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与“黄金一代”作家的诞生
阳燕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1950年代与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常被视为不同代际且存在诸多差异的创作群落，但在新时期初始的1980年代，他们却是同被冠以“青年作家”身份的“同时代人”，借青春之锐气成为文学变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实践者。时代的变迁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出场提供了契机，而作家的创作也艺术地诠释、彰显了1980年代的青春气质，并凝聚出探索、创新、开放、包容为核心的文学精神。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起步于新时期之初，贯穿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共振，既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将自身锻造为“黄金一代”，其内蕴的文学精神，对中国文学的后续发展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1980年代；新时期；青年写作；“黄金一代”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及作品，使“当代文学经典”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认可的命题。随着一些期刊相关栏目如“小说家档案”(《小说评论》)、“作家词典”(《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作家年谱”(《东吴学术》)等的开设，以及“中国当代作家论”系列丛书(作家出版社)的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谱系也日渐清晰起来。被列入经典的当代作家，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汪曾祺、宗璞、王蒙、张洁等，更多的则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如路遥、陈忠实、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张炜、阎连科、刘震云、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从作家数量及创作稳定性来看，后者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序列中最富代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起步于新时期之初，贯穿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共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共同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将自身形塑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黄金一代”(1)对“黄金一代”作家的界定大致有两种意见：张志忠在《应运而生的黄金一代作家——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回顾》(《文艺报》2018年12月3日)一文中，将改革开放40年历史中有重要成就的作家统称为“黄金一代”，既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钱好的《著名评论家朱伟的新著〈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刷屏” 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文汇报》2018年8月1日)则将“黄金一代”的桂冠集中在1980年代涌现的新潮作家身上。。
由于生命体验的差异，出生于1950年代与1960年代(以下分别简称为“50后”、“60后”)的作家分属不同的代际，也因写作风格的差异而归于不同的流派或阵营(如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寻根作家、先锋作家等)。但在坚冰渐融、风气渐暖的1980年代，他们却是被冠以“青年作家”身份的“同时代人”，分享新时期文学滥觞的蓬勃与生机，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同为“80年代的产儿”，其文学精神也必有其相通、呼应之处。在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个人的青春与时代的青春遇合，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学信息，对“50后”与“60后”作家的青春时段的创作进行回溯，既可再现1980年代文学生态与文学精神的青春风范，也可从起源的角度思考、诠释“黄金一代”作家何以“炼成”的缘由。
一、青年作家的出场与时代语境的助推
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始，“少年/青年”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就不仅意味着一种生理年龄，同时还是一个“被历史地、社会地建构并重构而成”的概念，其精神内核“实际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股内驱力”(2)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青年”，因其常含“朝气、活力、希望”之意，而被赋予积极进取、除旧布新、开创未来的象征，对“青年”的憧憬与想象反映于文学领域，则延伸出有关“青年文学”的诸多议题，如创作主体的青年心态、青年形象的塑造、艺术审美的青春气质等，这些，既可作为“判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内蕴”的“标尺”与“常项”(3)贺绍俊：《以青春文学为“常项”——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也是考察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特殊“视角”(4)王德威：《还我少年，再造中华——百年来中华文学中的“少年中国叙事”鸟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在扬帆起航的新时期的背景下，“青年”再度成为叙述时代、想象未来的一个关键词，关切青年作家的成长、重视青年文学的创作，也相应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项重要内容。
历史原因，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坛聚集了丰富的代群，有四代甚至五代作家“同堂”之说(5)持“五代”说者，将冰心、茅盾、叶圣陶等五四作家视为第一代，巴金、曹禺、夏衍等作家为第二代，赵树理、李季、贺敬之等延安作家为第三代，建国后成长起来的茹志鹃、马峰等为第四代，新时期后出现的蒋子龙、冯骥才等为第五代。也有论者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看成一个代际，顺延而下，认为赵树理等延安作家是第二代，王蒙等归来作家是第三代，知青作家以及更年轻的作者是第四代。。在《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纵横谈》一文中，曾镇南将新时期作家分为四类，即饱受历史磨难的“归来者”主导的“中年作家”、1985年前后出现的“前期知青作家”、1985年以后出现的“后期知青作家”与“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作家群”(6)曾镇南：《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纵横谈》，《当代文坛》1989年第4期。。显然，以“青年”为标记的创作者人数最多，占比也最大。在“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中，青年作者就以诗文创作发出过生猛而耀眼的光芒，汇聚为新时期文学的潜流与源头；在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改革、人道主义等重要主题的书写中，也无不闪现着青年创作者的身影；1980年代中期之后，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后朦胧诗、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不乏“新潮”色彩的创作潮流，更多由青年作家发起、创造或推动。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们写青年故事、抒青春之情、创青春文本，不断为新时期文学拓展新意，被视为“文艺战线上最有活力和实力的生力军”(7)曹阳：《加强对当代青年作家的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4期。，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命活力和更新发展，也在这批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大批青年创作者次第登场，活跃文坛，除个人的才华、兴趣、机缘等因素外，时代大潮更显现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面对“文革”十年带来的文学荒疏与人才断层，培养青年作者、壮大创作队伍是当时文学界的共识，对青年创作者的关注与扶持成为一条重要方针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例如，全国作家协会领导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一度改称“文学讲习所”，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1980年恢复建制，以“国家培养作家”的模式促成了大量文学新人的成长，对相关作品的选载、评论、评奖等机制，以及各级作协组织的诗会、笔会、改稿会、创作班等活动，也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各种平台与机会，为青年文学大潮的出现推波助澜。
