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格林伯格那里，“前卫”更多地是指某种态度，即前卫态度，一种反对既定艺术语言和学院派的态度。这种理解，同样也构成英美对前卫艺术的一般理解的基础。这一点，使格林伯格的前卫艺术理论，与德国美学家彼得·比格尔的前卫艺术理论(或先锋派理论)迥然不同。[详见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以及沈语冰编著《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美术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对比格尔前卫艺术理论的评论。]
格林伯格的早期思想深受马克思(Karl Marx)和霍夫曼(Hans Hofmann)的影响。格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使他对前卫艺术发生了兴趣，因为前卫艺术暗示着，抽象是一种革命的形式，远离美国叙事性绘画的流行趣味。但对格林伯格来说，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艺术家与美术教育家汉斯·霍夫曼。1938年至39年间，格林伯格参加了霍夫曼的夜校。在那里，霍夫曼强调了绘画的形式质量——扁平画布上的色彩、线条、平面及各种形状的“推-拉关系”。在格氏40与50年代的批评中，他发展了这些观念，将它们锻造成一种独特的批评工具。
40年代中叶，格林伯格是第一个支持纽约画派的抽象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及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的人。其时，不要说美国民众尚未认识到这些前卫艺术家的意义，就是极大多数美国批评家也都不认为这些纽约艺术家有什么重要性。只有极少数批评家支持这批艺术家，格林伯格是他们当中最坚决的一位。请读者留意这一历史时刻，格林伯格支持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之时，冷战是否已经开始了?
1950年12月，格林伯格加入美国中情局(CIA)旗下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American 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这是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文化自由委员会”的分枝机构。这一史实，成了后人攻击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御用政客这一不实之辞的主要来源。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格林伯格的批评写作直接地受命于该委员会，或间接地受命于中情局，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作为美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美术机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卷入了美国政府的冷战。那么，格林伯格之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该作何解释?格林伯格四卷本文集的编者奥布赖恩(O’Brian，他本人既不是格林伯格的赞美者，也不是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是较为客观、中立的学者)认为，这一举动只能被解释纽约左派知识分子普遍的政治转向的一种象征。对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现的)普遍感到失望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通过这种“站队”的象征性举动来表明自己对自由的捍卫。
自从用法语写作的加拿大人赛尔热·居尔博特(Serge Guilbaut)《纽约如何盗窃现代艺术的观念》(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1983)发表以来，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就饱受“冷战战士”(cold warrior)之饥，仿佛曾经无人理睬的前卫艺术家们，再度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而，即便是这位带有强烈的法国文化沙文主义情绪的居尔博特先生，也还能在他的书里开宗明义指出：“我的意图并不是想要将这一前卫运动的艺术家们说成具有明确的政治动机，也不是想要暗示，他们的行为乃是某种阴谋的产物。”(Serge Guilbaut , How New York Stole the Idea of Modern Art: Abstract Expressionism,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3)讽刺的是，后人不将这位始作俑者的观点篡改为阴谋论，是不会感到过瘾的。
上世纪末，主持过一项关于“美国中情局与文化冷战”的大规模调查工作的作者弗朗西丝·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曾采访了1954至1961年间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助理的瓦尔多·拉斯姆森(Waldo Rasmussen，1961年以后任馆长)。拉斯姆森告诉这位作者：
有一系列文章在讲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展览计划与文化宣传间的关系;有些甚至暗示这一计划与中情局有关。由于我那几年正好在那儿工作，我能说，这彻头彻尾是假的。国际计划的重点是有关艺术的——它无关乎政治，无关乎宣传。事实上，对一家美国博物馆来说，避开文化宣传的暗示，是极其重要的;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跟美国大使馆或美国政府官员联系并不总是有利的，因为那会暗示这些展览意在宣传，而事实上它们却不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London, Granta Books, 1999, p. 268)
末了，即使是这位竭力想要曝料的作者桑德斯小姐，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中情局与现代艺术博物馆之间有过正式协议。”(“There is no prima facie evidence for any form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CIA and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bid., p.264)然而，全世界的“憎恨学派”(借用哈洛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用词)并不会就此罢休。桑德斯小姐就明目张胆地说：“事实上，它(按指正式协议)根本没有必要。”但是，正如美国学者阿尔温·桑德勒(Irving Sandler)指出的那样：对全世界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及格林伯格的诋毁者而言，提供证据却有必要。(另一项反驳中情局推广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这一论点的、最为晚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是由大卫·考特[David Caute]做出的，见他的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那么，格林伯格本人是如何回应抽象表现主义是冷战的武器这一说法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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