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酒仙桥北路的MeePark对郑执来说是个有点特殊的场合。这是由“鲤”、“腾讯大家”、“理想国”联合主办的匿名作家计划的颁奖典礼现场。他穿着皮夹克和高领衫，一只手拿着面具遮在脸前，站上舞台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面对台下的格非、苏童、毕飞宇，他的开场白是：“我既算新人，其实也不是新人。”
“新”指的是他此前从未在国内的严肃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不算新人”，则是因为18岁那年暑假，他已经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在第二年正式付梓。那时候，他是作家出版社力捧的年轻程度仅次于韩寒的“少年作家”，一条可堪预期的成名之路似乎已经在眼前勾勒了出来。
然而，一直到站上舞台，揭下面具，从苏童手中接过匿名作家计划的首奖奖牌，时年31岁的郑执才算用一篇《仙症》完成了他在严肃文学写作上的自我证明，他也把《仙症》称为自己“写作履历中一个最重要的拐点”。这部分解释了，今年年初，我们在蓝天旷阔的北京见到郑执时，他身上的那种意气风发。放在几年前，这样的郑执不会出现。
获奖之后，接下来，用郑执的话说，他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洗”的是什么样的心？怎样“革面”？写作者被命运为难的那几年，郑执有自己的生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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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执来北京即将满三个年头。
2016年8月，因为短篇集《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里一个故事所属的电影项目即将开机，担任编剧的他被项目监制召唤到北京。彼时，他还在台湾大学读戏剧方向的研究生，在郑执眼中，那是一段非常悠然的日子，为了休养生息。
然而在北京住下来之后，项目却因种种原因一再延宕。很快，郑执接到了第二个编剧项目，又卖出了他的第三个、第四个小说版权——北京成了一座无法离开的城市。
郑执主动回到台湾办理退学，他的老师纪蔚然教授用玩笑口吻说：“你还留着干嘛，早点滚回去赚钱吧。”事实上，这一次离开台湾时，郑执已经解决了生计问题，不再是他口中那些有满腹才华却被困窘和世界的势利埋没的年轻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爱伦?坡、蒲松龄、曹雪芹，苦一辈子，活成一个传奇，留下一本杰作，这个时代也许不容许你干这种事儿，你他妈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天才到那个程度。”
才华无法被量化，所以很难实现与金钱之间的等价交换，但才华可以自证，可以通过外界的反馈，比如来自他人的鼓励、出版社的赏识、奖项的肯定，来完成自身的“血液循环”。在这方面，郑执是幸运的。“能写这件事我从小就知道。”
高中，郑执就读于以理科见长的名校东北育才，他疯狂掠食般的阅读是从高二——一段自我封闭的成长期开始的。与之同步的，是他在模拟考试800字的作文框架里恣肆的小说创作，这一切都被当时的语文老师用高分宽纵了下来。等到真正踏上了考场，郑执突然开窍了，他还记得考的是命题作文“肩膀”：“就甭想了，‘责任’，举几个例子，收尾。”拿了当年辽宁省的高考作文最高分。
当时正值香港的高校对辽宁省开放招生的第二年，香港高校的面试成绩占到40%，班主任建议郑执去试一试。最终，郑执在三百余人中冲出重围，拿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专业在内地的唯一一个招生名额。学校的事解决了，郑执用充沛的暑假创作他的处女长篇。
长篇是校园题材，半自传体，一开始只在搜狐的私人频道连载，特供给自己即将四散到北京、加拿大、美国的寝室哥们儿阅读，郑执并没有太过留意。但有一天点开之后，突然发现阅读量已经突破了三百万，搜狐还给他寄了一个狐狸公仔。更直接的建议来自身边一个家里从事出版行业的同学，他的父亲读了郑执的小说，认为他应该去投稿。
郑执把尚未连载完的内容从网上撤了下来，将剩余的部分继续写下去。那时候，他在香港的读书生活已经展开，TVB8娱乐频道要开一个付费的普通话节目，面向浸会大学招收形象良好的学生做实习主播。郑执和一位日后成为港姐的同学一起前去应聘，被留用后，却一直在幕后做实习剪辑。长篇完稿之后，稿子打印出来，装在书包里，郑执特意请了假，来到位于北京团结湖文联大楼的作家出版社，投稿给编辑，留下了沈阳家里的电话。这一招出自同学父亲的言传：“你往最牛逼的出版社投，然后等待着被退稿，然后你再往下一家投，直到有一家不开眼了，接受了你的稿子，你就有机会出版。”
两周后，郑执的父亲率先收到了书能出版的电话，“当时我爸以为骗子呢。”远在香港的郑执，正被困在如同8月的港岛天气一样溽热潮闷的实习期里。有一天室外大雨瓢泼，办公室内挤满了人。有人突然喊了一句什么，人们一窝蜂地拥出了办公室。那时郑执还不太懂粤语，他的同学说：“张柏芝生啦。”那一刻，郑执感到恍惚——“一个明星生了孩子，你们就冒着大雨奔出去了？”
小说能够出版的消息为焦灼的生活解了围，郑执立刻找到主管辞职，“不干了，老子回家当作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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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从郑执父亲的去世开始划下。郑执曾经在一场演讲中分享过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照片里的父亲刚刚升任市电容器厂的销售科副科长，穿着西装、皮衣，立着领子，蓄着两撇唇髭，颇有派头。在郑执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人，早在东北下岗大潮开始前的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自己办了停薪留职，在火车站附近开了家抻面馆。一碗面卖两块，月收入很高。母亲在东北最好的医院工作，旱涝保收，优渥的日子一直支撑到郑执初中毕业。