名目繁富、形式多样的场域中，文学期刊与出版机构堪称“要塞与核心”，它们是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之间的枢纽与桥梁，成为一个时期文学面貌最直接、最生动的反映。“80年代的文学高峰，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们在幕后的推动密不可分”(8)钱好：《著名评论家朱伟的新著〈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刷屏” 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文汇报》2018年8月1日，第9版。。确如此言，新时期的文化政策带来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因历史原因停滞或沉寂的文学期刊与出版机构纷纷重焕生机，深度参与了1980年代的文化变革，既是当时的青年作家们成长、进步的重要推手，也见证了“黄金一代”作家的文学初创时期的光荣与梦想。
1977年1月，《诗刊》复刊，作为刊物副主编的邵燕祥对自己的工作使命作了双向定位：“一是敦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打击的老诗人，让他们都能重新拿起笔唱歌；二是扶持年轻人。转载北岛和舒婷的诗，把地下诗歌潜流引到地上来，算是第二件任务的一部分。”(9)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第3版。无论就当时的反响或历史的余音来看，邵燕祥所谓“第二件任务的一部分”都堪称意义重大。1979年3月与4月号的《诗刊》分别转载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标志着官方刊物所代表的“主流诗界”对来自民刊的“别一种诗风”的接纳，为一个“新的诗群”的崛起埋下了伏笔；随后，刊物还以集束的形式接连推出“青年”或“新人”为名的专栏与专辑(10)1980年4月号推出“新人新作小辑”，1980年10月号推出“青春诗会”专刊，1985年5月号的“青年诗页”专栏推出了21位青年诗人诗作，1986年7月号推出“大学生诗作”专栏。，将朦胧诗人及其他诗派的年轻诗人们带到文学前台。《诗刊》从1980年开始创办“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界的“黄埔军校”，它聚集有潜力的青年创作者，以集训形式促进其学习交流，以专号形式展示其创作成果，迄今已推出一百多位诗坛新秀，成为“向社会推荐有创新精神的青年诗人的一个窗口”(1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07页。。参与诗会的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王小妮、王家新、唐亚平、伊蕾、于坚、翟永明、韩东、西川、欧阳江河等，皆为1980年代中国诗坛的代表性人物。1986年10月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也是当代诗歌史上的一桩盛事，大展由《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以7整版约13万字的篇幅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12)徐敬亚、孟浪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61-562页。，推动了“第三代诗人”的闪亮登场。
与《诗刊》之于青年诗人的意义一样，综合性文学期刊可谓青年小说家的摇篮，尤其在培植、推动中国现代派与先锋小说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作为大型“国刊”，《人民文学》引领了新时期之初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展开，以中年作家的创作为主，也包括少量知青作家的作品(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韩少功的《月兰》等)。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立意突破刊物的“无形框子”，追求“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宣称“本刊特别愿意推出文学新人，欢迎青年写、写青年的作品”(13)《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从1985年第3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登上杂志头条开始，《人民文学》陆续刊发了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红高粱》等新锐之作；1987年更以1、2两期合刊的方式推出了一批形式探索意味强烈的作品，使《人民文学》站在了中国现代派文学潮流的前沿。在锐意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新人的冲击力与期刊的热度指数往往互成正比，凝聚为一股合力，不断刷新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观：《收获》1987年第5期和第6期两度刊出“全国青年作家专号”，使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作家集体亮相，以强大的阵容、纯熟的创作记录了中国先锋文学的高光时刻；而《钟山》、《上海文学》、《花城》等期刊则相继开启或融入到新写实、新市民、新历史、新状态等不断变化的创新激流之中，与作家同声共唱，一时风生水起、竞领风潮。
大刊之外，一些名气稍逊的青年类期刊也在1980年代的青年文学大潮中拥有一席之地。事实上，除张承志、徐星、陈村、阿城等少数幸运儿的处女作发表在大刊名刊外(14)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刊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刊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陈村的《两代人》刊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阿城的《棋王》刊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成长更需地方刊物或青年类期刊的发掘与推介。其时，《青年文学》、《萌芽》、《青春》、《青年作家》并称“四小名旦”，皆以“发现文学新秀、扶植青年作家”为宗旨，为有潜力的青年作者提供崭露头角的舞台。史铁生、铁凝、张炜、范小青、刘震云、刘醒龙、迟子建、陈染、苏童、格非等作家皆从这些青年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留下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哦，香雪》、《凤凰琴》、《第八个是铜像》等名篇佳作。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文学》还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这个概念的首倡者，1994年第3期开始设立“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推介了韩东、朱文、毕飞宇、李洱、邱华栋等更年轻的一代新人进入文坛。
如果说文学期刊在挖掘新人、举荐新作上有其便利及时之优势，文集与文丛的出版对尚未成名的青年作者的支持，则更显力度。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希望文学丛书”首开“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之先例，推出了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张炜、陆天明、矫健、陆星儿、肖复兴、甘铁生等作者的个人选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希望文学丛书”相比，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规模更大、视界更广、作品风格也更丰富多元，丛书邀请文学界前辈或评论界名家为每一个“文学新星”作“序”，与作者自撰的个性“小传”相互映照，使丛书的专业素养与艺术活力得以兼具。1985年到1997年，“文学新星丛书”共推出了64本作品集，囊括了当时国内最有活力的一批文学新人，从阿城、莫言、何立伟到王兆军、蔡测海、胡辛，从刘索拉、徐星、刘西鸿到马原、残雪、余华、格非，从迟子建、陈染、池莉、刘震云再到毕淑敏、北村、吕新，画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半个版图，可谓“昨日星光变成今日长虹，继而演绎成满天彩霞”(15)从维熙：《回眸——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2页。。在青年文学大潮奔涌的1980年代，青年类文学丛书是出版界的热门之选，除上述两套重点丛书外，尚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山西青年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天柱青年文学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牛犊丛书”、华艺出版社的“齐鲁文学新秀丛书”等，也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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