，您也谈到有时候的自我怀疑，担心力不能及，不能建成一个完整的或完美的小说世界。那么，您是如何完成短篇构想的？开始小说创作后，笔下的人物会完全按您的掌控吗？还是由人物自行决定其发展方向？
刘庆邦：短篇小说是小体量的东西，但不能因为其小，就不需要虚构和想象。恰恰相反，短篇小说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的虚构性，极端的虚构性。它是在现实故事结束的地方开始构建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看似无文章可做的地方做文章。
汪曾祺评价林斤澜的小说，说是“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短篇小说的构想是在现实生活只取那么一点，我把它称为小说的种子。把种子在内心的土壤里孕育过，用自己的心血浇灌过，用心灵的阳光照耀过，才有可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最终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至于对笔下人物的发展，是既掌控，又不掌控，掌控的是人物的文化心理和性格逻辑，不掌控的是人物自然生长的行为细节。应对笔下的人物有足够的尊重，是贴着人物写，不是牵着人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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