高中那几年抻面馆生意几经波折后开始走下坡，酗酒成了父亲的习惯。与此同时，父子关系也进入冰河期，不说话，见面像仇人。一直到后来，郑执才知道，当年父亲完全是硬撑着面子东拼西凑送他去香港读书的。
冰河尚未解冻，大三上学期，郑执被母亲一个电话叫回了沈阳，此时他才知道，父亲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像是一部电影猝然迎来转折，倒逼出被悬置的和解时刻，那一个月，郑执守在父亲的病榻前，“我跟他说，爸，我对你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亲戚的讲述，如果你不告诉我一些东西，我永远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宛如对电影《大鱼》的现实复写。
生活的玻璃罩很快被打破，他选择休学一年。这一年，郑执在自己的第二本长篇小说里释光了所有阴郁的能量，小说十分晦涩，因此销量惨淡。回到香港后，郑执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把书念完？“我知道钱这个问题要我自己解决，我不能再伸手跟我妈要了。”
在香港读书的留学生不能打工，没有永居证也无法申请助学贷款，郑执还试图代理过一种制造酸奶冰淇淋的雪糕机，这个计划很快显露出了他的盲目。情急之下，他借了高利贷。
香港，一座明暗交替的城市。维多利亚港湾和中环地区，是门面；挤挤挨挨的穷宅陋巷、两男一女群居、面积不足一张双人床大的房间，才是毕业后属于郑执的真实生活。“最后那一两年，我都快抑郁了，你想走不能走啊。”工作也令郑执痛苦不堪，他做了一年半的编辑，成天为香港一帮业已成名的作家改稿，渐渐和父亲一样，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三个月后，得了盲肠炎被送进医院。“做手术时我还在想，这个住院的手术费怎么办？”事后他才明白为什么上司让他去公立医院，12900块港币的手术费，香港政府报了12000块。
病痛使郑执警醒，他决定靠写东西来缓解酒瘾。这时候，从父亲那听来的故事成了他的叙述母本，他创作了第三本长篇小说，讲述父母那一代的故事。小说陆陆续续写了两年，“ 我认清了这辈子就要干这行，我要搞严肃文学。”最后，成了郑执卖出的第一个小说版权。当年借的高利贷12万港币已经利滚利成了20万，小说卖出去的钱正好是20万。
“所以人生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这个20万好像是我爸给我定的，‘多一分你也别留了，还完了你就赶紧走吧’。”这笔钱将郑执从港岛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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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香港后，郑执与自己的下一篇严肃文学作品之间，又隔了五年。恰逢张嘉佳的情感小故事流行之际，影视圈一片利好，大大小小影视公司不惜砸下重金搜刮IP，正在台湾念书的郑执琢磨了一下同类型的短篇，“我也能写呀。”对于这一系列的短篇，郑执有自己明确的诉求和创作方式，“就是当一本电影大纲在写，每篇故事8千到1万字。你知道他们要什么，就往这方面写。”
事实证明，郑执成功了。前一个系列的短篇结集出版之后，在北京开始新生活的郑执不仅剧本邀约不断，又紧接着写了一本目的仍然是为了赚钱的书，自我怀疑的情绪不间断地泛起，“我怀疑的是，我是不是一辈子只能写写这种东西。”
《生吞》在这个节点应运而生。它花了一年多构思，实际完成的时间却只有三个月。东北下岗潮、改头换面的“三八”大案，都出现在了这本黑色悬疑躯壳的青春故事里。对于《生吞》，郑执的评价是“我写了一本很聪明的书。”聪明度体现在了题材的选择上：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商业类型，内核严肃。从第一本长篇到第三本长篇逐渐递减的销量趋势，让郑执急于向周围人证明，自己即便写偏严肃的题材也仍然能够吸引读者。
“这件事我做成了。”提起《生吞》，郑执脸上不乏得意之色，但更多的是感激，“我始终觉得书写完了就跟作者脱离了关系，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给我带来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里，包含足以让郑执在北京保持安适生活的物质和放松的情绪，在这样的情绪之下，郑执不疾不徐地写出了《仙症》。
《仙症》最开始匿名发布时，不少读者猜测作者是双雪涛、笔名“坦克手贝吉塔”的班宇，结果揭晓之后，这成为不少人争议的焦点。作家张楚就评论此事道：“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剑法还是不要趋同的好。”
针对这个问题，与二人同为朋友的郑执有不少自发的思考：“写作就是一个人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结合。我们的集体记忆确实太相似了，同一个时间段出生，在一个同样的环境里长大，同样的语言环境。而语言是决定人思维逻辑的东西。”郑执认为，处理这个争议的最佳方式是“有一个清醒的意识，但不要成为包袱。”
“一个作家写作的道路大概是一个菱形，一开始进去是一道窄门，大家都从这道门挤进去，这是写作最基本的门槛：你的语言、结构、叙事、对小说的意识。跨过这道门槛，是一个越变越宽的过程，很多道路给你走，你完全可以跟别人不撞路。”但最后，仍然殊途同归，归结到一点：“人性里面几千年来没有新发明。”
创作严肃文学给郑执的感觉，就像是“在雾里抓蚊子”，但他愿意为此熬下去，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努力赚钱所要供养的。现在，除了日常跑健身馆，时而与朋友聚会，以及固定刷一小时“抖音”了解他所不了解的“中国主流社会”之外，其余时间都献给了创作。今年，郑执将创作一本完整的严肃文学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逐渐回暖的严肃文学市场让他充满了信心。
“我总觉得，一片土地的命运跟个体的命运是一样的，你不会白白遭受一些苦难，但是具体会显现在哪，中间的时长是不确定的。”郑执等待着有一天，无可抹灭的遭遇会滋养到他的写作，他笑道：“我就严肃文学奔到头了。”
摄影 王晓东 ／ 采访、撰文 何焜
本文刊载于《ELLEMEN新青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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