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酷老头叫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他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富想象力的天才，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一代美国年轻人的偶像。他的长篇著作都已成为经典：《五号屠场》《囚鸟》《猫的摇篮》等。许多当代重要作家如村上春树、罗贝托·波拉尼奥、格雷厄姆·格林都深受其启发。
本文是介绍冯内古特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见：《不好意思，我写得这么好真是冒犯大家了》），小说原文可于文末购买纸质书阅读。
他是一位道德小说家，是寓言写作者，也是充满现实焦虑的怀疑者。他对现世生活有着足够的热诚与关怀。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正是成为超级大国的黄金时代，但光荣背面免不了出现阴影。两次世界大战美军在侵朝侵越战场上收到的伤亡、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人的个性的丧失等等，这一切活生生的现实摧毁了美国人传统的价值标准，使许多人对科学真理开始产生了怀疑。
现代文学在此时纷纷转向挣扎的内心世界与超现实的幻觉，拼命书写绝望与虚无。冯内古特也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然而却选择了不同的写作方式——他因而被称为“黑色幽默大师”。那些摆脱不了的黑色痛苦或许来源于他坎坷的童年、残酷的战争以及德裔身份，而“幽默”则必然成为一种生存姿态——以充满喜剧效果的微笑，介入周围世界的荒谬。
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笑声。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始终是冯内古特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代表作《五号屠宰场》、《猫的摇篮》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
无论是“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该如何面对战争？”还是“作为科技发展的受益人，我们又会在未来失去什么？”冯内古特对科技和人性的清醒认识总能让许多人为之折服。
即使是在过世 12 年后，冯内古特依旧在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黑色幽默，以及幽默背后的虚无感，以及背后对“美国梦”的忧患。
01
战争
冯内古特偏爱书写战争：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投入战斗，他们应该如何战斗。
战争主题是横跨在冯内古特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间的桥梁，它像是一种观念，往往作为小说的背景而存在。但和纸上谈兵的许多人不一样，冯内古特确曾身处二战的战场，经历过战斗与被俘，他无需想象一场激战，因此他更有能力剖开战争的切面，与我们讨论当中的种种情态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他写战争中的人性，战争中的情感，将反战思想写入具体的故事中。
如何呈现一场战争，在冯内古特那里，往往是更严肃的问题。他并不意图刻画紧张刺激的战场，因为感官的冲击会降低思考的维度，更会让年轻人对战争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继而向往战斗的发生。他愿意展示的，是人们难以接受的“真实的战争”——真实里有不浪漫的残酷，不激动人心的腐烂。
《想开点》这篇小说直到2008年才被发表，冯内古特坚持认为这个故事绝对是真实的，不带一点夸张虚构：在战俘营中，想成为正直勇敢的人的“我”遇到了“放荡油滑”路易斯。
路易斯凭借自己卓越的生存艺术过上了不用干活，甚至还有点富裕的生活，不管面对种种挑战与变数他都能全身而退。他搜刮牺牲者身上的手表，换取面包并从中克扣；他控制香烟的配给，被战友抱怨时又一脸真诚地说是在帮大家戒烟；再后来，为了逃避干活，他说服看守同意自己负责为大家剃头以保持整洁的形象。
路易斯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也就是说事情可以这么来看，小伙子，”他说。“在这个地方，你帮助德国佬清除街道上的障碍，以便他们在路面上又可以行使坦克和卡车。这种行为我才叫作通敌。我是通敌分子？你完全把事情弄反了。我帮助德国人打赢这场战争的所有贡献，就是抽他们的香烟，吃掉他们更多的食品。这难道是干坏事吗？”
