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经说过，西洋在十六世界发现了人，在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在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而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还尚未完全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和社会，我们在重大的历史场景中发现的只有国家和权力。尽管周作人评论的是西方世界，但任何文化都是人类普适的，任何先进文化都应该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敬畏和弘扬。而任何先进文化都不等于是一种国家文化，从国家和权力的本性来考察，国家逼仄权利和生命是一种自然本能，就像狼吃羊一样永远具有自然合法性，因此，一旦出现权力的正面作用，就会有人把它作为一种浩荡的恩典。在这种表演化的恩典之后，尚不知道福柯所说的权力正进行着一种更大的压迫，这个时候，作为诗人应该是运用自身的智慧优势使人保持清醒的人，而不应该去加入对权力合法性的各种颂歌。在一种剧场政治中，任何灾难都可能拿出来被利用，使灾难在另一种效果上被重新书写，这个时候就必须有恪守底线的人和保持基本操守的人。在大灾难的突如其来时，任何抒情表演和美学冲动都会是一种犯罪，但在大灾难之后，作为一种曾经荣耀的文学形式如果还不能深入问题的核心同样也会是一种耻辱。因此，当下的诗歌隐藏着一种失败的对话，任何对于个体灾难的真实关怀化约成政治效果都会彻底抽空诗歌的存在意义，个人的权利、幸福和生命的让渡已经排除了乌托邦时代的征用专断。今天的人们不仅知道了“不说”的权利，还知道了“说不”的权利。因此，在这部诗集中姜明虽然以新闻记者的镜头记录了一些新闻场景，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做出的关于摆脱新闻暴力对真理产生斜视的努力。他知道对众生的关怀是诗歌获得意义的基础，用小心的笔触去接近灾难后的伤疤又是对生命中不可回避的痛苦的敬畏。他对个体死亡、生命残缺、灵魂破碎和人类命运的敬畏中，又努力抚平着地震话语与诗歌美学之间构成的紧张，传达着一种拒绝遗忘、深入历史、还原世界真相的忏悔理性和逻辑真实。
2011年4月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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