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因素，我成了北大、中大的双聘教授。半年北京，半年香港，说起来很惬意。
可有一点，必须不断变换频道，要不，一不小心就会说漏了嘴。比如，明明是在香港教书，讲着讲着，会提及北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开始很警惕，有些话到了嘴边会突然收住或拐弯，因怕听众不能接受。
反而是学生们鼓励我尽管直说，他们愿意听不同的声音。系里开教授会，讨论棘手问题，系主任有时会问，你在北大碰到类似问题如何处理？
我就结合自身的经历，简单谈谈两所学校的异同。
“隐身”与“在场”
目前香港各大学的教授中，我是脚踩两只船，两边都得适应做得好，各采其长；做不好，各得其短。
香港人的好处之一，看多了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再刺激的言论，再怪诞的立场，也都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是否接受，那是另一回事。有自尊，但不过敏，随你褒贬抑扬，我自岿然不动。
这种心态，我喜欢。具体到大学里，就是保证不同立场、不同学养的人都能畅所欲言，但不保证你说了管用。你必须适应各种礼貌性的点头、鼓掌与遗忘，学会“白说也要说”。虽说香港回归已经十多年了，但“一国两制”的设计，以及此前长期的政治与文化隔阂，两边不容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做到坦诚相见，已经不错了。
目前香港各大学的教授中，不少是大陆背景但在欧美大学拿学位或教职后，转来香港任教的。与这些已经很好地融入香港社会并发挥作用的教授不同，我是脚踩两只船，两边都得适应做得好，各采其长；做不好，各得其短。记得我刚被双聘不久，那时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还再三叮嘱，在香港，要多看看，了解人家大学是怎么办的。
博士毕业，留在北大工作，二十五年来，我虽走南闯北，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但都是来去匆匆，浮光掠影。我曾半开玩笑说，最喜欢谈国外大学如何如何的，多是进修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因为，新鲜感还没过去，净往好处想，且觉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呆久了，你知其然也略知其所以然，了解阳光底下的阴影与黑暗，反而不敢轻易下结论。除了长期工作的燕园，我略有了解的，就只是谈论的香港中文大学了。
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著《看不见的城市》，第六章描写出生于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向忽必烈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或经历过的城市，汗王不满足，责备他不该漏了重要的威尼斯。马可·波罗的答复是：“我每次描述一个城市，其实都是讲威尼斯的事。”威尼斯作为一种底色、一种眼光、一种尺度，深刻影响了马可·波罗对于世界上无数城市的阅读与阐释。同样道理，我对中大等香港大学的阅读与阐释，也深受北大这所题中未有、隐身但在场的大学的影响。
排名的困惑
“大学排名”的影响力急剧提升，成了悬在校长们头上的一把利剑。明知那些凭借真假数字堆积起来的排名不太可靠，可谁也不敢置之不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原北大校长丁石孙访问香港，有记者问他北大和中大哪一个更优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我们北大。有中大教授不服气，投书报纸，历数两校的师资、经费、发表论文、办学条件等，一项项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大的整体实力在北大之上。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此未经证实的传说，可谓“振聋发聩”中大怎么能跟北大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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