战争结束后，“我”和路易斯失去了联系，但“我”确信世故油滑的他一定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活得像个王子一样。不过在战场之外，道德的捍卫者和破坏者的仗还在继续。路易斯曾劝“我”“想开点”，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被道德原则束缚，但“我”必须做出我的选择——“我”会想开点吗？
故事中冯内古特并没有过多的讨论战争的残酷或是战争带来的伦理困局，他想跟我们探讨是“人类生存艺术”，即如何在这个混乱的世界生存。
战争让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了一起，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在一起，多样也意味着选择：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再仅仅是观念问题，更体现在行动之中。
在简单的故事结构里，冯内古特采取一种回溯的视角，他不诉诸审判，但也并没有投机地回到虚无主义以放大环境的荒谬感，而是把道德评判潜藏在基本的、平实的叙述里。正因如此，冯内古特在干一件冒险的事情：在寓言早已过时的今天，他依然在写作道德故事，告诉我们何为正确何为错误，告诉我们正直的人应该如何生活。
02
金钱
冯内古特的对金钱社会的批判和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
在他出生时他的家庭可以称得上是美国的富裕家庭，“有仆人、家庭教师，是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家里经常举办奢华的派队，去国外旅行，上私立学校”……但经历了金融危机，家里的经济状况大不如前，他的母亲急于恢复之前的社会地位，不顾孩子的感情，强行让冯内古特放弃公立学校的朋友，回到私立学校中去。这些对小小的冯内古特来说，都是所谓金钱、所谓成功惹的祸。
长大后的冯内古特一直对金钱、地位等敬而远之，他写道，“我仍然对成功心有余悸。”
他更加关心弱者，关心那些每天为了面包而生活的人。
在《自杀流行病患者》中，大家纷纷自杀来骗取巨额保险，以至于保险公司的员工面临破产的风险也绝望地自杀了。政府不愿意承认经济危机已不可控，便把这种自杀风潮归结为流行性疾病，患上这种流行病的高发人群是：美国男性；已婚；有几个子女。
故事结尾处已经身居高位的无实权的董事会主席说：
“我曾经思考过像他这样的美国人会有什么下场。这些聪明能干的新人种，他们都认为活着就要让家里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否则就算白来了这个世界一趟。我经常琢磨着，要是经济形势恶化，要是这些聪明能干的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身价跌了，而不是升了，他们会怎么办。”
这是冯内古特式的讽刺，因为故事中做出这一番看似深刻思考的人，是保险公司的前任总裁——他一辈子单身。
这就是冯内古特讲故事的方式，在故事中埋下讽刺的悖论，每个人物的出现都有意义，等着你去挖掘。
03
乐队指挥
这一主题下有五篇具有高度融合性的小说，每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叫做公乔治·M.赫姆霍兹——林肯高中音乐系主任、乐队指挥。故事都发生在林肯高中，赫姆霍兹老师教育的对象是形形色色的学生：自卑的、对一切缺乏兴趣的孤儿，平庸却充满自信的孩子，自甘堕落的天才，身型异态的乐手……在与各式各样的学生的碰撞中，赫姆霍兹带着对音乐的热爱，为我们展现了教育的真谛——雕琢灵魂。
比如，《谁也管不了的孩子》中有一个“木然”“空洞”，总是不断被抛弃的孩子，他仿佛“一团伤疤”，最珍贵的乐器也无法挽救他的灵魂，然而赫姆霍兹的努力却唤醒了他身体里的“恐惧、梦和爱”，使他最终出现在校乐团的最后一席，给了自己一个改变自我的机会；
比如《野心勃勃的高二学生》中有着钟形身材的勒罗伊，赫姆霍兹卖掉备用轮胎为他换来一个遮掩身材的制服，但在衣服不可挽回地破碎之后，他终于选择战胜自卑感，展现真实的自己；
又或者在《唱给塞尔玛的歌》里，赫姆霍兹对抗起了这个事事依赖数字而不是心灵和眼睛的世界，他告诉学生们不必相信智商测量的结果，没有人是绝对的天才，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只有一项测试需要关注，”赫姆霍兹说，“那就是生活的测试。你在那儿得到的评分才有意义。这对施罗德，对塞尔玛，对你，比格·弗洛伊德，对我——对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在这些洋溢着爱、智性与自由教育的故事里，冯内古特迷人之处绝不仅仅是展现了教师的仁慈与伟大，他同样力图书写那些“不能为”之事，书写人的局限和脆弱。《讨厌女孩的男孩们》中出现的是一位失去父亲的孩子伯格，赫姆霍兹进入了他的生活，像父亲一样关爱他，帮助他摆脱最初那些畏缩和孤独，却又那样不自知地抛弃他，将他送到更好的老师那里去。很快，伯格失去了所有的天赋，笨拙得像刚入学时那样。
