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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伊朗长大

2012-09-28 22:06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璐诗 阅读

伊朗女作家自传体绘本畅销欧美,同名电影戛纳获奖再掀热潮

 

    伊朗裔女子玛赞·莎塔碧的自传体绘本《我在伊朗长大》,近年来席卷欧亚美。在英国,评论界将她的绘本与从前在民谣里提及民权的鲍勃·迪伦相提并论,两者都成功把大众的视线吸引到原本没那么多人关心的领域中。去年,《我在伊朗长大》中文版推出,可惜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直到上月,由莎塔碧亲自改编导演的同名动画片在戛纳电影节上摘取了评委会奖,才再度引起注意。

  《我在伊朗长大》绘本上简约的黑白线条,一目了然的敏锐。依照莎塔碧“简洁是一种美德”的创作观念,剧组将影片风格着意靠拢“现实主义”,而避免“为卡通而卡通”。影片出来后,莎塔碧觉得效果比原著还好。这次毫不犹豫就答应担当配音的影星凯瑟琳·德纳芙,多年前就提过莎塔碧是她最喜欢的作家,而且用“令人欣喜若狂”来形容她的为人。

  而莎塔碧谈及德纳芙,是谈及“同类”的口吻:“有趣,机智,也抽烟”。

  “黑暗公主”浪迹天涯

  莎塔碧身世不普通:她的曾祖父是伊朗的末代皇帝。只是当时的伊朗皇帝都娶成千个老婆,生下两三千儿女。莎塔碧便是遍布伊朗的“皇孙后代”之一。作为在海外的伊朗人,今年37岁的莎塔碧并不属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逃亡他乡的那一大群。相反,她的亲友对当时的革命非常欢迎。只是后来有人粉碎了他们对民主的希望;而伊朗对伊拉克战争中死去的百万伊朗人,则将他们的梦浸在了鲜血中。在莎塔碧10岁到14岁的少女时期,一边是她父母的朋友捧着走私得来的流行歌星金薇儿的海报欣喜若狂;一边是炸弹随时落下,邻居家瞬间化为乌有。莎塔碧有个她崇拜的叔叔,在巴列维政权下被监禁,革命以后被释放,然后在阿亚图拉统治时期又被抓走。莎塔碧说,《我在伊朗长大》,讲述的就是这个“她自己”的故事。

  她还希望对伊朗平民喋喋不休的“旁人”,看了书能明白自己的处境、心境。

  莎塔碧的家人头脑开放。

  她父母让女佣在浴缸里踩葡萄酿酒,并差点因“私藏酒精”的罪名被抄家。莎塔碧的祖母告诉她祖父在监狱里的事情,同时也告诉她早晚该把乳房放进冷水十分钟,以保持少女的胸部结实。一个敢于表达自我的独立女性逐渐成长起来。

  1984年当她14岁时,她独自被送去了维也纳,离开伊朗前一天,莎塔碧祖母跟她说:“一生中,你会遇到很多坏人……”在维也纳,莎塔碧确实遇到不少“坏人”,她自称自己也曾是其中的一员:随处过夜,吸毒,睡在同性恋和嬉皮士聚众区里。而这一切只为了一场“瞎了眼的爱情”。怀着爱情的幻灭,她回到伊朗。然而对于1989年的伊朗来说,莎塔碧过分“欧化”了。她很快就嫁给了一个搞艺术的,很快又“休”了人家。宾客四百的婚礼上,莎塔碧不愿披着“穿上像老虎”的婚纱,当晚她是全场衣着最随便的一个。

  五年后,她又一次告别伊朗。1997年,莎塔碧来到巴黎,在沃日广场找到了一个五人分享的公寓。她的小厨房里歪着金酒与面饼,墙上贴着莎塔碧“偶像”李小龙的海报,书桌上挂着用香肠做成的“无政府主义”符号。现在莎塔碧与第二任丈夫:一个瑞典人定居巴黎。被英国媒体称为“黑暗公主”的莎塔碧,似乎仍剩余着她少女时期的反叛:如今走进她家做采访的记者,都会首先被屋子里显眼的一个脏字镇住。

  没有家,也看不到未来

  原本莎塔碧只想创作一些轻浅的童书,不过她经常给同屋讲伊朗“奇遇记”,令着迷的同屋们一而再地怂恿她以此为素材创作。于是绘本《我在伊朗长大》就此问世。在此之后,她又推出了《Chickenwith Plums》和《Embroideries》。2003年《我在伊朗长大》在美国上市后,不少好莱坞电影人纷纷表示购买电影版权的意向,但莎塔碧却婉言谢绝。她提出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接受的条件:毫无电影制作经验的她要求亲自导演、拍成一部黑白动画片。直到她得到资金支持这种自由创作,她才同意拍电影。

  尽管创作改变了莎塔碧的生活,她说,即使代价是她创造不出《我在伊朗长大》,自己更情愿有一个不要哭泣不停的童年。《我在伊朗长大》两册的结尾都定格在机场。莎塔碧说,她最讨厌机场,因为“再见”意味“再难相见”;她最爱的词是“永远”——“我们永远在一起”。

  莎塔碧自称不用波斯语写作的原因,一是因为《我在伊朗长大》并非为伊朗人创作的;二来:“大把的波斯语作家比我有才”。在第一册,莎塔碧自称以还是小女孩的自己为主角,当时还有年纪的资本“装可爱”:个体还没有能力做决定,更多的笔墨便集中在周围变幻无常的世界。第二本书中,莎塔碧则已成长为年轻的女人,已经在“介入”。

  她说,如果她是个男人,会将伊朗比作自己的母亲,而法国是她的妻子。莎塔碧以自身体会为依据:“面对新的文化,首要的是将占据内心的本土文化全盘忘掉。跳出来了才能作二选一,还是两者兼受。

  这个时候,恰是自我身份缺失之时。“莎塔碧认为,当离开祖国后,隔一段时间再返回,便两头不着岸,在哪儿都像个”外国人“。”我再也没有家。在哪里我都看不到未来“。现在她已不敢回伊朗。她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感觉很美好,也很难过。

  在莎塔碧眼中,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爱护环境,渴望美好的世界;另一种贪婪而好战。这跟东方西方、男人女人无关。强调自己无宗教信仰的莎塔碧又说:“我知道我会死去,怀着跟一条小虫、一只猫或一只老鼠同样的心情死去”。

    (《我在伊朗长大》定价:20元 作者:(伊朗)莎塔碧,马爱农、左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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