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杆：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文学与其他东西不一样，我们不可以将它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来论。文学艺术没有经历一个昨天的比前天的好，而今天的又比昨天的好的过程。文学的标准就在那儿，在《诗经》里，在《楚辞》里，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里，在《红楼梦》里，在鲁迅、沈从文、萧红、张爱玲、钱锺书的作品里，当然也在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作品里，千年暗河，清流潺潺，一脉相承。如果将文学置入进化论的范畴里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见解：鲁迅的作品必须要比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得好，因为曹雪芹早在那个时代就写出那般好的小说了，你鲁迅生活在多少年以后的现代，难道还不应该比曹雪芹写得好吗？同样，你徐志摩的诗理所当然地要写得比李白、杜甫的诗好才对。可是，文学史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景观吗？不是一峰更比一峰高，而是一座一座同样的高峰矗立在不同的时空里。当世界万物都在受进化法则的制约时，惟独文学是不在进化论范畴之中的，这就是文学的奇妙之处。古典没有因为今天而矮出我们的视野，而且我们还看到，文学的今天是与文学的昨天连接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一旦分开，下游的河床就会干涸，五谷歉收，饥荒就来了。我们没有感到饥荒的临近吗？相对于中国的诗歌传统，中国的小说传统并不特别理想，幸亏我们还有横空出世的《红楼梦》和《西游记》。他们分别代表了传统的两条路线。这是两条风景很不错的路线，但我们后来另辟蹊径去了，这也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该将这两条路线丢失。如果不丢失的话，中国当下文学一定又会有许多好看的字面。
古典的特质究竟是什么？大概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庄严”，大概算是一项吧？即使《西游记》，谐谑之下也还是庄严。当下文学，是在快乐至上的语境中进行的，是反庄严的，谁庄严谁就是假正经、伪君子。文化的痞子性、无赖性、没正经，已渐趋渐浓。还有，就是它的“雅致”。小说虽然出自市井，但传统小说的主要倾向还是趋雅的。“雅”是古典的最为丰厚的遗产，但当代文学将这笔遗产放弃了。再一项就是它的“意境”——我说的是中国的古典。我总觉得，中国古典的一个个美学范畴，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意境”与西方确定的那个“深刻”，谁更高级一些？说不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地说的：你那个“深刻”我可以达到，而我这个“意境”却是你未必能够达到的。
刘颋：您曾用“无中生有”、“故弄玄虚”、“坐井观天”、“无所事事”四个成语来描述您心目中的真文学。关于文学的“有”与“无”以及与现实生活的“有”和“无”的关系，您的论述相当精彩，您的创作在表达自己的审美情怀之时，也从未回避社会现实对人的影响、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您是如何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
曹文杆：我一直就是这样看的：文学与生活不是对应的关系，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早在15年前，我就在我的一本叫《第二世界》(当时叫《思维论》)的书中说过，我们可以将那个有太阳、有月亮、有高山和河流的世界叫做第一世界，将那个由我们的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叫做第二世界。文学是第二世界，是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创造是无边无际的。文学比试的不是谁更接近存在，而是谁更具有想象力。文学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满足第一世界而诞生的。正是这种创造，今天的人类才拥有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今天的人类，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其中文学是立了汗马功劳的。文学通过创造，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一个的境界，这些境界吸引了人类，也在潜移默化中改造了人类。我们将作家的责任感窄化了——窄化到了：文学是为民请愿的；是要让那些贪污分子将搬回家中的公家沙发重新还回去；要让那个城市的厕所盖在更合理的位置上；要让下岗女工在下岗之后有继续生存的条件；冬天的暖气应该是热的；麦蚜虫的肆虐应该得到制止；孩子们的书包应当从10斤减到2.5斤……我对西方的文学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但有一点我是欣赏的，这就是：它的视线从不停留在所谓的日常生活上。它不讨论这些很容易衰亡的问题。文学是创世纪、创世界的。我们看到了“艺术”、“构思”、“绝妙”等词汇。它是让人类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富有的。这与我们尊重经验并不矛盾。经验的更重要的用途，是创造第二世界——把在第一世界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幻化到无穷无尽的第二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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