“伯特，”赫姆霍尔兹说，“你确定你最近没受伤，或者生什么病吗?”他对伯特非常熟悉，他给他上了两年的小号小课。他看着伯特长成了一个骄傲、正直的青年。这孩子精神与协调性的彻底崩溃难以置信。
无论初衷如何，赫姆霍兹以他对心理学对无知撕毁了伯格对他的信任。作为一名教师，他根本无法承担起对所有学生一生的呵护，存在着时限的爱深深伤害了伯格，也或许还曾伤害更多人。赫姆霍兹意识到他或许真的错了，他以为自己爱孩子，到头来却不过是爱音乐：
“我也不会告诉你，因为你能听到的只有音乐。”伯特把他的小号装进盒子，放到乐队指挥桌上。小号是从学校租的。“把这给别人吧，给比我更喜欢它的人，”他说，“我喜欢它仅仅是因为你对我很好，而你让我喜欢它。”他站了起来。“再——见。”
承认某种脆弱性的存在，是爱的教益最动人之处。冯内古特愿意承认这样的局限：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帮助别人没什么办法。他携带着这些坦诚、谦逊、极具自知之明的意识，使这个肥胖音乐教师的形象完整自然起来。
好的教育一定是爱的教育，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灵魂的共鸣。
04
浪漫
诚实地说，冯内古特并不是拥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他的通俗小说没有摆脱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女主人公千篇一律的年轻漂亮。但在那些典范性的作品中，冯内古特有意描写的仍然是日常生活的波澜，尽管他并没有绕开惯常的写作套路，丹·韦写道：
“两篇小说的结尾仍然采用冯内古特的捕鼠器式的突转，但在这些小说中，结尾处的突转似乎是人物行为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这种“自然而然”某种程度上来源于冯内古特对现实生活的攫取。
《漫漫路直到永远》是一个略显俗套的故事，然而也接近冯内古特与第一个妻子简的经历。小说讲述了一位士兵和一个女孩的故事，他们相识已久，但从未互相表露过爱意。男孩纽特入伍之后，他们再未有联系，很快，女孩凯瑟琳决定结婚，婚礼前纽特前来阻止她：
“你能出来走走吗？”他说。他是个害羞的人，就算跟凯瑟琳在一起时也是。他掩饰害羞的方法是说话心不在焉，仿佛他真正关心的事情远得很。仿佛他是一个秘密特工，在美丽、遥远、凶险的任务间隙短暂停留。这种说话腔调一直是纽特的风格，即便手头的事情是他极为在意的。
如同现实一样，纽特最终得到了凯瑟琳的爱慕：
凯瑟琳望着他的身影在无尽的树影间越来越小，心里知道， 要是他现在停住转过身，要是他对她呼喊，她会向他冲过去。她将别无选择。
纽特真的停住了。他真的转过身了。他真的喊了。“凯瑟琳。” 他叫道。
她向他跑了过去，双手抱住了他，说不出话来。
这篇小说由简洁、有效的对话组成，冯内古特显然为了追求流畅性而放弃了对话背后本可隐藏的暗流涌动，也就相当于取消了力量的爆发点，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生活化叙述。
故事中，男主人公纽特被爱意挤压得无奈而又脆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拥有期待，凯瑟琳则显露出非凡的勇气与诚恳，是冯内古特打破女性书写规则的一次尝试。
据说在五十年代的美国，很少有男编辑去主动迎合女人的视角和品味，男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描述也总是流于表面，甚至会因为自己的多愁善感而觉得有些难为情，因此浪漫故事的写作总是失于庸俗。冯内古特与简的漫漫路最终走到了尽头，但如何突破男性话语来书写爱情，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这就是冯内古特，他的诸多可能性仍然等待发掘。
村上春树写道：
因为知道了布劳提根和冯内古特，心想还有这样的小说啊，我觉得这极大地影响了《且听风吟》和《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假如没有他们，我想或许就不会有那样的作品了。
诺曼·梅勒：
冯内古特是几代美国青年的偶像。
《纽约时报》：
这些故事背后有一颗非凡的心。
来源：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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