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声空色：赵荔红电影札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7月版，定价：30元
自序：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文/ 赵荔红
再一次看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再一次沉浸、感动。西西里岛金色阳光，阳光下黑色散聚的蚂蚁人，瘦长毛驴，洗发女子，蓝色大巴缓慢而笨重地停在广场……那些淳朴、欢乐、饶舌的人们，和我中国故乡的亲人多么相像。年小的多多正是我，陷落在黑暗影院：那串胶片如何制造出一个神奇而辽阔的世界？那个大张的狮子嘴射出的一束蓝色光柱，如何就能将男人女人的欢爱，将可怜可叹的人生，投放在一小方块白色幕布上？奇奇欧，阿尔佛莱德，随影片或哭或笑或吵闹，能将整部台词背下来的……那些人，都是一个个“我”。在电视到来之前的日子，电影院是一个中心，一个充满人世欢爱喜怒的场域。人们在那里出生，起居，相聚，恋爱，争吵，老去，一个个瞬间，在电影院里汇聚成时间之长远，偶然的碰撞构成命定之必然。托纳多雷以其忧伤温暖的镜头，怀旧美好的音乐，叙述自身成长，缅怀亲人、爱者，纪念广场、大海和石头房子；他所唤起的，是我们所有人，对逝去时光，对爱，对故乡的无限依恋和追忆。时间不会消失，时间在呼吸，在树叶上，花瓣上，在鸟的翅膀上，在爱人甜蜜之吻上，在钉在墙上发黄蒙尘的纸片上，在棺木上、祷告上，也在建造与摧毁的名叫天堂的电影院上，在一截一截的胶片上……
我记住的第一部电影是《卖花姑娘》。朝鲜影片，1972年在中国放映，据说是金日成编剧、金正日导演的。我的当知青的父母，收工后，走了三十多里路，到市区去看，看完又冒雨走回农场，都大半夜了。年仅4岁的我留在家里，并没睡着，黑暗中被一只猫惊吓着。或者这才是我对这部影片印象深刻的缘故。《卖花姑娘》的拷贝终于轮转到农场来了。在学校篮球场露天放映，大白天，孩子们就早早搬来凳子、石头、书包、本子占位置，也有赖皮的，看看人不在，将人家占座的东西扔掉，堂而皇之就坐下来，免不了一场闹吵。电影放映机就设在人群中，前方拉一块白幕布，我就如《天堂电影院》的小多多一样，如此惊讶那些影像是如何顺着光柱子，从放映机的“嘴里”吐出来，凝固在白幕布上。露天放映，非常吵闹，大人说话，小孩子跑来跑去，幕布上经常闪过他们的黑脑袋；又时不时胶片中断，幕布上尽闪着花点子，等个十来分钟、半个小时，观众就跺脚、叫喊、吹口哨，灯也亮起来，有时一二个小时，放映机没修好，大家只得怏怏提了板凳回去，次日接下来再看。其实《卖花姑娘》讲些啥，我当时全没记忆，只晓得黑暗中一片啜泣声，甚至有号啕大哭的，妈妈已经看了好几遍，每次都要哭湿手绢。或许，在这样的集体哭泣中，现实生活的重压与苦闷也得到名正言顺的宣泄。
另一部印象深刻的电影，是《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因为小时候经常听父亲唱其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再见吧战友》、《冰山上的雪莲》。电影我则是在八十年代看的，觉得杨排长没系好的领口很潇洒，古兰丹姆与阿米尔的爱情很动人。整部影片洋溢着唯美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即便以今天的眼睛看，这部影片，连同《五朵金花》（1959年）、《阿诗玛》（1964年），无论在情节推进、镜头剪辑、演员表演上，都相当美好、富有艺术感染力，让人想起苏联《这里黎明静悄悄》之类的影片。但是，《冰山上的来客》很快被江青点名，被认为是“大毒草”而遭禁， 乌·白辛，这位曾受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夸奖的编剧，1966年自杀于松花江，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哈尔滨人吴影，“文革”时下放到哈尔滨林机厂，演真古兰丹姆的阿依夏木，一辈子只演了这个角色，19岁结婚，生了4个孩子，一直在粮食系统做一名普通的职工，导演赵心水、满族作曲家雷振邦已于多年前去世……至于《五朵金花》、《阿诗玛》中的女主角杨丽坤，因《阿诗玛》被批评是宣扬“爱情至上的大毒草”，“文革”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精神失常。至此，解放后，中国大陆这类富有艺术美感、多少反映爱情生活的电影，一段时期几乎断绝。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能记忆电影内容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初中，班上有个同学父亲在电影院工作，便常有机会免费看电影，大多是站在左右两边过道，或座位最后一排的空地。碰上有空位置，最是幸福。有时也会花五分或一角钱买了票，舒舒服服坐着看。晚自习也有溜出去看电影的。当时中国大陆电影开始复苏，色调明朗、充满朝气，各种形式都在尝试。诸如反敌特片《黑三角》（1977年），爱情片《庐山恋》（1980 年，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部吻戏，影片中女主角张瑜居然换了26件衣服），伴随电影放映的，往往是一首主题曲传唱中国，如《泉水叮咚》（1982年）插曲“泉水叮咚响”、《小花》（1979年）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最吸引人的是看译制的外国片，电影院总是满满当当，很多人一部影片会看好几遍，广播里又经常同步播放，就能大段大段背诵台词，一字一眼模仿配音演员的腔调，一边看一边跟着念，那时，一个演员的名字家喻户晓，连配音演员都是群众偶像。印象深的有早期译制的苏联的《列宁在1918》、《夏伯阳》，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乐窝》，后来译制的又有墨西哥《叶塞尼亚》（1977年），日本《追捕》（1978年）、《望乡》（1978年）、《远山的呼唤》（1982年），西方的《基督山伯爵》（1976年）、《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年）、《悲惨世界》（1979年）、《佐罗》（1979年）等等。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原创电影开始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最杰出的作品当属年轻的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1984年）、《孩子王》（1987年），获得多个国际奖项，引起世界瞩目。除了这些影片，年小的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部后来再也没看过的影片：大陆与香港第一次合作的，李翰祥导演的《画皮》，后来禁播。那真是惊悚恐怖片，当王生趴在窗户，看女鬼将一张美人画皮抖擞着往身上一披，全场一片惊呼，当女鬼将血喷向宝剑、扑向王生、挖出心脏时，黑暗中有孩子吓哭了，我如同所有少女，捂着眼睛，又从指缝间将这些细节尽数看了，夜晚无数次回忆那些场景，吓坏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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