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舟：完全是两种性质，多少年下来我已经习惯了。晚上经常有各种应酬，说白了很多我把它称作是俗事。但是这种事情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社会发挥角色的一种人，无论你是在单位角色，你是做父亲也好，做儿子也好，或者做丈夫也好，总是一种社会角色，所以总要按一些常人认为应该的一种方式在做一些事儿。我认为这与绘画无关，绘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自我的状态，每当我在绘画过程中，我完全可以进入自己的另外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可能是个人很享受的，很自我的，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抱负来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好、很满足，这在疲惫的工作下来反而是一种调节，有时候开玩笑说俗事做太多了，总得在内心保留一片净土，就是那种内心最软弱，最干净的，最不容别人去碰的这一块，这一块总得为自己留住。这可能是调节内心，排除世俗烦恼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这两种方式作为我常年的状态，两种方式这么生活着，一方面是习惯，另一方面也确实迫于无奈。单纯从画家角度来说我是不愿意做的，何况这种自由的境界，一种完全自我的境界，这种东西才有可能把自己最内心最真实的一面通过绘画表现出来。但是这么多年，它不仅仅是行政工作的问题，我想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画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记者：您说的这些，正是城市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问题在于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作为文化知识分子、提供精神粮食的文艺创作者的思考方向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文艺工作者怎样不被商品社会所重染？因为或多或少他们影响时代的潮流。
张江舟：这个问题，我想不仅仅是画家，所有的文艺创作者，我感觉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不能停。要不停的跑出去，不停的行走，不停的到远离都市的地方，这实际上寻找一种内心需要的东西，我们在都市里看不到的，或者是一种久违的呼应。
最好的方式要经常走出去，我们出去采风也好，写生也好，搜集素材是前提，但是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我们出去采风和写生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感受真诚，感受美好，去养心养性，把自己的内心培植得强壮起来，把自己内心配置得美好起来，这对绘画创作的作用太大了，古人有句话叫做“画品如人品”。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画有点故弄玄虚，老先生对我们讲，我们老觉得故弄玄虚。几十年后，我们也步入50岁的行列了，已经进入了先生的行列了，几十年回忆起来感觉这是一句真理，画品如人品，人品如画品。横向、纵向的扫描，你会发现所有的著名画家，历史上成功的大画家，人的行为方式，甚至人的性格特征和他的绘画是完全一样的。中间有一个很自然的规律，假如说这个人他的行为方式和性格特点和他的画特殊的情趣感觉不一样的话，他很难是一个好画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没有说真话，他在绘画中没有表达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感觉。所以好的画家，比较成功的、优秀的画家，应该说他的画和人完全一样。
对人的自身的一种人格的修炼，对一个画家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首先要把自己的情感培植好，培植得强壮起来。我从来都不相信生活中一个畏畏缩缩的人，笔底下能画出什么一副强壮的画，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都市很无奈，这种商品环境，人与人之间很多人性很美好的东西，都被遮蔽了，被利益、被金钱遮蔽了，走出去！到一些远离都市的环境里去，你能体验到很多作为人很本真，很美好的东西，作为一个画家要经常做的事情，想出来充电，把自己情感搞强壮，这很重要。
我们现在的生活过于写实，绘画讲写实和写意，缺少的是写意的生活，缺少的是诗性的生活，因为这个商品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简单化，即越来越利益化。所有都以利益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作为人很多内心很美好的东西，作为人类这种呼唤的美好，非常纯朴的原始情感这都不存在了。
记者：不仅行政工作丰富您的人生，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所带来的巨大变革，也使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画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独特的感受，各种感受直接会反映在你各个阶段画面的体现吧？我看您的作品很多画的一些人物，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状态里面有一种迷茫，有一种像呐喊式的悲壮之美！
张江舟:可能是你的一种感受吧！最近这一批画是一个系列，《殇•戊子记忆》系列。08年是汶川地震，我近阶段的这批画和汶川地震有关，这种有关当然我不是直接描绘的汶川地震的抗震的场景，也不是直接描绘的地震之后的那种惨烈的真实的场景。我是在表现一种因为汶川地震给我内心带来的对生命的思考，对美好的瞬间的破碎的问题的一些感受。
记者：从您早期作品中人物画那种沉郁的格调到后来的人物画由灰色转变为清气，到现在画面中凝重的笔墨给人物附加的凄凉感，这也是您近几年的重要转型吗？
张江舟:应该说这几年来我比较集中思考的一些问题，这种深刻的思考也是很享受的过程，在创作过程，这种审美的体验过程也是我非常珍惜的，我觉得它很美好，是很好的一种审美体验。
记者：就像“笔墨当随时代”，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他都脱离不开当下的社会环境，尤其，现阶段在一切向“钱”看的中国社会里，艺术家也或多或少受到艺术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有一些不仅仅是在金钱上的影响，有些受到政治因素以及权利性的事务在干扰。有些艺术家的作品，他最后是被外部的视角，可能带有政治的色彩被做展览、被收藏，很多的艺术家他觉得带着一种政治使命，对所处的国家当下的事物进行批判。在刚才的谈话中，似乎您的个人创作完全享受在自我精神世界里面，在创作的时候，会不会考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然后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创作体系。
张江舟：我没有刻意的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只是希望能够真实的表达我的情感，表达我需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我最想表达的东西，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但是具体到人物画，刚才您也提到现在绘画中有一些政治波谱的表达，有一些社会问题靠得比较近的反映，人物画方面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人物画可能不仅仅是茶余酒后赏心悦目的寄托，它应该承担一种使命，这所谓的使命是什么？我认为应该和当代文化问题，社会问题贴近一些，要通过你的绘画表达你作为一个当代文化人的一个价值判断。而且要坚持你的一种相对比较独立的批判性的立场，人物画家的一种现实文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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