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否认杨义先生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上所下的功夫。从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研究中，杨义如数家珍的材料运用，以及对作者写作首发的分析，都显示了一种“自然之眼”的观察视角。只是我很怀疑，以杨所云的由悟入析，悟析兼济的方法：材料→感悟→分析→理论的这种链条，是否能够称为古典小说研究的科学方法？尽管杨义先生号称“需要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作为研究参照系，这是绝对必需的。”但是，通读全书，我却看不到这种“参照”。建立在杨义先生推崇的“悟性”基础之上的研究方法，仍然与中国古代文人评论诗词的做派相类似，听到佳句，拍案称之“好！”“妙！”然后说两句评语。这样的评论当然也可能是中肯的，但无法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迹可循的理论。
另一方面，杨义先生关于本体系和参照系的强调，与清末以降的“体用”之争颇为相似。这种文化自卫姿态，实际上是心态不够开放的标志。在我看来，中国古典小说尽管有很伟大的作品，但毋庸讳言，西方小说的成就决不稍逊。作为一个现代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批判精神，而非被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温情所淹没，从而丧失理智的判断和思考。《水浒传》的暴力美学，《三国演义》中的计谋和机巧等等，对于中国人国民性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重要作用。而作为写作者来讲，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思想的局限和当时的时代烙印，这些固然要放在彼时彼境来考量。但是，一味为它唱赞歌恐非明智之举。以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没有任何一本中国古典小说，甚至现代小说，能够激发我在阅读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所经历的灵魂深处的颤动和心灵的冲击。这样说并非忽略中国古典小说的伟大成就，只是我认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更开阔的视野和宽广的胸襟，在学术研究中同样重要。比如，龚鹏程先生的《文学散步》，即是中西结合之典范。作者在锐意创新的研究中，同样不乏杨义先生看重的悟性。作者突破了一般“概论”的樊篱，富于才情的新鲜见解处处呈现，成就了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却又相当“好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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